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進城去看醫生，因為背疼。瑪麗幫我約的大夫。但是那人沒看出我有什麼毛病。出來後我隨便遛著，小街裏灑滿陽光，讓人眼睛發昏。整個城市像是被放在一個巨大的投影燈下麵。我在街裏走，不再覺著累，向碼頭走去。沿岸都是吊車和倉庫。我要了一杯咖啡，穿過玻璃看著碼頭上忙忙碌碌的人們。咖啡館最盡頭靠牆的長椅上坐著一群我過去的學生，我認出他們是我去年教過的孩子。他們都跟我示意問好。其中有一個走過來，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他問我最近好嗎？還告訴我一些最近學校的消息。聽著他說，看著他們一群，我明白我再也不會回學校去了。中午回到家，兩個女兒還沒有穿好衣服，她們的媽媽已經去上班了。女兒們過來撲到我身上，胳膊緊摟住我的脖子，我跟她們說回去自己的房間換好衣服。兩個小家夥四肢並用飛快爬上樓，嘴裏傻傻地喊著什麼。進到廚房，我把薯條放進烤箱，用洋蔥烤了牛排，切了西紅柿和奶酪，在上麵澆了番茄醬，夾進兩個麵包裏，然後拿出一大瓶可樂。兩個小家夥從樓上跑來廚房，看見兩個盤子裏我準備的東西快活地大叫起來。有一件事我可以搞定：做漢堡包。電話響了。是瑪麗的父親。他想和他的女兒講話。他問你好嗎？我回答就是累，很累……你累什麼呀？他問。然後他跟我聊了幾分鍾，滔滔不絕地說起時事。我問他是不是知道莫裏斯·比亞拉死了。莫裏斯姓什麼？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然後，他說起輕犯罪數字上升，說我們不再像過去那麼安全了，到處都是暴力。到處是哪裏呀？我問。就是到處嘛，他回答。我聽著他，眼睛看著窗外，一個鄰居拎著垃圾袋出來，另一個鄰居在遛狗，身上裹著件休閑外套，頂著皮帽子，脖子上一條圍巾。他問我孩子們怎麼樣，他一直在說話，我已經半迷糊了，突然間，他的像鴨子一樣的嗓門兒，他用的那些詞，講出的東西，說的話，所有的所有都變得怪怪的。我止不住地大笑起來，一種神經質的東西擰在我的肚子裏。“您這是怎麼回事兒，安東尼？”“沒事，沒事，不好意思，就是特想笑，真抱歉。”
“安東尼，您喝高了？是不是？”我沒法回答他，笑得喘不過氣，眼淚都流了出來。“安東尼，告訴我，您喝酒了是不是？倆孩子呢，她們在哪兒？”“在自己房間裏。”“她們在幹嘛？”
“我不知道，可能是做作業吧，或者在看書，要不在睡覺。”“您就這麼管孩子啊？”他還在說，我把電話掛了。轉過身，我看見麗拉站在樓梯上，嘬著大拇指，攥著小手揉眼睛。“你醒了？”“是電話把我吵醒了。然後我聽到你笑。是誰呀？是媽媽？”“不是，是你外公，他來電話問我們的消息。過來我這裏吧。”她過來縮進我的懷裏，她散發著黑夜的味道，小手的指尖繞來繞去玩著自己的一縷頭發。我們很快去看外公嗎？她問。我說對，我們過兩天就去。她跟我笑了笑然後重新睡了。我關掉燈，把臉貼在她的頭發上。我們倆這樣呆了很長時間，客廳裏靜悄悄，聽得見風在壁爐裏呼啦啦地響，我好害怕，我擔心失去她。最後我還是把她抱到樓上她的房間。被放到床上的時候她嘟囔了幾聲，我給她掖了掖被子，擰亮了守夜燈，輕輕吻了她的額頭。我沒有開客廳的燈。杯裏的酒喝完了，我想抽支煙。瑪麗不喜歡我在房裏裏抽煙，但是我沒有勇氣走到房子外麵。我把電視重新打開。那上麵在演他的一個早期電影。我在腦子裏重複著電影的名字《我們不會一起去老》……讓依安和馬琳娜若貝爾在（譯者注：電影裏）吵架，他們兩人那麼漂亮，在加馬爾戈海灘上，在他們的公寓裏，在黑夜中他們的車裏，在湖水中央的小船上。他們那麼漂亮。說到底這個電影唯一的有價值的道理就是讓我們不可能真正討厭他們。說到底，比亞拉在我心裏唯一的有價值的道理就是讓我不討厭電影。我從冰箱裏拿了一瓶啤酒出來，喝過了紅酒和威士忌，啤酒的清涼真好。我從壁櫃裏翻出了一包草，還剩一點點，我給自己卷了一支，坐在沙發裏，黑夜中獨自吸著。穆拉唱著《赤裸在夾縫裏》，我身上什麼地方開始放鬆下來，我知道這是一時間的。聞到了夏天。想起了去年的假日。那個房子高高地俯覽海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