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稟
《草冊》對藏經洞的發現時間說得十分具體，即1900年6月22日，與庚子孟夏之說吻合。而且還提到貝希和、司代諾（即伯希和、斯坦因）二人“請”去佛經萬卷之事，故此件應寫於1908年之後不久，應當說是可信的。
此外，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都說藏經洞發現於1900年，他們二人必親聞之於王道士，所以與庚子發現說一致。
還有一種說法，即王圓籙做了道士，來到敦煌後，生活無著，投宿於莫高窟。此時的千佛洞寺院，多為紅教喇嘛，誦的是番經，惟獨王圓籙能誦道經，說中原語言，所以人們大都求他禮懺。其生活因此漸漸好了起來，於是就雇一楊某寫經。楊某在第16窟甬道中置一桌案，經常在此伏案寫經。抄經休息時，常以芨芨草點旱煙吸之，也經常把燃餘之草插在牆壁裂縫中。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楊某又在此伏案寫經，這次他與往常一樣，吸完煙後就把燃剩的芨芨草插在背後牆壁裂縫中。奇怪的是這次卻草插而不可止，用手擊之，發現內中是空的，因而甚感驚異。楊某把此事報告了王道士，王道士即與楊某合力破其壁，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人，用泥塊封塞，把泥塊去掉，則為一小甬道，人內為一複洞，由此發現了藏經洞。此說沒有旁證，也近於傳奇，聊備一說，僅供參考。
二、土地廟文書發現記
敦煌遺書，主要是指1900年藏經洞發現的大批遺書而言。除此之外，還應包括1944年土地廟殘塑中發現的少量文書。
1944年7月初，前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為建職工宿舍，準備拆除中寺後院中的土地廟，先將廟內土地、山神、牛王、馬王、藥王等五尊殘塑像搬出，放置在土地廟外西牆根下。8月30日上午11時許，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職工（警長）竇占彪打破其中三尊殘塑，發現殘塑體內中心支柱上纏裹著一些經卷，當即由警長竇占彪和泥工秦司等將這些經卷持送到所長常書鴻同誌的辦公室。常書鴻同誌讓研究人員蘇瑩輝、劉榮曾共同檢視包封。下午4點，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人員常書鴻、董希文、李浴、張琳英、陳芝秀、邵芳、蘇瑩輝、陳延儒、辛普德、劉榮曾等留所全體同誌，在考古組啟封檢點，“並敦請中研院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古組夏作銘（鼐）、向覺明（達）、閻述祖（文儒）三先生蒞場監視，以昭鄭重”！由蘇瑩輝、李浴、劉榮曾記錄登記。
關於土地廟文書的發現，最早最基本的記錄是當時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先生之報告：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於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發現藏經初步檢驗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