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我慨歎之時，楊戩說：“但這一切規章製度製定和實現，都出自一個人的大手筆，他就是三朝塚宰周公旦！”由於我是從現代回到周朝的，我便立即向楊戩提出了異議：“在我們那個時代看來，這些都是封建禮教，是壓抑人們天性的東西。隻能抹殺人們的個性，培養更多的奴性。”
楊戩反駁道：“一路走來，到處是諷詠歎歌，你看到強迫壓製天性的現象了嗎？這些傳唱被收集起來整理成了後來的《詩經》，春秋時孔子評說‘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誰能說不是個性的充分綻放呢？況且，什麼是壓製？什麼是發掘？壓製是不顧事物自身的運行規律或違背這些去強行改造，而發掘是根據這些去誘導、彰顯每個人人性中的真善美，並使之發揚光大，使整個社會和於大同。人都有好逸惡勞、惟我獨尊的陋性。對每個人進行道德禮法的啟蒙，就是要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天地大義，什麼是人間正道，而這種教育的缺失，會是什麼樣子呢？《道德經》第53章說：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由與，是為盜誇。非道也。人人如此追求自我，社會會是什麼樣子？周公之才，足以經天緯地，而從文王創天下到武王坐天下，乃至成王、康王，幫父、兄打天下，幫侄、孫治天下，曆四代鞠躬盡瘁而不悔，難道是他天性受到摧殘而培養了奴性嗎？其實這恰恰是人性的良好開發，否則，一有利益相誘，便兄弟睨於牆，缺乏一種顧全大局的遠智大略，往往會傾巢之下無完卵，這方麵的曆史教訓還少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教，不知天地大義，從每個人的兒童時期抓起，保障了良性的發展，以免過多的放任和誘惑，使人步入歧途而喪失良機、誤己害世。之後再開發、誘導每個人的天分，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皆為天下式效力，天子隻需要提供方便，無為而成，垂拱而治。上善若水，養民若魚，置身其中盡天性，叛道離法則幹涸，這就是周公的智慧和力量。他完善地製訂了從治國到日常生活的所有規章製度，但人民並不感到被強製而樂於行使，因為他是遵循著人的天性和道德而為的。並且從啟蒙教育入手，白紙作畫，為無為、事無事，渾然天成。對每一項規章製度都能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使之蔚然成風，以人治推行法製，這一點中的兩者是絲毫不能割裂開來的。否則，強調人治，會滋生官僚主義，強調法治，再健全的規章製度，如果無公平之人去貫徹實施，也會滋生腐敗而成一紙空文。另一方麵，周代首推的井田製也是有其深意的，它體現了人與道、公與私的一種自然結合形式。井養萬物而不窮，改邑不改井，井然有序，據考證，井田製並不像後世所理解的那樣，純粹中間為公田四周為私田，先種公田然後才能種私田。而是根據九宮八卦圖而來，中公而八荒為用。公田裏修有水井和農具，為四周的農田提供方便，承擔著灌溉和修繕的費用，滋養的是一種公德心和凝聚力，專門有望重德高的井長負責。並且，十井為一裏，十裏為一鄉，世代相聚相識，同進同退、甘苦與共。隻是到了後來，天子道德淪喪，使天下私欲橫流，競爭紛起，時局大亂。秦朝以強競強而立，便廢除了這種失去了根本而徒具形式的井田製。此後，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利益，便開始推行法製，利用國家機器強行役使百姓為之服務，治理天下的手段便從此改道為法了，為了避免這種矛盾激化，曆代帝王便又不時推行一下由周製演變而來的儒家文化以調和。這就是周公之前，尚無人集治國智慧之大成，周公之後，人乏公心，再無周公的原因。縱觀周公一生，天下沒有選擇他，他卻仍兢兢業業地為天下，《道德經》第13章正是周公一生經曆和品德的寫照：‘受寵和受辱都要充分警惕和關注，並防微杜漸，避免事態向著更嚴重的方向發展。把大麻煩看的和身家性命一樣重要，時刻思考著如何避免和解決它，這樣就很少有死結形成，因為我處於弱劣之位勢，所以要時刻關注對方對於我的態度變化，不能因雙方關係失和，久之造成難以逾越的障礙。能夠抱十分認真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世界，時刻關注和把握周圍事物的變化，能夠像對待自己的身家性命那樣來對待天下事的人，就可以把天下寄托給他。隻有這樣他才能慎重如初地好好治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