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80年代，隨著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成立，我國的敦煌學研究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伴隨著敦煌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土地廟遺書性質的探討，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為探明這一疑案，專門走訪了土地廟遺書出土時的兩位當事人——竇占彪和常書鴻。
竇占彪告訴筆者，他聽當年上寺主持喇嘛易昌恕和中寺主持楊和尚說，他們的師祖師父講，土地廟的五尊塑像，原在今莫高窟畫店西側一座不知建於何時的廟裏，此廟年久傾圯，清代修建中寺才把那五尊塑像搬到中寺後園，另建土地廟予以安置供養。常書鴻先生告訴筆者，他聽易喇嘛說土地廟是道光十七年修建的。
李正宇先生根據訪問的有關情況總結：“參酌竇、常二位先生轉述的口碑資料，我們大概知道，土地廟建於道光間，而土地廟中的五尊殘塑，則是從別處搬來的，其塑造的時間又當在道光十七年之前很久。”並結合有關材料判斷：“土地廟不是王道士所修，五尊殘塑中所出經卷也不是王道士藏納的。當然這宗遺書也不是藏經洞散出之物。”
對敦煌遺書研究有素的日本著名敦煌學家池田溫先生，也對土地廟遺書進行了詳細探討，他認為土地廟遺書皆屬5世紀中葉，其內容多樣而全為斷片。如果王道士要挑選數十件殘卷裝入塑像的話，為什麼他隻挑選北魏中期的卷子，而且還都是零碎斷片呢？因此，池田溫先生“斷定土地廟遺書之來源一定不由藏經洞遺書”。並根據各方麵情況進行了推測：“五世紀寫經之類，除敦煌以外吐魯番及龜茲地方均曾有發現。其內容及形式大概相似，並無明記鈔寫人地之跋文，弁別頗為困難。土地廟遺書之製作地，固然敦煌地方可能性大，但是未得明證以前，尚應考慮其他地域為妥。”
既然土地廟遺書並非藏經洞舊物，那麼作為整個敦煌遺書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藏經洞遺書相比，有何特點呢？
根據學者們對土地廟遺書的考察、研究，可以看出這樣幾個特點：
（1）時代：土地廟遺書都是唐以前的早期寫本，它上起北魏，下至隋代，絕大部分屬北魏中葉。而藏經洞遺書則以唐五代寫本為主，北魏的資料比較缺乏，因此從時代上看，土地廟遺書具有較大的價值。
（2）內容：土地廟遺書中沒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經典，意味著這批遺書收藏之日，道教、景教、摩尼教在敦煌尚未盛行，表明在北朝時期莫高窟還僅僅是一座佛教聖地。到了唐代，莫高窟不僅是佛教聖地，而且還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各種學術文化薈萃之地。因此，土地廟遺書品種單調、範圍有限，不像藏經洞遺書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另外，土地廟遺書全是漢文文書，沒有一件西域文字和古代少數民族文字寫卷。而藏經洞遺書除以漢文文書為主外，還有梵文、康居文、於闐文、龜茲文、突厥文、回鶻文、吐蕃文等各種民族文字的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