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三國與水滸，笑看人間兩江湖（散文）
天下中文
作者：王大智
楔子
前日跟朋友聊天，說到“江湖”，又說到某某人很“江湖”，結果，引發一場小小討論。一方認為，“江湖”人奸詐無品。另一方認為，“江湖”人豪爽俠義（我是堅持後者的）。說到最後，發現社會上對於“江湖”，的確有相反的兩種認知。我對於這樣兩極化的認知，感到十分吃驚。也覺得中國人所謂的“江湖”，有值得多想想的地方。
這篇文字，便是從“江湖到底何義”這個疑問開始的。不過，本文並沒有對“江湖”本身多加著墨，而隻是談談兩本舊章回小說罷了。因為，中國人對“江湖”的不同定義，說不定就是從這兩本小說中得來的觀念。這兩本小說，就是《三國演義》與《水滸傳》。
《三國演義》與《水滸傳》，都是中國的重要小說。不少學者專家，以研究《三國》《水滸》而著書立說，成了一家之言。我以“戲說”為標題，一則表示程度淺小，沒有就教方家的資格。二則表示小說乃話本延伸，雖然可以嚴肅以待，卻終究是遊戲文字，勾勒些人生的糊塗戲罷了。至於“笑看”麼，既然是糊塗戲，笑著看看也就是了。
小說在中國，雖然長時間難登大雅之堂，但是《三國》與《水滸》，對於中國人的影響，不可謂之不大。《三國》專講政府官員的行徑，《水滸》專講民間草莽的事跡。大家愛看《三國》《水滸》，因為讀此二書，可以明白中國在朝、在野思維之不同；明白中國上層、下層作風之相異。其間描寫的深刻細膩，不是他書所能企及。讀《三國》和《水滸》，可以結構性地了解中國社會。如果用時下語言，說《三國》《水滸》是中國的白道聖經、黑道聖經，或者也能令識者一笑。也許經過這樣的玩笑式分類，兩個不同的“江湖”就浮現了。到底“江湖”人的特質是奸詐無品？還是豪爽俠義？也就請讀者依照自己的“江湖”之道，自己找歸宿罷。
先說辛佐治
古人說“老不看《三國》”。意思是老者人生經驗豐富，常看《三國》，怕會更為奸詐可鄙。事實確是如此。《三國》尚謀，整部書講的都是謀略，並且是官與官之間的各種謀略，各種機心，各種爾虞我詐。有趣的是，《三國》雖然是講官的書，我們看《三國》時，卻少將其中人物當成官看。似乎他們都在我們左近，與我們言語。而不覺那是遠在天邊的廟堂人物，廟堂事務。
比方說，大家多把諸葛亮看成文書生，把張飛看成粗魯漢。殊不知諸葛亮是個官，張飛也是個官。《三國》人物幾乎無人不是官——不是文官就是武官。分開來，魏蜀吳在各自小朝廷中，相互內鬥。合起來，魏蜀吳在大漢疆域裏，相互內鬥。
這是《三國》的高明之處。該書完全講政府內部的官員鬥爭。雖然它以戰爭場麵穿插起來，有靜有動，煞是好看。對於《三國》的強調謀略，我想過一些事情：謀略是不是那麼重要？
謀略是不是那麼重要？至少它不像《三國》作者形容的那樣重要。我甚至以為，謀略並非是強者之學，而是弱者之學。強者不會把心思放在謀略的設計上，而會把心思放在實力的充實上。隻有以弱擊弱，以弱擊強，或者以強擊強，但是強弱難分軒輊的時候，才需要動之以謀略。換句話講，當實力懸殊地以強擊弱時候，衝突之結果，不是雙向的持續糾纏，而是單向的迅速毀滅。
從科學角度來講，萬事萬物都可以數字化，都可以用數字來表示。同樣的，鬥爭的成敗之間，也有一種大約的“數”，而很難以“術”來改變。實力就是“數”，而謀略隻是“術”。
我的密歇根大學老學長黃仁宇先生，重視曆史與數字的關係，對我很有影響。黃先生出版一係列重要著作前，以62歲年紀，被紐約州立大學解聘。對於學術與學院的關係，我在《藝術與反藝術》一書與《形式主義與學術傲慢》一文中，都有說法。黃先生是學術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學術與學院關係上的典型人物。
舉個例子來說。《三國》的“空城計”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津津樂道。它敘述司馬懿領軍十五萬，在西城被諸葛亮的二千五百人所蒙騙。“空城計”是《三國》中的典型謀略——不但機智，而且有文人的瀟灑氣味。然而，這個謀略也有客觀實力的問題可以討論。設想，如果司馬懿擁有五十萬大軍，掌握絕對優勢，“以■投卵”地攻打西城。恐怕諸葛亮再如何彈琴、掃地，示之以“虛”，也不能動搖司馬懿的意誌，也不能免於全軍覆沒的後果。古人說“形勢比人強”，俗話說“胳膊擰不過大腿”。客觀形勢有相當的決定性。隻要主觀判斷不至於離譜，客觀實力才是鬥爭之根本。謀略是陰謀詭計，總是有投機性質。強者不需要投機。強者重實力，不重謀略。強者重“數”，不重“術”。
把“數”與“術”推演至人生經營上，或者也可有正麵啟發。有人一生在其專業上兢兢努力，積少成多，終克有成，體會到公平二字的真正意義。有人一生在人際關係上琢磨打轉，最後兩手空空，大歎人情冷暖。不是一樣的道理麼？
事實上，這個道理，連《三國》中以陰險著稱的曹操，也有忘卻的時候（我不認為《三國》中曹操的陰險形象是曆史事實。關於這個問題，或可再撰一小文論之）。話說建安八年，袁尚袁譚兄弟內哄，袁譚向曹操投降，商請曹操出兵攻打其兄袁尚。袁譚派了平原令辛佐治前往曹營做說客。辛佐治到曹操處。曹操看罷袁譚請降書信，與辛佐治飲酒。曹操霸氣十足，當麵問辛佐治：“袁譚之降，真耶？詐耶？”辛佐治回答曹操一十四字：“明公勿問真與詐也，隻論其勢可耳。”曹操猛然清醒覺悟，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辛佐治的意思是：袁譚是否用謀略（術）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袁譚、袁尚和曹操之間的勢（數）早已決定一切。他的這一十四字，道盡了謀略和實力的本質問題，也道盡了謀略和實力間的輕重關係。
我曾經試著精讀《三國》，但是苦其人多事煩，究竟不能終篇。有一日，隨意翻至辛氏一十四字，更是自此掩卷，不再複讀《三國》。古人不是說“善易者不卜”？這麼個明白道理，何須再問細節？細節不過是道理的反複佐證罷了。這件事情，也讓我想到柳宗元的“讀書不求甚解”，讓我想到“微言大義”和“章句訓詁”。這些事情，也許不是那樣合轍的類似，卻有接近的地方。
辛佐治的話很重要、很有趣，特別標出它的出處——在《三國演義》第三十二《奪冀州袁尚爭鋒/決漳河許攸獻計》那一回裏麵。說不定，辛佐治的話還是《三國》作者的寫作精義，甚至精彩伏筆呢。畢竟，無論《三國》如何把各種謀略說得舞雪飛花，巧妙動人，曆史的結局，還是由實力最強的一方一統天下，建立新王朝。在讀完《三國》，感性太息蜀漢不能得意之餘，或許也可以理性想一想，謀略與實力的問題，“術”與“數”的問題。
當然，我並不是把“術”與“數”簡單地一刀切開，把謀略與實力簡單地一刀切開。我隻是認為實力比謀略更具有決定性。實力與謀略，在曆史事件發展上（人生態度取舍上）有一種明顯的輕重比例。而比例問題，又是一種“數”的問題，一個數字的問題。
《三國》的作者，到底要傳達什麼樣的思想呢？
再談呼保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