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我國各族人民創造和積累了豐富的文化典籍和文物資料，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些文化典籍和文物資料，經曆了漫長的曆史歲月之後，有些已失佚不傳；有些還遺存於地下，或密藏於洞窟山岩。可能有一天，它們將被發現而成為世界文化寶藏的一部分。
在古代，曾有兩次文物典籍的發現，即漢代的孔壁古文和晉代的汲塚竹書，都與文化有極大的關係。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我國的典籍文物，又有幾次大的發現，即河南安陽殷墟甲骨、西陲漢晉簡冊、明清兩代的內閣大庫檔案、敦煌千佛洞文書。這些文物典籍的發現，尤其是敦煌文書的發現，震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與研究，並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門新學科——敦煌學。
一、藏經洞遺書的發現
敦煌藏經洞文物的發現，距今尚不足百年。但由於現存記載相互矛盾，更由於缺乏可靠的曆史證據，其發現時間及過程還有待於更深入地研究。
據王道士墓誌——《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記載，藏經洞發現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王道士墓誌是民國20年（1931年）趙玉明、方至福為其師、師爺道士王圓籙去世百年而立。墓誌嵌於莫高窟對岸王圓籙墓塔上，為木質陰刻，麵南，高174厘米，寬75厘米。碑首中央篆刻“功垂百世”四字，其兩旁各刻一龍。墓誌全文如下：
民國廿年古七月卅日，為吾師王法真仙遊之百日。門弟子鹹願碑記行略，請命紳耆，眾皆日可，何幸如之！夫吾師姓王氏，名圓籙，湖北麻城縣人也。風骨飄然，嚐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連年荒旱，逃之四方，曆盡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潔，稽首受戒，孳孳修練。迨後，雲遊敦煌，縱覽名勝，登三危之名山，見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極樂世界，其在斯乎！”於是建修太清官，以為棲鶴伏龍之所。又複苦口勸募，急力經營，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此光緒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嗚呼！以石室之秘錄，千百年而出現，宜乎價重連城，名馳中外也。觀其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以及補茸大小佛洞，積卅餘年之功果，費廿多萬之募資，佛像於焉壯嚴，洞宇於焉之燦爛；神靈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層佛樓規模粗具，尚未觀厥成功。陸前縣長嘉其功德，委為道會司以褒揚之。今者羽輪雖渺，道範長存。樹木墾田，成績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繼，門徒之修持有資。實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絕食練形而後謂之飛升哉！
子：趙玉明
千佛洞太清官徒 稽首謹誌
孫：方至福
《墓誌》所說的太清宮，俗稱下寺，與藏經洞所在的16號窟，近在咫尺，東西毗鄰，原為王道士的法堂及居室。
立《墓誌》者乃王道士的徒子徒孫，並且距藏經洞發現的時間已有30年之久。《墓誌》中所述情節與實際情況又不完全相符，內有虛構、浮誇之詞。所以此說雖有根據，但未必準確，學術界鮮有附會其說者。
另一說發現於光緒二十六年，是年為庚子年，即公元1900年，此說目前為學術界所公認。庚子發現說，最早見於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三十年。《日記》說：“初七日夜敦煌王廣文來雲：莫高窟開於光緒二十六年，僅一丸泥，砉然扃鋪自啟，豈非顯晦有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