第十一章：錯綜經緯繁麗似錦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養蠶、繅絲、織綢、染印和刺繡的國家，並以“絲國”聞名於世。距今8000年～7300年的甘肅大地灣文化出土了為數不少的陶紡輪，應該視作最早出現紡織的信息。錦繡中華，衣被天下。曆代的織緙染繡，是中國古文化中最珍貴的藝術瑰寶之一。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紀起，中國曆代花團錦簇的紡織品，五彩繽紛的印染品，絢麗璀璨的刺繡品，通過橫貫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傳播到亞、歐、非各國，為世界文明和織繡藝術的發展作出了偉大貢獻，贏得了世界各族人民的讚頌。中國的織染繡和服飾，有著7000餘年的文明史。紡織品使用於衣著，是人類擺脫赤身露體，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
在甘肅辛店出土的彩陶上就有我國最早的上衣下裳的服飾形製雛形。為首的一人頭戴帽，所著的衣裳是上下相連，腰束帶，但無袖，似乎為深衣的前身。目前所知最早的毛織物是距今4300年～4000年的甘肅永昌鴛鴦池半山—馬廠期墓地出土的黃色毛織物。至齊家文化、沙井文化，紡織品多有出土。如永靖大河莊和秦魏家遺址及永昌西崗、柴灣崗墓葬均發現了麻毛織物。
紡織品在甘肅出土文物中占有一定比例，其多種質地、多種機理、多種紋飾、多種色澤的功用與特質，為人們的生存與生活，提供了溫暖和美感。尤其在古代絲綢之路的開拓繁榮中，它扮演了貿易大使、交流媒介的角色，成為西域各國和羅馬貴族追捧青睞的時尚奢侈品。
漢武帝設河西四郡，移民屯邊，從內地帶來了先進的耕作和紡織技術。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紡線錠、纏線板是這一時期當地紡織業技術發展的曆史見證，為這方麵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居延遺址中發現了大量西漢絲織品。敦煌馬圈灣遺址和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有方孔紗、素絹、菱紋、花羅、絨圈錦、套色印花絹和軋紋縐及織錦刺繡針黹盒、刺繡花邊、屯戍人物絹底平繡圖，均是兩漢時期的名貴紡織品，是研究這一時期織繡工藝技術的重要珍貴實物資料。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亂頻繁，而河西的地方政權卻注意勸課農桑，種桑養蠶業頗為發達。武威前涼時期的墓葬出土的絲織物，分刺繡和印花兩種；莫高窟125、126窟前曾清理出若幹北魏刺繡品殘片，包括忍冬紋和聯珠龜背紋橫幅花邊、一佛二菩薩說法圖和供養人像；玉門花海十六國時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絲綢的覆麵、纈染、刺繡胸衣等，證實了甘肅河西地區當時絲織業的繁榮發展。
隋唐時期，甘肅手工業產品和絲綢之路過境的以絲綢為主的商品貿易非常發達。西域胡商攜帶大量珍寶來河西交換絲綢及絲織品。唐代的織錦創造了由緯線顯花的緯錦，突破了以前經錦花型單元較小的局限，可以織出大塊麵甚至獨窠的圖案。花紋以聯珠對禽對獸為主，有對孔雀、對鳥、對獅、對鴨、大鹿、龍紋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紋樣。還有騎士錦、寶相花鳥錦、暈綢錦等新的品種。隋唐的繡品主要發現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如花卉繡、蓮花傘蓋繡、飛鳥踏花繡、牡丹蓮花繡等，用齊平針法繡花葉紋，創造了用單套針、接針和搶針法，繡出形象生動的飛鳥展翅紋。繡紋色澤層次豐富，具有寫生的逼真效果。敦煌藏經洞的打開，使無數的文書、寫經和各種絲綢製成的佛幡、經軼、繡像昭顯世界。其中的織錦，有中原風格的，也有中亞風格的，還有大量的刺繡、夾纈及緙絲等織物。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唐代纈染經袱、紅地中窠小花對鳥紋錦、聯珠花鳥紋波斯錦，為這一時期絲織工藝和絲路貿易及文化交流等方麵都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宋元明清時期，我國織染繡品得到了全麵發展。兩宋以後，織繡手工業重心南移，以江南地區的江蘇、浙江兩地生產為最盛。宋代官營織造擴大到州府。除京都的綾錦院外，在青州、益州、梓州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等名貴品種。元代在全國各地廣設羅局和繡局，總管府下有織染局、綾錦局等。明清時期以江寧、蘇州、杭州三地的織造府最為重要，稱江南三織造。在這一時期甘肅保存的織繡重要的有，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的元代棕色團花妝金緞雲頭荷包、煙色羅帽、妝花鳳戲牡丹紋綾夾衫、妝花雲雁銜葦紋紗夾袍、黃地寶相花織金錦胸衣等，絢麗精美，極盡奢華。另外，在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民族博物館珍藏著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皇帝禦賜給七族黃番（清代對裕固族的稱呼）裕固族大頭目的龍袍，是當時各民族團結、文化融會的曆史見證。龍袍質地精良，花紋圖案精美，對研究清代織繡藝術具有重要的價值。
甘肅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絲綢之路的要衝，保存了大量各種質地的珍貴紡織品，這些實物標本反映了中國古代紡織工藝的精湛技藝和輝煌成就。
紡線錠、纏線板
我國古代的紡織工藝技術十分發達，精湛的絲綢著稱於世。這除了我國手工業勞動者的技術高明外，紡織工具的發明和不斷革新也起了很大作用。1959年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紡線錠、纏線板為這方麵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紡線錠長20.2厘米。出土時紡線錠、纏線板用具均置於葦胎織錦針黹盒內。其製作精巧，打磨光滑，是珍貴的漢代紡織工具，紡線錠、纏線板上纏繞的絲線曆經兩千餘年，至今仍具有光
澤。紡線錠是紡車上的部件，錠上還有線，因此，它的發現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在古代要把麻、絲、毛、棉等纖維原料加工成紡。織品，首先必須紡成紗線。我們的祖先很早就開始用“紡專”進行紡紗，在我國各地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裏，都曾經發現過大量的這種原始紡紗工具。所謂紡專，是由陶質或石質製作的圓塊，直徑五厘米左右，厚一厘米，叫“專盤”，中間有一個孔，可插一根杆，叫“專杆”。紡紗時，先把要紡的麻或其他纖維撚一段纏在專杆上，然後垂下，一手提杆，一手轉動專盤，向左或向右旋轉，並不斷添加纖維，就可促使纖維牽伸和加拈。待紡到一定長度，就把已紡的紗纏繞到專杆上。然後重複再紡，一直到紡專上繞滿紗為止。這種紡紗方法是很原始的手工勞動，既吃力又緩慢，拈度也不均勻，產量和質量當然都很低。經過長期的生產勞動，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一種手搖單錠紡車出現了，很快代替了紡專，成為紡織手工生產的重要工具。
紡車最早出現在什麼時代，目前還無法確定。關於文獻記載最早見於西漢揚雄（公元前53年~18年）的《方言》，在《方言》中叫做“繀車”和“道軌”。單錠紡車最早的圖像見於山東臨沂金雀山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刻有紡車圖的有四塊。1956年江蘇銅山洪樓出土的畫像石上麵刻有幾個形態生動的人物正在紡絲、織綢和調絲操作的圖像，它展示了一幅漢代紡織生產活動的情景。這就可以看出紡車在漢代已經成為普遍的紡紗工具。因此也不難推測，紡車的出現應該要比這一時間早。
在紡織麻、絲、棉等生產實踐過程中，為了提高質量和產量，我國勞動人民是不斷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在手搖紡車的基礎上創造了腳踏紡車和水力紡車，把紡紗技術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腳踏紡車是利用偏心輪在紡車製造上完成的一次改革。腳踏紡車的最早發明時間還有待研究，現在能見到的是公元4世紀我國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約345年~406年）一幅畫上的腳踏三錠紡車。後來在元代皇慶二年（1313年），我國著名的農學家王禎在他所著的《農書》上也出現了三錠腳踏棉紡車和三錠、五錠腳踏麻紡車，證明了腳踏紡車從東晉以後一直都在使用。在王禎的《農書》中，除了對手搖和腳踏紡車作了全麵總結外，還介紹了另外兩種新的紡車，大紡車和水轉大紡車。大紡車，不同於舊的紡車，紡紗的錠子更多，達到三十二枚，這樣它的生產力就顯著提高。一般的單錠紡車，一天隻能紡三到五兩紗，三錠也不過七到八兩，這是指棉。紡麻，用五個錠子也不超過二斤。大紡車是紡麻的，一天一夜可以紡一百斤。紡織的時候需要集中多家的麻，才能滿足它的生產要求。其次，大紡車的傳動已經采用和現在的龍帶式傳動相仿的集體傳動了。
腳踏紡車是我國古代紡織機械史上的重要發明。漢代紡車，根據畫像石上所畫的形狀看，和明代《天工開物》上的紡車類似。這種紡車的結構雖然比較簡單，但是紡紗功效已經比紡專提高大約二十倍。這種紡車上已經使用繩輪傳動，證明我國早在2000年前就在工具機上使用繩輪傳動了。使用這種紡車，還可以加拈、並合比較均勻一致的不同粗細的絲或弦線。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紡線錠，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使用紡車了。它的發現，反映了這一地區在漢代紡織業及紡織技術的發展。紡線錠、纏線板現藏甘肅省博物館，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葦胎織錦針黹篋
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種桑養蠶的出現以及繅車和手搖紡車的發
明，我國紡織、印染繡織技術已經非常普及。紡織物的種類繁多，有紗、絹、紈、縞、綺、羅、縵、綈、錦等。其中多彩提花的高級絲織品兩色錦和三色錦已被考古發現證明，織物結構上已創造出了三色經的重經組織，花紋循環大，織錦技術得到了高度發展。用於彩繪織繡色彩的朱砂、空青、石黃等礦物顏料和靛藍、茜青、桅子等植物染料的色譜有所擴展，色彩已有青、赤、黃、白、黑等五種正色及五種間色。秦漢時期，絲、麻、毛、棉等原料得到了充分利用，紡織手工機械全麵發展，繅車、紡車、絡絲、整經工具多樣化。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絲織品和衣物200多件，代表了西漢初期繅絲、織造的最高水平。
甘肅武威從西漢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設郡以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達，不久就成為絲綢之路上河西的重鎮。東漢、魏晉時更成為長安以西的政治經濟要地。從考古發現來看，武威磨嘴子、五壩山西漢墓出土的素錦及各色提花錦，數量繁多，其中一件淺藍底色錦上織有靛藍提花圖案，質地細薄，色澤鮮豔，實為罕見。出土的大量製作精細、花紋圖案精美的絲織物，反映出這一時期絲織、刺繡技術工藝具有極高的水平。特別是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東漢墓中發現一件葦胎織錦針黹篋。篋麵四周用赭、白兩色平紋經錦縫成寬邊，中心綴一幅絹底刺繡。刺繡和過去發現的漢繡雖然都用鎖繡法，但像這樣細絲線的繡品，則為以前所未見。邊框所用的平紋經錦極薄平，也和以前發現的厚重漢錦不同，是一件極為難得的精品，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葦胎織錦針黹篋，由蓋、底兩部分組成，蓋長33厘米，寬20厘米，高17厘米；底為長方形，長32厘米，寬18厘米，高17.5厘米。篋胎為葦草編織，篋四周用赭、白兩色平紋經錦縫成寬邊雲氣紋，中心綴飾一幅絹底刺繡卷草紋，刺繡係用細線鎖繡而成。漢代的刺繡與織錦齊名，常錦繡並稱，它的花紋不是織成的，而是在織好的織物上以針剌添附各色絲線，繡出各種彩色絢麗的花紋，漢繡顯示了高度的藝術想象力和熟練的技巧。這件集錦、繡一體的針黹篋，反映了當時織造工藝的高超水平，是古絲綢之路上出土漢代絲織品中保存完好的珍品。
古代稱“黹”、“針黹”，多為婦女刺繡所作。刺繡是隨著絲織業的
發達而昌盛起來的一種家庭手工工藝。古代婦女一般從小就接受一些關於紡織、剪裁、縫繡等方麵技藝的家庭教育。這類技藝俗稱“女紅”，是每個婦女都應掌握的基本功。我國數千年的農業文明，不僅樹立了以農為本的思想，同時也形成了男耕女織的傳統。女子從小學習描花刺繡，紡紗織布，裁衣縫紉等女紅活計，在江南一帶尤為重視。即使貴族階層的婦女，雖不必從事繁重的家務勞作，但還是要會點針線活兒，哪怕僅僅是為了消遣。《漢書·哀帝紀》就記載:“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從事“女紅”，必有一套常用的工具，這就是古代婦女差不多人人都有的“針黹盒”。工具之外，還可放置一些繩線、花邊、錦料、絹頭之類。由於針黹盒是婦女們每天與之相伴的心愛之物，故必然被製作、打扮得精美悅目。此盒為葦胎編織，篋麵集織錦和刺繡於一身，都成為中國古代絲織文明的曆史見證，更加提高了它的藝術品位和曆史價值。武威出土的葦胎織錦針黹篋是漢代“絲綢之路”上發現的一件具有極高織造工藝水平的葦胎絲織針刺物品，是研究我國古代繅絲紡織、染印和剌繡工藝的珍貴實物資料。該器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刺繡花邊
刺繡，又名“針繡”，俗稱“繡花”。以繡針引彩線（絲、絨、線），按設計的花樣，在織物（絲綢、布帛）上刺綴運針，以繡跡構成紋樣或文字，是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工藝之一。據《尚書》載，遠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製度，就規定“衣畫而裳繡”。至周代，有“繡繢共職”的
記載。目前傳世最早的刺繡，為戰國時期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的兩件繡品。觀其針法，完全用辮子股針法（即鎖繡）繡成於帛和羅上，針腳整齊，配色清雅，線條流暢，將圖案龍遊鳳舞、猛虎瑞獸表現得自然生動，活潑有力，充分顯示出楚國刺繡藝術之成就。漢代繡品，在敦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宗墓、內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魯番阿斯塔那、長沙馬王堆古墓中皆有出土。從這些繡品看，漢繡圖案主題多為波狀之雲紋、翱翔之鳳鳥、奔馳之神獸，以及漢鏡紋飾中常見之帶狀花紋、幾何圖案等。當時流行的織品為“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光明”等吉祥文字之絲綢錦絹。其技法以鎖繡為主，將圖案填滿，構圖緊密，針法整齊，線條極為流暢。甘肅省博物館收藏一件1959年武威磨嘴子墓葬出土的漢代刺繡花邊，反映了當時的工藝製作水平。
刺繡花邊呈鋸齒形，采用辮繡法施繡。花邊長約60厘米，在不到一平方厘米的三角形空間裏連續繡出姿態各異、楚楚動人的水鳥，配色古雅，醒目柔和，其刺繡工藝已達到很高的水準。此花邊應為當時婦女衣衫的領邊，對研究漢代服飾及刺繡工藝製作水平有重要參考價值。
據有關史料記載，秦漢時男子的常服為袍，這是一種源於先秦深衣的服裝，原僅作為士大夫所著禮服的內襯或家居之服。士大夫外出或宴見賓客時，必須外加上衣下裳。到了東漢，袍才開始作為官員朝會和禮見時穿著的禮服。它多為大袖，袖口有明顯收斂。袖身寬大的部分叫袂，袖口緊小的部分叫袪。衣領和袖口都飾有花邊，領子以袒領為主，一般裁成雞心式，穿時露出裏麵衣裳。此外，還有大襟斜領，衣襟開得較低，領袖用花邊裝飾，袍服下麵常打一排密褶，有時還裁成彎月式樣。禪衣是一種單層的薄長袍，沒有襯裏，用布帛或薄絲綢製作。這時期袍服的樣式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直裾，一是曲裾。曲裾就是戰國時的深衣，這種樣式不僅男子可穿，也是女裝中最常見的式樣。這種服裝通身緊窄，下長拖地，衣服的下擺多呈喇叭狀，行不露足。衣袖有寬有窄，袖口多加鑲邊。衣領通常為交領，領口很低，以便露出裏麵衣裳。有時露出的衣領多達三重以上，故又稱“三重衣”。直裾，又稱詹褕，為東漢時一般男子所穿。它是禪衣的變式，不作為正式禮服，但適用於其他場合。秦漢時男子的短衣類服裝主要有內衣和外衣兩種。內衣的代表服裝是衫和搏。衫，又稱單襦，就是單內衣，它沒有袖端。搏，是夾內衣，外形與衫相同，又稱“短夾衫”。外衣的代表服裝是襦和襲。襦是一種著棉絮的短上衣。因其長僅及膝，所以必須與有襠褲配穿。當時的顯貴多用紈（細絹）做褲，故有“紈褲”之稱。漢代也實行佩綬製度，達官顯宦佩掛組綬。組，是一種用絲帶編成的裝飾品，可以用來束腰。綬，是用來係玉佩或係印紐的絛帶，有紅、綠、紫、青、黑、黃等色。它是漢代官員權力的象征，由朝廷發放。按照規定，官員外出，必須將官印裝在腰間的鞶囊之內，將印綬垂在鞶囊外麵。人們可以根據官員所佩綬的尺寸、顏色及織法來判定他們身份的高低了。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這件漢代刺繡花邊，從花邊形狀來判斷，它是當時一件女裝的領邊，雖然整體衣服不存，但從遺留的這一精美的刺繡花邊來看，它是漢代的一件貴婦人穿的服飾。從刺繡花邊保存的某些方麵看，與漢代服飾記載的很吻合，如花邊的紋飾，女裝領口多加鑲邊等。它的發現，對研究漢代織繡藝術及服飾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屯戍人物絹底平繡圖
中國的刺繡工藝曆史悠久，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刺繡是殷商和西周
時期的製品。戰國時期的刺繡已很精美，這時期的刺繡用的都是辮子繡針法，也稱辮子繡、鎖繡。湖北江陵馬山矽廠一號戰國楚墓出土的繡品，有對鳳、對龍紋繡、飛鳳紋繡、龍鳳虎紋繡禪衣等，都是用辮子股施繡而成，並且不加畫填彩，這標誌此時的刺繡工藝已發展到成熟階段。這些繡品在圖案結構上非常嚴謹，有明確的幾何布局，大量運用了花草紋、鳥紋、龍紋、獸紋，並且浪漫地將動植物形象結合在一起，手法上寫實與抽象並用，穿插蟠疊，刺繡形象細長清晰，留白較多，體現了春秋戰國時期刺繡紋樣的重要特征。長沙馬王堆墓葬的繡衣和繡品，圖案以“辮繡”的線來造型，花紋千姿百態，色彩斑斕，表明西漢時期的刺繡已經發展到極高水平。漢代的刺繡應用更廣泛，貴族、富商多以絲織刺繡品作服裝和禮物，社會需求大增。漢代刺繡的針法，主要是運用辮子繡，它是以絲線圈套連接而成的，可以單向鎖繡表現輪廓，也可以圈排、並排鎖繡成麵飾。辮子繡以長壽繡、信期繡、乘雲繡為代表，表現龍紋與雲紋、鳳紋與雲結合。它在漢代一直占著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