璽印的造型與雕刻是我國的一種極富藝術特色的文化。早期的璽印多為青銅質。遠在青銅器時代就以卓絕的青銅冶煉技藝，為古璽印的製作奠定了優越的基礎條件；而華夏文明特有的青銅器鑄刻銘文的傳統，又給璽印文化的風格與藝術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天地。璽印文化最初是在青銅文化浸潤、熏染下孕育而成的，甚至可以說是燦爛的青銅文化的一個分支。但伴隨著中國玉石文化的發展，人們對美玉的珍愛，使璽印文化也就自然地融入玉石這一領域。據《獨斷》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也。”這方印為魏晉時期的一枚私印，其玉質細膩平滑、色澤潤美，為優質的和田白玉雕刻而成。不論是玉石、文字、刻工等都極為精美，可為這一時期玉璽印的優秀代表作品。因此，它的發現是研究這一時期璽印文化以及雕刻藝術的珍貴實物資料，被國家文物鑒定專家組定為國家一級文物。該印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
涼造新泉
涼造新泉，是古代涼州（即今武威）鑄造的錢幣。它是近世錢幣界所矚目的罕見的錢幣之一，被稱之為“中國古代錢幣寶庫裏的一顆明珠”。在曆史上因各種史誌均無記載，傳世的數量極少，許多收藏者輾轉得之，“往往視若拱璧，秘不示人”。對涼造新泉的鑄造年代，一直懸而未決，不能定論。涼造新泉錢形薄小，篆文直讀，錢徑約1.8~2.2厘米之間，重量在1.4克~2克左右，有內外廓，文字瘦小端正，疏密勻稱。據有關資料記載，最早是在清嘉慶十年（1805年），武威知縣劉清園在涼州發現了3枚。據專家估計，建國前流散於國內外收藏家手中的約有30多枚，涼造新泉的記載見於《吉金所見錄》《古泉彙考》《春草堂錢式圖》《沐園泉拓》、《東亞錢誌》、《古錢大辭典》、《曆代古錢圖錄》等錢幣學書
籍著作。但因時代的局限，那時的錢幣學者和研究收藏家大多是爭奇鬥豔，追求所謂的“珍品”為目的，而對這些珍品的出土經過未能進行係統地整理和綜合研究，使這些珍品變成了“孤品”。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文物考古事業有了空前發展，錢幣學、貨幣史的研究，也通過采集或發掘獲得大量珍貴可靠的資料，因為有出土地點的墓葬、地層和共存物作依據，在推斷錢幣的鑄造年代及其流通範圍有了很大進展，逐漸擺脫了舊古錢學“以錢論錢”的影響，填補了很多前人無法涉足的空白領域。
建國後，涼造新泉有幾次大的重要發現。1984年《中國錢幣》第4期首次報道了1972年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李王（章懷太子賢次子，章懷太子唐代曾任涼州都督）一批窖藏中發現了1枚涼造新泉；1984年武威東關修汙水管道時出土一批銅錢，其中揀出3枚涼造新泉；1989年武威西營宏寺村出土17000多枚銅錢，其中發現涼造新泉多枚；1990年又在這裏出土銅錢13000多枚，其中發現涼造新泉10枚。幾次出土涼造新泉20餘枚，通過對這些錢幣的係統整理與綜合研究，對涼造新泉的流通區域和使用年代有了進一步的明確認識。從與涼造新泉出土的其他貨幣分析，“鑄造年代最早的是秦漢半兩，鑄造年代最晚的是後趙石勒（319年~351年）所鑄造的豐貨錢”。由此可以肯定，涼造新泉的使用下限期不晚於前涼時期。這為我們研究涼造新泉的鑄造年代及流通區域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和可考的根據。
對於涼造新泉的研究，目前來看此錢為涼州所鑄，史學界的觀點始終是一致的，因為它大都發現於涼州，因此主要流通範圍也在古代涼州所轄地區，並且錢文明確鑄有“涼造”二字，所以涼造新泉應是代表地名“涼州”所鑄的錢，這是無可置疑的。但對於它的鑄造年代，史學界爭論很大，歸納起來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王莽時期涼地所造或是東漢初年竇融所鑄。其主要依據是：涼造新泉的形製、製作、書法皆酷似新莽的“貨泉”；涼造新泉形製、文字與新莽“貨泉”如出一模；涼造新泉之“新”字乃記莽之國號；涼造新泉為莽時涼地所造。另一種認為是十六國時期前涼張軌及其後人所鑄。其理由是：《晉書·張軌傳》有記載，“索輔諫言於軌……宜複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製準布用錢，錢遂大行”，斷定涼造新泉為前涼張軌鑄；也有人認為張軌曾鑄另外一種五銖，是誤解了史書的語句。但在用錢之後，他自己的政權或是統治下的人民鑄造五銖，卻是有可能的，遺留下來的涼造新泉，可能是張軌的後人所鑄。近年來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對武威出土的這一時期的相關貨幣進行了係統的整理研究和綜合分析，對涼造新泉的斷代有了新的進展，並找出了一些規律性依據：凡伴隨有涼造新泉出土的貨幣窖藏，均有十六國時期後趙石勒（315年~351年）鑄造的“豐貨”錢和後漢李壽（318年~343年）在四川鑄造的“漢興”錢。與此相反，在三國及兩漢時期發現和出土的窖藏錢幣中，均未有一枚涼造新泉發現，即就是在武威雷台漢墓，出土3萬多枚銅錢，為這一時期墓葬銅錢數量之最，也未發現一枚涼造新泉。為此，可以肯定涼造新泉為前涼時期所鑄。同時根據出土的不同版別，還對它的版式進行了研究探討，據目前發現的涼造新泉，至少有三種以上的版式。
涼造新泉的發現，不僅為研究當時涼州的貨幣經濟、通流狀況及中國貨幣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而且為弘揚中國錢幣文化，宣傳武威、甘肅乃至中國發揮了作用。1992年《名城武威出土的涼造新泉》作為中國錢幣研究論文，第一次參加了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的第十一屆世界國際錢幣研究大會，會上中國代表進行了交流，得到各國錢幣專家的好評。涼造新泉現藏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
銅虎符
古代君主傳達命令或征調軍隊需要一種信物作為憑證，這種憑證稱為“兵符”。兵符由金、玉、銅、竹等材料製成，其中以銅鑄的為多。已知最早的且最有影響的是戰國時期以銅鑄成的虎形兵符，故稱為“虎符”。
一隻銅老虎，一剖為兩半，右半邊留中央，左半邊發給地方官吏或統兵將帥。調發軍隊時，須有使臣持符，兩符相合，方能發兵。現代常用的“符合”一詞，便源出於此。在曆史上，存世銅虎符品種較多，其形狀、數量、刻銘以及尊卑也有很多較大的變化，形式多種多樣，演化嬗遞線索清楚。其上刻鑄文字亦是當時政治、軍事製度的側影，是頗為重要的曆史文物。
1974年在甘肅莊浪縣陽川公社葫蘆河南岸曹家塬出土虎符係黃銅所鑄，為立虎狀，高48毫米，長70毫米。一枚正麵為陰刻小篆“長利府”三字，背麵陰刻楷書“右武衛”、“長利二”六字。另一枚正麵為陰刻小篆“大華府”三字，背麵陰刻楷書“左武衛”、“大華三”六字。
莊浪銅虎符上“係之以衛府，冠之以地名”，是隋大業三年以後兵符上的一大特色。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這是隋代府兵組織係統的一次重大變更。各地鷹揚府分別隸屬於十二衛。《隋書·百官誌》載：“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總府事，並統諸鷹揚府。”鷹揚府分內軍和外軍，原三衛改名三侍，也統一設置鷹揚府，此為內軍鷹揚府。大業三年後，鷹揚府逐漸冠以地名。莊浪銅虎符正麵均小篆陰刻鷹揚府名，為外軍鷹揚府名。莊浪位於甘肅東部，是聯結天水、隴東、關中地區的交通要衝，隋代屬天水郡。莊浪成批發現銅虎符，均為右半，按規定當存內庫。可能是因隋末兵敗，內庫有職吏攜符逃亡至此，見隋王朝大勢已去，遂埋符於地下。它的發現對研究這一時期軍事製度具有重要的價值。
虎符最早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當時采用銅製的虎形作為中央發給地方官或駐軍首領的調兵憑證，稱為虎符。虎符的背麵刻有銘文，分為兩半，右半存於朝廷，左半發給統兵將帥或地方長官，並且從來都是專符專用，一地一符，絕不可能用一個兵符同時調動兩個地方的軍隊，調兵遣將時需要兩半勘合驗證，才能生效。在中國曆史博物館中藏有西漢“堂陽侯錯銀銅虎符”（漢錯銀銅虎符）一枚，長7.9厘米，高2.5厘米，虎作伏狀，平頭，翹尾，左右頸肋間，各鐫篆書兩行，文字相同，曰“與堂陽侯為虎符第一”。西安市的陝西博物館也藏有一枚從西安西郊發現的虎符，據考是公元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的戰國文物，稱為秦代錯金“杜”字鐧虎符，高4厘米，作猛虎疾奔狀，象征軍威和進軍神速。虎符的身上刻有嵌金銘文40字，記述調兵對象和範圍，製作極為精巧。
虎符在古代戰爭中曾發揮重要的作用，也發生了很多與其相關的故事。公元前258年，秦國圍攻趙國國都邯鄲，趙國向魏國求援，魏安厘王因懼強秦，屯兵不前。魏王的弟弟信陵君在魏王寵妃如姬的幫助下，竊取兵符，馳往魏將晉鄙軍中，殺死了疑惑不定的晉鄙，憑借虎符率軍擊敗秦兵，解了趙國之圍。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竊符救趙”的典故。
在《三國演義》第五十一回中，曹操因赤壁之戰兵敗北退，諸葛亮則趁南郡空虛，命勇將趙雲奪城成功，並且俘獲守將陳矯，取得虎符，然後以此虎符詐調荊州守軍出救南郡，趁勢又由張飛襲取了荊州，接著再用同樣的方法調出襄陽守軍，乘機由關羽襲取了襄陽。諸葛亮僅憑一個小小的虎符，便將曹兵調開，兵不血刃就奪取了三處城池，而耗費許多錢糧、兵馬的東吳周瑜卻一無所獲，如何不生氣？由此可見當時虎符作用之大。
到了唐代，唐高祖為避其祖李虎的名諱，廢止虎符，改用黃銅做魚形兵符，稱為“魚符”。武則天當朝後改為“龜符”，中宗年間又恢複為魚符。魚符也分左右兩半，中縫處刻有“合同”兩字，分開後，每半邊符上隻有半邊字，合在一起才見完整的“合同”兩字，所以又稱此符為“合同”。後代簽約，一式兩份，中縫蓋章，雙方各持一份憑據。這種憑證統稱為“合同”。“合同”一詞由此而來。
銅虎符是曆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特定產物，因它有認符不認人的缺點，故有其弊害，所以，在宋代使用了一陣虎符、豹符之後，終於完成了“以令諸侯”的角色。
1974年在甘肅莊浪縣陽川公社葫蘆河南岸曹家塬出土銅虎符共十四枚，每枚均有編數，編數最大的是五，屬發兵之例，與應劭之說符合，當然也可以認為這批銅虎符是用於軍事行動的憑證，是研究我國古代軍事製度的珍貴實物資料，被國家文物專家組定為國寶，現藏甘肅省莊浪縣博物館。
牛角梳
梳子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傳說，梳子是軒轅黃帝第二妻室方雷氏，受了魚骨頭的啟發而發明的，從此廣大婦女，甚至男人方告別蓬頭垢麵的曆史。那時沒有鋸子，梳子還隻能用竹枝做，比較粗拙。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陸續出現了木梳、骨梳、角梳乃至金屬梳，形狀大小不相同，梳齒排列不一樣，功能用途不一致。據史料記載和考古發掘出土文物證實，我國早在商周時期已經使用骨製和銅製的梳子。戰國時期由於漆器手工業的發達，流行彩繪髹漆木製的梳子。到了唐代，出現了有金、銀、玉、翠、象牙等製作的梳子。揚州唐代墓葬中還出土了一把形製十分特別的“金梳”，這把“金梳”的下端是梳齒，上端的梳背十分寬，尺寸超過了梳齒。在寬寬的梳背上透雕有雙鳳圖紋，周圍還飾有五層花邊，最外一層花邊上又雕有“五蝶戀花”的圖紋，做工極其精美。顯然，這把金梳不是當作普通梳子使用的，尤其是梳背這麼寬，雕鏤這麼細膩，看來是把梳齒插入發髻，梳背則留在發外，是當作一件精美貴重的裝飾品來使用的。從這些情況來看，這時的梳子不僅僅是梳理頭發的實用器具，而且也是當時婦女打扮裝飾用的發飾。在唐詩中就有“滿頭行小梳，當麵施圓靨”，“舞處春風吹落地，歸來別賜一頭梳”，形象地描述了唐代婦女用梳子作發飾的情景。唐代人用梳子作為首飾在文獻上也是有記載的，如薛昭蘊的《女冠子》詞中曰：“翠鈿金篦盡舍”；花蕊夫人的《宮詞》中也雲：“斜插銀篦慢裹頭”。同時這一時期在梳子上還雕鏤或鑲嵌有龍鳳、花鳥、人物等各種圖案。1980年7月，在武威市城南15公裏的南營鄉青嘴灣，在一座唐代吐穀渾慕容氏王族五原公燕王慕容曦皓之妻、武氏夫人墓中，出土了一件唐代開元年間下葬的梳子。此梳質地為牛角，在梳背的兩側麵鑲嵌螺鈿綠鬆石，其圖案精美，色彩絢麗華貴，五光十色，光彩奪目，反映了盛唐時期鑲嵌製作水平的高超技藝，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牛角梳，長10厘米，寬5.5厘米，梳齒細而密。梳背兩麵采用鑲嵌工藝。用螺鈿鑲嵌石榴、桃子、梅花、靈芝等八寶圖案，富麗、絢爛，精美絕倫；花朵的蔓莖用貝殼片鑲嵌，線條精細、柔美、流利；舒展在蔓枝中的花葉又用綠鬆石鑲嵌，顯得翠綠，給人以真實感。用貝殼片鑲嵌的三隻蝴蝶，飛舞花朵和果實之間，給人以動感；最周邊用綠鬆石和貝殼交替鑲嵌半圈連珠紋，紋飾錯落有致，顯得疏密勻稱。整個構圖結構嚴謹，色彩斑斕，有靜有動，給人以真實自然之感，表現了盛唐時期高超的鑲嵌工藝。
螺鈿又名“螺甸”“螺填”“鈿嵌”“陷蚌”等，是利用蚌殼薄片製成人物、花草、鳥獸等形象，鑲嵌於器物上的一種裝飾工藝。硬螺鈿使用的鈿片，是由質地較厚實，色彩單一，不很鮮豔的老蚌、玉珧、硨磲等的貝殼製作，常用的鈿片厚在0.5~2厘米之間，硬螺鈿又稱厚片螺鈿，軟螺鈿則采用虹彩濃豔的鮑魚殼製作，具有美麗動人的珍珠光澤，在受到光線照射時，更是五彩紛呈，閃爍變幻，絢麗多彩。這件牛角梳鑲嵌的螺鈿，具有軟螺鈿鑲嵌的特點。
螺鈿鑲嵌器物裝飾圖案，既是中國傳統的鑲嵌工藝，又是髹漆工藝的裝飾手段。它的曆史可以上溯到殷商時代，當時已出現了在漆器上粘貼金箔和鑲嵌鬆石的做法。唐代螺鈿工藝極為盛行，並開螺鈿技術運用於鑄鏡的先河。1955年在河南洛陽市澗西出土的一麵唐代銅鏡，正麵光素平滑，可以照人；背麵裝飾是用螺鈿鑲嵌的飲樂圖。有人物、樹木、花鳥、明月，構圖滿地落花紛紛，一派鳥語花香、樂聲悠揚、祥和溫馨的氣氛。圖案以載片螺鈿平複鑲嵌，生動逼真，充滿生活氣息。到唐玄宗時期，螺鈿鑲嵌技藝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武威唐墓出土的這件牛角梳來源於皇室，並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埋葬的墓中出土，再現了這一時期高超的螺鈿工藝水平。它嫻熟地運用了軟螺鈿虹彩濃豔的魚殼鑲嵌，又與綠鬆石搭配，使其光彩瑩潤，絢爛異常，達到極高的藝術效果，是一件既有實用價值，又有觀賞價值的精美作品。牛角梳現藏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
阮鹹琵琶
琵琶是古代的一種撥弦的民族樂器。它有四根弦，下部是瓜子形，上部為長柄。按它的類別，人們常稱有曲頸琵琶和阮鹹琵琶幾種。曲頸琵琶起源於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一帶），據《舊唐書·音樂誌》：“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故又名“龜茲琵琶”。它在南北朝時期傳入我國，盛行於隋、唐、五代時期，是唐代坐部伎中必不可少的一種樂器，曲頸琵琶音域寬廣，音色優美。1975年春在揚州市邗江縣楊廟鄉蔡莊發現了一座五代楊吳時期的墓，出土了兩件保存完好的曲頸琵琶，一大一小。大的為實用器，身寬約26厘米，長約60厘米，有共鳴箱；小的為明器，身寬19厘米，長55厘米，無共鳴箱。它們的下部呈扁平半梨形，上部為曲頸，指板四孔，弦軸四根，為配有撥子彈奏的四弦曲頸琵琶。它的發現實為研究我國古代樂器的珍貴實物資料。
阮鹹琵琶，也稱月琴，是由秦時琵琶演變而成。阮鹹就是魏晉竹林七賢中的阮鹹，他是一位音樂家，精通音律，善彈琵琶，經常把樂器當作消煩解憂的工具。他曾把秦時流傳下來的琵琶加以改製，而成為一種新型的樂器，這就是後人所說的“阮”，即阮鹹。1980年7月，武威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城南15公裏的南營鄉青嘴灣清理唐代吐穀渾王族的幾座墓葬時，在大唐故武氏夫人墓中出土了一件樂器，就是阮鹹琵琶的一種，因為它出自唐代墓葬中，所以應該稱之為“唐代阮鹹琵琶”。這是迄今為止國內發現的唯一一件阮鹹琵琶，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出土琵琶的墓葬為南北向單室磚券墓，由墓道、墓門、墓室三部分組成。因墓葬塌陷，經雨水衝擊，大部分文物已殘，這件樂器也因墓室填土的擠壓和潮濕，出土時音箱已殘損。琵琶為四弦，殘長28.5厘米，其中柄頭長14.3厘米，柄杆長12.2厘米；與音籍銜接處有榫，長2厘米。弦軸為螺旋式，長7.2厘米，上弦的一頭鑽小孔，柄頭開有軸槽。前麵，四根弦軸全露，長6.5厘米，上寬0.6厘米，下寬1厘米；後麵，露上麵兩弦軸，長3厘米，寬0.5厘米。
琵琶用質量較高的硬木製作，做工精細，前後左右鑲嵌骨製梅花，柄頭兩側各鑲嵌7朵（大小相間，互相對稱），前後大小各嵌15朵；柄杆前麵嵌大的3朵，後嵌小的7朵，左右大小交錯各嵌5朵。
在墓主人墓誌銘中有這樣的記載：其墓主人死後“琴瑟愴斷，館舍悲涼；紅閨見其遂空，翠羽慘其無色”。不僅寫出了當時墓主人死後的悲慘淒涼的情景，而且，這裏的“琴瑟”是唐代的一種弦樂器，從這記載和隨葬樂器可以推斷：墓主人生前能歌善舞，擅長樂器，隨葬的這件樂器當為墓主人生前所喜愛，所用過的。這樣一位皇室的歌女能夠同徙居西北邊疆的吐穀渾王子結為夫妻，不僅反映了她在民族團結方麵作出了貢獻，而且也顯示了她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方麵發揮的巨大作用，出土的這件樂器無疑是研究我國古代唐與吐穀渾音樂的珍貴實物資料，同時也是我國古代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琵琶是彈撥樂中最具表現力的樂器，它以豐滿富麗的音色和兼承文武大曲的功能為演奏家和人民喜愛。琵琶的魅力在唐代已確立了在諸樂器與音樂中的地位。由於從西域傳入的曲項琵琶和中原的阮鹹（也叫秦琵琶）這兩種琵琶的結合，從形製和彈奏方法上都有了新的發展，更利於藝人們的使用。琵琶是教坊與宮廷十部樂裏最主要的樂器，在歌舞大曲裏也常任獨奏和領奏的角色，但更為活躍的琵琶文化還是在民間廣泛的社會生活中。
關於阮鹹琵琶，在我國史料中早有記載。《通典》曰：“阮鹹，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製，列十三柱……晉《竹林七賢圖》阮鹹所彈與此類同，因謂之‘阮鹹’。”《太平廣記》中引《出盧氏雜說》曰：“晉書稱阮鹹善彈琵琶，後有發鹹墓中所得，因名阮鹹。”《出國史異纂》中也說，唐武則天時，蜀人蒯朗從古墓得到一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沒有人能識別，太常少卿元行衝以為這是阮鹹製造的，並且讓匠人改成木製，聲音特別清雅。以上幾種資料的記載說明，阮鹹是我國古代一位了不起的音樂家和樂器製造家，但他所製造的樂器流傳至今的卻很難見到。
武威出土的唐代阮鹹琵琶，是“則天大聖皇後侄孫女”武氏夫人墓中出土，與有關史書記載的唐代樂器相吻合，用精良的木質製做的。雖難見其全貌，但依然能反映出唐代高超的雕刻藝術和鑲嵌工藝水平，因此，它的發現為研究我國古代阮鹹琵琶的演變，特別是研究唐代中原與吐穀渾之間的樂器、音律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它無疑是一件極為難得的稀世之寶。琵琶現藏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
銅象棋子
象棋在我國具有悠久曆史，從文字記載來看，可追溯到春秋時期，在此時成書的《離騷》中就曾明確提到了象棋。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的著述裏，就已有論及，宋玉《楚辭·招魂》就這樣記載：“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太平廣記》三六九引唐人《玄怪錄》，汝南岑順夢觀金象將軍與天那軍會戰，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入無回翔，六卒次第不乖行。”描述了當時象棋對弈的步法已與後世略同。自秦漢直至唐代，象棋僅有將、車、馬、卒四個兵種。雲南考古研究所在對重慶市萬州區三峽地區老棺丘墓群一東漢合葬墓進行發掘時，在墓道中發現了一枚陶製象棋棋子，這枚棋子直徑2.9厘米，厚1.3厘米，上麵用陰文刻有“車”字樣。此墓葬當屬東漢早期，這說明早在約2000年前，象棋就成為我國三峽地區人民的娛樂器具了。在這次發掘之前，我國所見的最早象棋實物是宋代的“寶應象棋”。因此，這是我國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象棋實物。此後，隨著軍事的發展和火器的普遍使用，作為偏裨將的士、象和“炮”也已出現。不過那時的“炮”字，還是石頭偏旁。這樣，模仿戰鬥場麵的象棋開始擁有了將、車、馬、炮、士、象、兵七個兵種，和現代象棋的兵種基本相似了。這種象棋的定型時期，約為北宋末和南宋初。1972年甘肅省西和縣南村出土了一副宋代的銅象棋，對研究我國象棋的曆史演變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銅象棋現藏西和縣博物館。此象棋為青銅鑄造，圓形片狀，大小相同，直徑2.7厘米，厚0.3厘米。邊沿有廓，雙麵鑄有陽文宋體楷書“將”“仕”“象”“車”“馬”“砲”“卒”。一組字麵塗有紅色，棋子成套完整，共32枚，分紅、黑二色。象棋又稱“象戲”，雛形創成於唐代，至宋代完美，流傳至今，規則與現在完全相同。棋子成套，字口清晰，十分難得，是國內古代象棋遺物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