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所因修建職員宿舍，於八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在後園土地祠（該廟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殘塑中發現六朝殘經多卷，當經鴻召集全體職員並邀請現正在千佛洞工作之西北考察團考古組向達、夏鼐、閻文儒三先生參加檢驗，詳細記錄。計共得六朝殘經雜文等六十六種，碎片三十二塊；其中有題記年號者，計北魏興安三年五月十日譚勝寫彌勒經，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寫佛說灌頂章句拔除罪過生死得度經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豐國寫孝經殘頁三種。此外尚有六朝職官名冊殘頁，均甚名貴，現經匆促編造初次查驗目錄。該項殘頁現妥存本所，此次發現，實為史坦因、伯希和等盜竊藏經後敦煌之創聞，本所成立於盜竊俱空之際，有此意外收獲，致使震動世界之“敦煌學”又增加若幹研究資料，亦中國文化之幸也。
常書鴻謹誌於莫高窟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
參加檢驗本所職員：
常書鴻
張琳英
劉榮曾
李 浴
陳延儒
蘇瑩輝
邵 芳
陳芝秀
董希文
辛普德
監驗人：向 達
夏 鼐
閻文儒
紀 錄：蘇瑩輝
李 浴
劉榮曾
另外，著名敦煌學家、當時作為監驗人之一的向達先生，在同年就發表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一文，對此也有簡單記述：“難為王道士當時除隱匿不少外，並將經卷任意置於新塑佛像府（腹）中。最近國立敦煌研究所於八月三十日所經（得）六朝殘經，即王道士藏於佛像腹中者也。
研究所後園原有一土地廟，中雜置土地及龍王像。研究所近將土地廟改為工人住室，工人遂於棄置外間之新塑二殘像中發現殘經一大捆。此間塑像，顯以二木杆縛成十字，於木杆上纏以蘆葦或芨芨草，然後再傅以泥土，加以搏捏。今此發現殘經之塑像，即以經卷替代蘆葦，是以外傅之泥土破裂，經卷即赫然外露。研究所予以初步點查，計編六十八號，凡七十餘段。”
8月31日，竇占彪又持來經卷一包，說此乃研究所臨時雇員泥瓦工馬誌華、秦誌和將另兩尊殘塑打破，從土塊夾縫中獲得的。
1944年8月30日和3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從五尊殘塑中所獲經卷，經過檢查清點，計有佛家經、咒、疏等79件，編為61個目錄號。孝經2件一個編號，詩經、記帳單、北朝幢將花名冊、抄經起訖記錄等各一件，各占一個編號。此外，尚有寫卷碎片32件，分做兩包，各占一個編號，由蘇瑩輝整理編目。
土地廟文書的發現，當時即引起了學術界重視。中央社為此發的《六朝藏經敦煌發現》的消息說：“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於八月三十日修建職員宿舍，於後園土地廟殘塑中，發現六朝藏經雜文共六十六種、碎片三十二塊……此種意外收獲，致使震動世界學者之‘敦煌學’，更增加若幹資料。”蘇瑩輝當即介紹了土地廟遺書的發現始末，並很快發表了藏經目錄。
土地廟發現的遺書，共68卷，除蘇瑩輝所編目錄之第11號《詩經殘卷》，1951年在首都舉辦敦煌文物展覽時攜至北京，一直為故宮博物院保存外，其餘67卷均藏敦煌研究院。1977年《文物資料叢刊》第一輯公布了施娉婷、劉忠貴整理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遺書目錄》，該目錄包括土地廟遺書。為了與藏經洞遺書相區別，在每卷卷名末尾注一“土”字，混編於院藏目錄之中。
關於土地廟遺書的性質，即是否為藏經洞遺書的組成部分？由於清宣統二年（1910年）敦煌遺書運送北京時，王道士私藏了一部分，1912年初，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曾從王道士手中騙購了一些；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敦煌時，也從王道士手中騙購去600多卷。因此，當時一些學者即認為土地廟遺書是王道士藏匿的藏經洞出土文書。如前引向達先生文中即持此說。另外，當時西北考察團考古組成員、土地廟遺書監驗人閻文儒先生也說：“1944年8月30日，我們在莫高窟住的時候，國立敦煌文物研究所（應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因建職工宿舍，在中寺後園土地廟殘塑像內，發現了六朝殘經六十七卷，殘片一包……這像是王道士所造的，在塑像時為修功德，他特將許多石室中的卷子，纏在像的中心柱內。在百劫之餘，又出現於人世。”傅振倫先生在《敦煌千佛洞文物發現的經過》一文中也持同樣的看法，即1944年“還在清末王道士所造的泥塑佛像身中，發現了六十九卷的寫經”。從上引向達、閻文儒、傅振倫先生的論述可知，他們都認為出土經卷的土地廟殘塑像，乃是王道士所造，由此便意味著土地廟文書原為藏經洞舊物，是藏經洞遺書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