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代表大會
共產國際“五大”於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召開。關於哪些中國人出席了共產國際“五大”,有下列幾種說法:
其一,李大釗、王荷波、彭述之、劉清揚(女);其二,陳獨秀、李大釗、羅章龍、劉齊佳、彭述之;其三,李大釗、王荷波、姚佐唐、劉清揚、彭述之;其四,李大釗、彭澤湘、卜士奇、劉清揚。也許還有其他的說法。
一、關於陳獨秀是否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問題。在共產國際“五大”中共代表名單中有陳獨秀的名字,有些研究材料也說陳獨秀出席了大會。但是,經過分析會發現,陳獨秀不可能出席。理由一,是陳獨秀讓李大釗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被捕,叛變後交出北平共產黨負責人及骨幹名單,第一個就是李大釗。1924年5月,李大釗帶著兒子李葆華去昌黎五峰山避難。6月11日,北洋軍閥下了海捕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書。此時在上海的陳獨秀心急如焚,十分擔心李大釗的安危。正當這個時候,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派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五大,陳獨秀與在上海的中央執委商量,決定請李大釗作為中共首席代表,率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開會。故此,陳獨秀不可能去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理由二,如果陳獨秀出席,李大釗不會是首席代表。因為當時陳獨秀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而李大釗是執行委員會委員,李大釗決不會喧賓奪主。理由三,共產國際“五大”期間,陳獨秀還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共產國際“五大”是6月17日至7月8日召開的,在這前後,陳獨秀一直在上海活動。7月上旬,毛澤東向陳獨秀建議發出一個通知,表明中共對國民黨右派的態度。7月21日,陳獨秀和時任中央秘書的毛澤東聯名發出中共中央第十五號通告,提出反對國民黨右派進攻的五項具體措施。這說明陳獨秀在共產國際“五大”前後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既然陳獨秀未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為什麼在大會代表名單中列入陳獨秀的名字呢?這可能是因為共產國際本來想讓陳獨秀出席大會,中共中央在報代表團名單時也可能有陳獨秀,後因張國燾叛變,陳獨秀考慮李大釗的安全,改讓李大釗當首席代表出席大會。
陳獨秀雖未出席大會,但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這是可以理解的。1935年,毛澤東沒有出席共產國際“七大”,也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
二、關於卜士奇是否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問題 目前,隻有少數著作提到卜士奇是出席大會的中共代表。筆者認為,卜士奇作為中共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五大”是可能的。卜士奇1921年5月去蘇聯學習。同年冬由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參與中共旅莫支部的領導工作。1922年回國。1924年6月,作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共產國際“五大”,並和任弼時、王一飛、彭澤湘一起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出席青年共產國際“四大”。1933年以後,他長期供職於國民黨政府並死於台灣。
三、關於姚佐唐是否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問題,姚佐唐當時是江蘇工人運動的負責人。共產國際“五大”的代表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大多數中外著作中也沒有提及他曾出席過共產國際“五大”,隻有個別著作中提到。他是否出席共產國際“五大”,需要進一步考證。
四、關於中共代表的化名,李大釗化名琴華,羅章龍化名為羅文虎,劉清揚化名為劉齊佳,王荷波化名為彼得洛夫,卜士奇當時用的名字可能是卜道明或卞世吉。
最後可初步斷定的是:中共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代表為李大釗、羅章龍、王荷波(他們是有表決權的代表)、劉清揚、彭述之、卜土奇(他們是有發言權的代表)。列席共產國際“五大”的有王一飛。
五、中共代表是如何去莫斯科的?有兩種說法。一是1924年6月上旬,李大釗接到中央委派他為中共出席共產國際“五大”首席代表的通知,化裝成商人返回北平。6月11日後去哈爾濱,至滿洲裏住一小旅店中,後越過國境去蘇俄,約一周後抵達莫斯科。羅章龍、王荷波等代表“也經哈爾濱、滿洲裏到了莫斯科,他們在莫斯科同李大釗會麵”。另一種說法是李大釗回到北平後,即與其他代表見麵,最後分乘火車去哈爾濱,在滿洲裏住一家小旅館,李大釗的哥哥李瑞景為他們雇三輛馬車,於拂曉衝出了國境線。《李大釗傳》也基本認同這種說法。筆者認為,他們分別去莫斯科可能性大,理由是四五個人一起走容易暴露,行動不方便。究竟如何,需要進一步考證。
彭述之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5月至7月,任中共第三期旅莫支部委員會書記部書記,6月被派出席共產國際“五大”,這一點是公認的,王一飛當時在莫斯科學習,又是旅莫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的領導,列席共產國際“五大”是有條件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7月1日,李大釗在談論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會議上發言,主要講兩個問題,一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活動;二是民族運動的發展情況最後他呼籲大會“特別關注中國問題,並給予中國黨有關今後工作的指示”。共產國際“五大”選舉陳獨秀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
共產國際“五大”閉幕後,王荷波、劉清揚、彭述之、卜士奇回國。李大釗留在蘇俄任中共常駐共產國際代表。他在蘇俄期間對蘇進行了實地考察,除在莫斯科活動外,還曾去列寧格勒參觀訪問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平政變,李大釗遵照組織決定,滿懷“回到戰場上去”的革命激情返回祖國。
羅章龍在共產國際“五大”閉幕後赴德國漢堡出席國際運輸會議,即第四次國際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國際運輸工會中國書記。
王一飛共產國際“五大”後繼續留在莫斯科。1924年末,人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學習軍事,1925年夏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