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徒手-資深媒體人
“高級知識分子應該懂得共產黨是他們的光榮歸宿，靠個人本事吃飯而忽視黨的領導作用的思想必須徹底批判，即使在他們入黨之後也必須按照共產黨的道路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麵貌，黨內不能有任何特殊的黨員，政治上必須建立集體主義觀點。”
一、七零八落
隨著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市高校不少高級知識分子都經曆了一個對執政黨尊崇、追求卻又步履艱難的政治化過程，其間彌漫著思想鬥爭的激烈掙紮和徘徊不止的不確定性，這裏有承受愈來愈“左”傾的思想改造運動的侵襲，日趨嚴密的組織化結構的壓力，更有趨於複雜的人際關係的幹擾，高級知識分子在這十年間陷於從未有過的被動和跌宕之中。在目力所及的曆史主流和暗流中，我們難免會看到很多顯目的進步者、大量中間類型的同路者，令人感慨的還有一些犧牲者和失意者，這些都同樣構成了知識分子群體紅色、暗紅色與青灰色斑斕交織的真實基調。五十年代這十年間，新政權及學校當局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應對政策無非是襲用多少年的“改造教育、團結利用”原則，但在具體時間階段上又變化難測，具有極強功能性的收縮、糾錯能力。
從源頭上說，1950年後中共高校黨組織對發展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是有意回避，低調應付。由於宣傳浸潤過深，勝利感極強的中共基層工作人員對整個高級知識分子隊伍抱有較深的成見，天生具備了強烈的階級防範意識，在一係列思想改造運動和1952年前後的院係調整中，高級知識分子屬於整頓規範、各個擊破的重點目標群。五十年代前三四年，教授們大都灰頭土臉，生存環境有一種異樣感，想合群但不被容納，入黨就更是天方夜譚式的奢望了。1950年確實有十幾位左派教授提出入黨，但大都望而無果，隻能作為其個人政治履曆的淡淡一筆，稱之為“1950年申請入黨”。
翻開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內部黨刊，凡涉及學校工作，其中對教授們的嘲諷、批判隨處可見，教授的卑微和膽怯此刻被曆史性地一一放大。1953年8月14日市高校黨委在總結1953年上半年工作時曾用“心虛膽怯，束手束腳”來形容挨批後的老教授的處境，而黨團員則“輕視鄙棄”那些“思想落後、不學無術”的老教師，老教授們普遍感到“沒有前進感”。1954年3月北京高校黨委統戰部在一份總結中用了較多的筆墨談及這種“不正常”“不團結”的現象：院係調整後，各校均曾發生黨與非黨之間、新老教師之間、師生之間關係不協調的現象，黨團員不尊重黨外人士，包辦代替、攬權行事的風氣很盛，青年教師認為老教師“政治上落後，業務不行”，不屑理睬，常常籠統輕率地批判他們的學術觀點，甚至擅自修改教授的講稿。學生對教師也不尊重，講課稍有問題就當堂遞條子提意見，因而老教師感覺壓力甚大，不少人有前途沒落之感，認為“自古以來未見教師地位像今天這麼低”。有些人發牢騷，鬧脾氣，說不願幹。（見《一九五四年執行知識分子政策的情況》）稍後，1954年7月市高校黨委會在總結1953年全年工作時，也是把“與老教授關係過僵”作為主要問題之一：“在思想改造運動以後，在一部分老教師（特別是人文科學方麵的教師及未開課的教師）表現心虛氣餒，而在一部分黨團員中則滋長了某些驕傲急躁的情緒，隻片麵地看到老教師的政治落後，不願與他們接近，少數黨團員甚至盛氣淩人；更有一些學生在課堂上當場遞條子批評教師，致使有些教師有消極情緒。”
在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活動時，一批北師大黨團員學生集體向上反映說：“為什麼要利用資產階級？是不是我們力量不夠？為什麼不一下子消滅資產階級？”這種希望盡快“消滅”資產階級及其附屬人員的情緒在校園內彌漫，高校黨委隻能委婉批評說這是“左”傾，需經教育。（見1953年11月14日《北京高校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反映和提出的問題》）一向地位受寵的老教授們在短短幾年間身價大變，在諸多方麵都落入“情何以堪”的境地，全麵陷於守勢，而且一時看不到出路。
五十年代初期整個教育口對教授入黨之所以持不屑的態度，這與當年原有的教授黨員的不良狀況有直接關係。在1949年前後北京高校共存有十位教授黨員，幾年間先後有1948年秘密入黨的清華李廣田、燕京於世胄等調離原校，而北大化學係袁翰青因曆史不清竟被開除黨籍，北大經濟係樊弘被認定在學術思想上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清華的楊曾芝也被視為覺悟較差。資格最老的是早年參加八路軍宣傳工作的中央美術學院油畫教授馮法祀，但他特立獨行，長期不為領導喜歡，曾作為他上級的中宣部長陸定一甚至公開在會上批評他：“對當前政治任務不管，黨的話不聽。”馮法祀1957年被劃為右派，再一次成為十位黨員教授之中的反麵標本。
早期教授黨員七零八落、幾近覆滅的境遇，促使高校基層黨組織對發展教授入黨有一種本能的恐懼。1953年高校黨委會在《北京市高等學校建黨工作總結》承認：“教授年紀大，覺悟低，受舊影響深，有些人曆史複雜，入黨是很困難的，不應作為學校黨建工作的重點。”由此提出對教授入黨要嚴加控製，不宜按百分比規定發展任務。
從1952年5月到1953年1月，整整九個月間全市高校共接收新黨員一千餘人，其中學生就有911人，講師助教42人，而教授才僅僅發展了一人。
二、虔誠靠攏
對於教授們來說，1952、1953年先後展開的“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是一個脫胎換骨、不堪回首的慘淡過程，官方對此的書麵表述是：“（老教師）經過尖銳、激烈的思想鬥爭，揭發了大量的缺點，普遍感到舊的錯誤思想很多，需要批判，把驕傲的架子放下，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過去保守、沉滯的積習。”（見1953年5月高校黨委《教師學習總結提綱基本情況和收獲》）最重要的一點是，以往多數老教師對於馬列主義采取冷淡、甚至是對立的態度，不願學習，現在多采取歡迎的態度，而且視為當務之急，對黨的信賴大為提高。
1953年3月30日市高校黨委硬性規定，先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四個月，然後要在四年內組織教師依次學習《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四門課程，每門暫定一年，每周集體學習兩次，每次三小時，另外又強調每人需自學文件十五個小時。
市高校黨委此刻操作的最大手筆是，組織全市高校教師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竟能讓全市六千多名教師周六下午集體聽大課，光中共資深理論家艾思奇一人就連續做了四次報告，其場麵之壯觀讓閱曆豐富的老教授們歎為觀止。聽完大課後，再由各校分頭組織討論。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學習彙報，有名望的老教授的言行往往是被關注的重點，他們點滴的思想變化都被記錄在冊，這很容易成為發現和挖掘入黨發展對象的有用線索和佐證。
北大教務長周培源是最早被視為思想轉型較快的進步學者，他的發言摘要在黨委簡報中引用最多，其變化的思想脈絡、其間顯露出的思想毛病在黨內文件中清晰可尋。如他在學習《實踐論》的會上說：“在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實踐論》之前，我對於社會科學中有無客觀規律的存在認識不清。解放前，我以為社會科學錯綜複雜，也有各種人為的，即人們隨心所欲產生的困惑，不可能服從一定的規律，因此人們更不可能預見社會現象的發生。人在社會現象麵前是無能無力的，像上古時代的人們在泛濫了的洪水的麵前無能無力一樣。”有人在這段話旁提示，意為周的認識有誤，好像以為社會科學的規律不可捉摸。
北大曆史係教授周一良在此期間已經表露了左派的意向，他的這幾句自我檢討被收在1953年5月高校黨委會的簡報中：“過去認為曆史學隻是研究曆史事實，累積史料，不知道曆史是要研究人類發展的曆史規律。”同樣收在這期簡報中的還有積極分子、清華無線電係孟昭英教授在學習中提了一個書生氣十足的臆想：“如何能把斯大林所講的法則，變為電學公式。”這同樣被認定是追求思想進步的一個體現。
各校教授們的言行動態即時地收錄，並加以注意和分析，這是五六十年代各高校黨委投入最多、用力最勤的常態性工作內容，又帶有內部、參考式的隱蔽性質。如果後人有時間認真去梳理這些浩蕩的卷宗，足可尋摸出不少有名或無名的知識分子十幾年間的思想糾結之痕跡。這些動態簡報約有四分之一是正麵的內容，如地質學院教授陳光遠說：“過去教書碰了十幾年的釘子，學了《實踐論》後，才知道碰釘子的原因。”四分之三的內容是負麵的、有爭議的或是需引起上級部門關注的動向，如批評一些研究自然科學的教授急於求成的做法：“學了《矛盾論》，一些教授馬上要把《矛盾論》的原理去套自然現象，去聯係函數與變數的關係，如果不能解釋便感到不滿意。”
這種規模宏大、強力灌輸的政治學習活動，必然觸及了高級知識分子漸變麻木、惶恐的思想深處，趨安避禍，形成了身不由己的漩渦氣場，對主流思想的認可和吸納變為一大部分進步教授生存和發展的本能需求。
1954年春《人民日報》記者根據市高校黨委宣傳部整理的幾份學習總結，擬出一篇名為《北京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實踐論、矛盾論有收獲》的報道，市委宣傳部長楊述在送審的文章小樣上做了一些用心的修改潤色，突出了學習兩論的事後效果和政治導向：“過去很多教師對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的認識是極為模糊的，以為馬列主義隻不過是一門‘學問’。學習之後，他們逐漸體會到馬列主義是指導實際工作的有力武器。研究自然科學的教師，也開始認識到馬列主義是科學研究工作的基礎，任何一門自然科學的工作者都必須學習。”“他們學習了《實踐論》、《矛盾論》以後，提高了自己對蘇聯教材的優越性的認識，提高了對英美教材的批判能力……”
楊述動筆添加之後，報道更顯得八股、幹澀，但確實點到思想運動的要害，就是要使教授們掌握理論武器，進入到黨所規定的思想前沿陣地。也就是說，要為一批紅色教授們今後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三、扭轉風氣
1953年至1955年間，北京高校遵照中央的指示，先後幾次有意把工作重點向教學改革轉移，提倡黨團員要樹立起學習蘇聯、保證教學的新鮮空氣。在不時刮政治風暴的同時，這個轉移過程拖延得緩慢和不得力。許多黨員幹部在多年從事政治運動的慣性下，如何跟上這個工作轉變竟然“摸不著邊”。1953年3月，市高校黨委在為市委起草的致中央、華北局的“高校工作總結報告”中承認：“由於黨的工作方法尚未轉變過來，政治社會活動仍然過多，學生總想‘當家作主’，各校或多或少地處在不正常的狀態中，不少教師情緒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