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課題並非是最具資格的學者承擔。多位受訪學者反映，高校課題申請的尋租行為多發，一些承擔行政職務、頭頂光環的人更容易拿到課題，既對普通學校、普通教師、年輕教師不公，也拖累了科研項目的“含金量”。
“我有一次擔任某課題驗收的評委，剛進賓館就接到電話，是其中一位申請者來公關了。事實上，我連材料都還沒拆封，自己都還不知道有哪些申請者，結果公關的電話就找上門來了。就這樣的風氣怎麼能出好的學術成果、科研成果呢？”武漢大學某教授說。
科研工作還麵臨“行政過度幹預”的困擾。受訪者反映，目前一個科研項目周期中，立項、找合作單位、各方籌錢的時間占一半，還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開會，參加各種評審、擴大人脈，最後隻剩下的四分之一時間是在搞科研。
山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衛國說，在目前製度設計下，不同部門、不同學科的課題進度高度一致、周期冗長，從征求項目到項目指南，再到評選、批準，一般需要兩年時間，重點課題、重大課題甚至需要三五年，課題完成之際，卻已時過境遷，科研意義蕩然無存。“這還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就更等不及了”。
“課題驗收會上，專家多數也是說好話，即使有批評意見也是私下說，不影響課題成果驗收。再不盡如人意的研究報告基本還是會通過審查，因為老師之間不好互相得罪。”有教授說。
張衛國說，我國科研項目“不管成果管經費”，科研人員拿到項目就等於拿到了錢，會想方設法報銷足額的科研經費，至於科研成果驗收，“絕大多數都能通過，極少數不能通過的科研項目，也難以追責，甚至連什麼情況下把錢要回來的機製都沒有”。
更關鍵的問題是，科研本意在於貼近實際、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積極變化，但科研成果轉化不暢的情況在我國較為普遍。
暨南大學醫學院衛生統計教研室副教授夏蘇建說，有很多好的科研成果因為沒有辦法轉化而被束之高閣，這也是對科研的一種浪費。科研和現實的銜接出現了一些障礙，導致最終難以形成“生產力”。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的統計顯示，我國有320多萬名研發人員，居世界首位，但科技創新能力僅排世界第19位；我國國際科學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本國人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能“賺錢”的卻很少，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
多位專家認為，當前科研投入模式正遭遇全社會乃至科研人員自身的質疑，更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脫節嚴重，亟需改革。
一方麵，必須加大科研資源對各類企業的傾斜力度，在總量上擴大規模，開辟定向支持企業科研的資金池；在項目申請的製度設計方麵，宜放開企業規模、納稅等方麵的限製，提高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地位。
“科技創新者是國家的高層次人才，這些人有理想、有抱負，政府在創業起步階段‘扶上馬、送一程’，他們肯定會發光發熱的。”彭立增建議，加大對初創型或者發展初期的科技型企業的科研資源投入力度，發揮“雪中送炭”的作用。
另一方麵，在具體科研項目上，政府宜“抓大放小”，製定國家科研方向性的整體規劃，但不能依此從上到下發布具體入微的項目需求。
張衛國認為，重大戰略性科研項目，特別是基礎研究，可以專項委托給企業或者是科研機構，資金宜一次性到位，但要有契約約束；一般性的科學研究要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和需求為導向，具備時效性、前瞻性、針對性，政府科研投入宜起到引領和酵母的作用。
此外，應進一步規範科研項目管理，尊重科研規律，避免科研項目周期“一刀切”，以及科研申請環節的形式主義。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修正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對教師“唯課題論”的考核辦法。有教授舉例說，對瘋牛病致病機理的重大研究，國外專家學者一鑽研就是十幾年，期間沒有發表一篇文章，沒有任何一項學術成果，可學校還是認同他們的研究課題，全力支持他們的科研。“但這種情況放在我們國家，別說這些研究人員隻能拿基本工資，甚至會被開除。”
對於科研成果驗收，宜及早明確科研資源分配的權責“落實到人”。目前狀況是，給予具體實驗室的科研項目經費，會先給高校，經過高校科技部門、二級學院才能到實驗室，層層盤剝之後，大量科研資金“跑冒滴漏”，冒掉了錢，也漏掉了直接的負責人和責任人。
“我到美國、英國的自然基金會考察過，最大的感受是，它們的科研投入是成果導向，不是事無巨細地管流程、管經費使用是否合規，而是嚴把最後一道關，管你的科研效益。在落實過程中，它們講究風險倒推，風險不讓科研人員承擔，也不讓社會承擔，而是讓遴選這個科研項目的人來承擔，對項目負責。”張衛國說。（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方問禹 席敏 黃浩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