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狂人Quariteh上校和公司總裁Parker代表了最直白的殖民主義思想，他們最大的目的是侵占領土，掠奪財富，但他們卻聲稱自己是傳播和推廣高等文明的使者。在他們眼中，將這個次等民族變成文明人是他們的使命。如果遭遇抵抗，就毫不留情地毀滅它，因為非我族類。
導演詹姆斯·卡梅隆毫不避諱《阿凡達》的政治隱喻，他說：“伊拉克戰爭使成千上萬的人失去了生命。我認為美國人民並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做，他們不知道發射導彈是什麼感覺。特別是自己的國家被發射導彈是什麼感覺。因此，這部電影可以幫助他們睜開自己的眼睛。”即便影片有非常人文的環保主題，反思人類的貪婪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損害，但其中以美國政府和企業、美軍士兵為影射攻擊對象的做法是保守派無法接受的。他們無法接受影片毫不掩飾的政治基調，從屠殺印第安人血腥擴張到發動越戰，再到伊拉克戰爭，無一不是對美國政府的批判。保守派的影評人John Nolte將這部電影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宣言”。對於電影中左派右派善惡分明的臉譜化描述，國民評論的編輯Jonah Goldberg在接受ABC新聞采訪時抱怨說“讓人最憤怒的是電影中營造的文化戰爭的氛圍，就好像右派(保守陣營)中全都是鐵石心腸的瘋子。”保守派同樣被片中的自然神崇拜激怒，保守主義所要保守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明。卡梅隆將上帝等同於自然的信念讓保守派無法釋懷。更有甚者，John Podhoretz在旗幟周刊中將電影稱之為“反美主義”，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電影中的美軍士兵戰敗、被大快人心地殺死的場景。
其實，《阿凡達》已經非常的主旋律了，雖然影片帶有一定的批判性，但仍然是從白人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仍然是白人英雄拯救世界的模式。《阿凡達》對於納威人及其文化的描述仍然是西方視野中一貫的對於東方的臆想。納威人的長尾巴，部族男性的獨辮，綜合了非洲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特征的外表，接近原始祭祀儀式的宗教儀式……這些都與殖民地時期的東方印象緊密相連。這種藝術想象，《阿凡達》既不是空前也不會絕後。薩義德在《東方學》中就已清晰地指出，西方“……正是通過這一學科以政治的、社會學的、軍事的、意識形態的、科學的以及想象的方式來處理——甚至創造——東方的。”“東方幾乎是被歐洲人憑空創造出來的”這種視角高高在上的臆想展現的仍然是西方與東方之間的一種支配關係、霸權關係。
耗資近5億美元的《阿凡達》引領美國乃至世界電影邁進了革命性一步，開啟了電影史上的又一個新紀元。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根本立場上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進行反思，其核心理念仍然是為西方文明的良性持續發展。由於用藥太猛，為主流所不容。將《阿凡達》和《拆彈部隊》進行對比，可知《阿凡達》敗得必然。
《拆彈部隊》：保守的中立
《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選取駐守於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美國軍隊中一個特殊的兵種——爆炸物處理控製中心(EOD)——作為講述對象。
主人公詹姆斯是一個完全不按正常程序進行拆彈作業的拆彈狂人，保存著所有親手拆過的炸彈零件。他在拆彈作業中毫無恐懼感，意氣用事的個人英雄主義也經常將同伴置於危險之中。最終他放棄了回到和平環境中的機會，又誌願回到了戰場，因為拆彈已經成為他證實自己人生意義的終極手段。
雖然“9·11”恐怖襲擊已過去近9年，但是它帶給美國人的巨大創痛仍未痊愈，而美國政府在“9·11事件”之後發動的伊戰等反恐戰爭也接連對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狀態造成巨大的影響。政府一些錯誤的政策、戰略及謊言給民眾帶來強烈的不信任與不滿，從好萊塢近年的影視作品對伊戰的描述視角可見一斑。《謊言之軀》、《引渡疑雲》、《決戰以拉穀》、《兄弟》等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及政府本身進行了質疑與抨擊。《拆彈部隊》之前眾多的伊戰題材電影沒有一部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希冀。《拆彈部隊》以獨立製作文藝片外衣的姿態，滿足了這一需求。
提起自己的創作初衷，凱瑟琳·畢格羅解釋說：“紐約、倫敦、東京、巴黎和馬德裏……這些地方都受到過恐怖分子的炸彈襲擊……(人們)時時刻刻都在遭受著爆炸的威脅……這已經變成了我們時代所特有的象征符號。所以我才決定執導《拆彈部隊》，就是想向大家介紹一下，有一群勇敢的男人正在著手處理這種時代危機”，“拆彈專家……都屬於那種默默無聞的幕後英雄，因為他們的工作在對抗恐怖主義的戰鬥當中，本來就是極富爭議性的”。“很多時候，他們都在我們與災難、爆炸之間，豎立了一層唯一的保護屏障”。從這段訪談可以清晰窺見影片的創作主旨就是要突出伊戰的正義性和美軍士兵的英雄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