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宋江成了梁山頭領。在“染黑”之後，又一心一意要“漂白”，不惜犧牲整個梁山，用梁山兄弟作為和朝廷談判的“價碼”。其居心，不過是以梁山換取他想要的利益——“封妻蔭子”罷了。這種難改的小吏心態，讓梁山為政府收編，受命征討“諸賊”，中了政府“以賊殺賊”的借刀之計。結果，梁山好漢死傷殆盡，下場悲慘。
宋江是《水滸》寫得最成功的人物，雖然他極難看、極不堪、極討厭、極惡心。但是，把一個文人小吏的心理、嘴臉，寫得入木三分——滿口仁義，誌大才疏；一旦當權，又畏首畏尾。既不敢進（攻城略地，建立新王朝）又不敢退（占山為王，逍遙過日子）。大好一個梁山，隻是他升官發財的踏腳石。宋江辜負了梁山兄弟，既無情也無義——可是廢話理由一大堆。他是小人得誌的一個文學典型，真真是應了古人的對子：“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宋江是政治人物，不是草莽人物。換句話說，他根本不該出現在《水滸》裏麵。把他放在《三國》中，倒是順眼得多。尤其讓人想起好哭的劉備。
宋江的諢號“呼保義”很猥瑣，所以後來改了個諢號，叫做“及時雨”。但是“及時雨”又流到了江裏——“送江”，沒有普降甘霖讓人受惠。我想替宋江再取個諢號，雖然不雅，也沒有什麼文學上的暗示性。但是可以替善心讀者解解惑——解解我們古老儒教文化的一個大惑。宋江這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小人，他在梁山的諢號，應該叫做……“老鼠屎”。
《水滸》講人性的深刻處，全在呼保義宋公明一個人身上，全在被金聖歎腰斬的後四十九回裏。大才子金聖歎，為什麼把一百二十回的《水滸》，斬為七十一回呢？（第一回作了楔子）當然，可以有各種文學上的理由解釋。不過，我看這個喜歡《莊》《騷》《史記》的金聖歎，隻是“不忍”而已。不忍看宋江的嘴臉；不忍看梁山好漢的下場；不忍看人性的醜陋麵；不忍讓自己因為讀了前七十一回，而緩緩升起的真情至性，遭受殘酷打擊。這些讓人“不忍”、“不能忍”的部分，就是金聖歎刪掉的後四十九回；宋江露出本性，醜態百出。我認為，這四十九回的醜惡，是《水滸》極深刻部分，是東方《水滸》超過西方《羅賓漢》的文學價值所在。
其實，這後四十九回我也不愛看，可以說看了一次後，便絕不再看。這種知其價值，而“不忍”卒睹的情況，很像我看勃朗特《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的感覺。真是一個“慘”字了得。
看《三國》，或者有人覺得遺憾，但是《三國》不是悲劇。看《水滸》，不覺得遺憾（草莽人物本來就不會有好下場），但是，《水滸》是悲劇。其悲劇處，不在梁山的不成氣候、不得善了，而在於“俠義”的被浪費、被糟蹋。在於眾好漢“士為知己者死”，死錯了對象；“國士報之”，報錯了頭家。在於有情有義的人，遇上了無情無義的人；而這個無情無義的人，是大家的領袖，是出賣大家的人。換個角度講，《水滸》之悲劇，在於《水滸》遇上了《三國》！用情之人，遇上了用謀之人。老百姓遇見了官——那個官沒有和老百姓對著幹，而是混跡在老百姓中，成了老百姓的領袖。沒有想到，他始終不是個老百姓。他始終是個官。
《水滸》的悲劇，在於“自古多情空餘恨”，在於高貴高尚的情義，被小人利用。我年輕時有一個老師說過“感情很珍貴，所以別浪費”。我的老師，也是個有情人乎？《水滸》的作者，也是個有情人乎？《水滸》的作者，要告訴我們什麼？
後記
原想寫完《三國》便寫《水滸》，一氣嗬成。動筆之後，諸般想法湧上心頭，發現寫《水滸》比寫《三國》要困難得多。因為，《水滸》很深刻，有太多想講的話。《水滸》的深刻處，除了人性描寫外，還有對社會結構的批判。這一部分，因為文氣的關係，正文中沒有談到。
表麵上看，《水滸》比《三國》簡單。《水滸》說草莽的快意恩仇，《三國》講廟堂的鉤心鬥角。實際上，《三國》在複雜的情節背後，講的是一個階級（官員）的一種活動（鬥爭）。各路人馬一旦進入場景，便沒選擇餘地，不是成王就是成寇；角色都奔著一個目標前去。換句話講，雖然大家立場不同，卻都意誌堅定地耍陰謀、搞鬥爭；逐鹿中原圖成帝業。相同的目標與意誌，讓《三國》人物有了統一的共相（或者說嘴臉）。該共相，讓《三國》在故事鋪陳上複雜，在人性描寫上簡單。《水滸》則不然。
《水滸》是看似簡單的一本書。大家都“哢嚓”一聲，解決問題，怎麼不簡單？大家都“哢嚓”一聲，然後上梁山，怎麼不簡單？可是大家上梁山的動機可不一樣。這裏麵有主動者，認為獨行不如聚眾，急著加入的。有被動者，所謂“逼上梁山”的。而被動者，又可分為政府所逼、社會所逼、情勢所逼、梁山所逼（如玉麒麟盧俊義）等等諸般不同。還有一些，也不主動也不被動，因緣際會跟著大家上了梁山。等到大家梁山聚義，梁山應該何去何從？應該如何發展？大家的意見又不一樣。這種種不一樣，讓《水滸》人物活靈活現，讓《水滸》人物更接近現實人生。讓讀者在文學與人生之間，作更多的相互聯想。
我年輕時讀《水滸》，總是讀著讀著，便要弄一些花生，搞一杯高粱酒，以平複心中之鬱悶，以平複心中之快意；甚至，以平複心中之衝天怒氣。《水滸》比《三國》令人蕩氣回腸得多，《水滸》比《三國》的藝術價值，要高得多。
《水滸》除了人物的個性複雜，它的基本結構也複雜。那一群看似簡單的“哢嚓”型人物，多半原先並非草莽，原先並非專尚“哢嚓”；他們多是與草莽和“哢嚓”南轅北轍的政府官員（地位最高的是小旋風柴進）。這種由官員而草莽的行徑和觀念，在古今中外社會中，都不能見容於主流思想。我們不是說“知法犯法”麼？《水滸》就是講“知法犯法”的人物；就是講韓非子所討厭的“亂法”“犯禁”人物大集合。至於《水滸》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為什麼這些人由白轉黑，作這種選擇？是當時政府的黑暗（我以為《水滸》是刺時諷世小說。因為《水滸》成書的明代，遠較其所描寫的宋代為黑暗）？是儒教政府的黑暗（梁山的出現，是因為對抗儒教政府。梁山的毀滅，是因為有個儒教分子——宋江混入梁山）？還是人類文化文明中，政府這個製度的必然黑暗（英國史學家艾克頓Lord Acton 勳爵說過：權力導致腐化，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
如果是前者，《水滸》可以當曆史看。如果是中者，《水滸》可以當哲學史看。如果是後者，《水滸》可以當文化文明史看。《水滸》之複雜深刻，《三國》何能望其項背？大哉《水滸》矣。
前麵說過，《三國》是白道聖經，《水滸》是黑道聖經。這句話，還不能道盡《水滸》之奇。《水滸》之奇，在於它並不是單講黑道故事，而是講白道變成黑道——“棄明投暗”的選擇。這個“棄明投暗”的選擇值得思考，值得用力思考。然而這種思考嚴肅得很，既不能“戲說”，也不能“笑看”。姑且放在這裏，作為一個“後記”罷。
責任編輯 吳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