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工分的那些日子
那年那月
作者：魚泉劍
大約從1958年開始，中國廣大農村進入了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實行生產隊集體製，大家一起勞動，靠“工分”量度勞動量的多寡，分配一年辛辛苦苦得來的勞動成果。“工分”在當年的重要程度，猶如社員的命根。因為平時生活要向生產隊借糧，年終再按工分分糧食還給生產隊。
生產隊有記工員，社員個人有記工本，那小本本與現在的身份證地位差不多，格外珍貴。每天晚上，記工員會到生產隊的隊部，等候前來記工的社員們。社員們不顧一天的疲勞，手持記工本，都會聚攏到生產隊隊部來。
記工本有64開那麼大，皮是淺黃紙，上麵有姓名欄，芯兒是白紙，按月份把每日都畫出格子，記工員把某社員這天農活事項，寫在小格子裏，逢月公布，張貼在生產隊隊部的門板上。一旦某天忘了記工，經派工隊長核實，月底可補記。
每年評一次工分，以男性勞力“十分”為量度，視能力大小，上下浮動，女社員最高記八分。老的，安排些輕活幹，無論男女，所記工分數相應縮減。評分會由隊長主持，隊長提議，眾社員附議，也有一些講資曆味道，資曆老的社員，體力又好，評分多年居高“雷打不動”。
至於剛從學校畢業，新入社的小夥子，則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曆練，即使再能幹，體力再好，也隻能記八分。
直到某次你出過河工，回來評十分，才沒人再有異議。因為挖河是土方活兒，按時限完成，是最累的，不脫幾層皮、掉幾斤肉，難以應付。由於超負荷勞動，落下終身病痛、殘疾者並不鮮見。
衡量生產隊間的貧富差距，是工分值，生產隊搞得好的，十分價值幾塊錢；搞得不好的，僅一角錢，差距十倍或幾十倍。差的生產隊，年終結算時，社員往往還倒貼生產隊錢。
有位社員很感慨，做了一首打油詩，用刷紙的紅筆寫在生產隊的大門上：“人生每頓如喂鳥，硬說生活似天堂，勞動一年盡心血，年終結算一場空。”“每頓如喂鳥”，是說當時年定量420斤糧食，一年365天，每天折合一斤多，分成三頓，每頓不足四兩，這是毛糧，褪了殼，剩下的就更可憐了，根本不夠吃。說是如喂鳥，也是體瘦小鳥，遇到鴕鳥，隻幾口，就吞下去了。
工分廉價，極大地損害了人們的積極性。當時，吃閑飯、不幹活人的太多，在公社，除少數人由財政供養外，電話員、水利員、電影放映員等多部門人員，均由隊裏抽調，生產大隊、小隊有不少後勤人員，整天不幹農活。生產隊長有正副好幾位，動嘴不出力，這些人都被看成特權階層，活不幹工分還定得高，其他社員心中不服，但卻無可奈何，隻有消極怠工。“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放屁三點鍾。”找個機會就歇一會兒，舒服一會兒是一會兒。
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才退出曆史舞台。如今，作為“大鍋飯”見證的記工本已成為陳物，工分概念早從人們頭腦中抹去。回望傷疤，回味曾經的痛苦，為的是提神醒腦，永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