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夢之鑒
專欄
作者：張健平
托尼·朱特在2005年寫成的《戰後歐洲史》，在2010年由新星出版社引進出版時沒有牽起多少波瀾。隨著歐債危機全麵爆發，以史為鑒的思考邏輯又出現，從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霍布斯鮑姆的《年代四部曲》以及這部《戰後歐洲史》都是歐史熱的延續。
《戰後歐洲史》四卷書的內容非常“巧合”的與戰後中國的曆史一一對應，卷一為“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關於東歐的情景，大致可以跟中國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曆史進行對比；卷二“繁榮與革命（1953-1971）”：關於西歐的情景，大致可以跟中國改革開放後的30年曆史進行對比；卷三“大衰退（1971-1989）” 最值得當下中國人閱讀和思考，裏麵關於西歐的情景，大致可以跟中國在2007年至今，並可能延續到2020年的轉型時期的曆史和未來進行參照；卷四“舊歐洲新歐洲（1989-2005）”：或將成為我們思考中國在大約2020年轉型成功後的未來之參照。
舊歐洲的終結
二戰後，歐洲人逐漸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無論東西歐，重建家園都需要在一段時期內壓抑大眾的消費需求，補貼工業投資，這當然會引發人民的不滿，特別是遇上了“大災之年”——1947年6月是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炎熱最幹旱的夏天，年末的冬天則是1880年以來最壞的天氣。此時歐洲依然是一個農業為主體的社會，極端思想開始死灰複燃。在這個關節點上，東西歐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西歐開啟了城市化的大門，引導農民進入城市建設以消化過剩勞動人口；而東歐則采取了蘇聯式的集體化、合作化運動，讓農民固守在農村土地上。
這並非意識形態的差異，而是經濟環境的不同使然。作為二戰最大受益國的美國，在1947年大災後啟動馬歇爾計劃，以無償物資援助和貸款的形式對西歐的城市化進行“托底”，並將歐洲納入穩定的布雷頓森林體係中，讓後者穩步踏上市場化的良性循環之路；而作為“二戰中唯一遭遇永久性經濟災難的國家”的前蘇聯，不僅沒有能力“托底”東歐的城市化，更須反向操作將城市危機轉入農村。1951年，斯洛伐克就曾過把城市職員和政府公務員都趕到農村去，即所謂的“七萬人大生產運動”。
由此看來，中國後來的類似做法，同樣是在無人“托底”背景下的現實選擇（溫鐵軍的《八次危機》對此有精彩的論述）。
繁榮與革命
作者認為，“冷戰”是西歐經濟得以開啟繁榮時代的原因而非抑製，政治穩定隨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鮮戰爭的結束，就像水凝成冰般突然出現了。擺脫了軍事防禦負擔，西歐各國全程投入到被兩次大戰打斷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去。
意大利、法國隻花了一代人的時間就直接從農業國躍升為以服務業為經濟基礎的國家，實質性的跨過了工業階段，原因在於“一次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街頭到處都是兒童和青年，1960年，荷蘭、愛爾蘭、芬蘭人口中30%的年齡不到15歲，1967年法國1/3人口年齡不足20歲。而伴隨人口爆炸的，是歐洲第一次出現了人口的跨地區大範圍流動。如果說西歐花了20年左右的時間跨越了工業化時代，那麼人口基數更大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則大約花了30年左右。
在大繁榮的20年裏，西歐有很多情景可以與中國改革開放後30年進行對比，比如：各國都提倡“大政府”，並強化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的重要性，一流大學生不去私企工作，而是在國家壟斷行業或政府部門尋求就業；城市化的進程，出現了諸如上班長途交通、基礎設施不足、城市邊緣的超高密度街區等現象，也包括大拆大建中對曆史傳統建築的破壞，這些都被視為“現代化報應”。
戰時和戰後初期的一代成為繁榮期的最大受益人，並由於擁有獨立消費能力的青年期，從而萌發了上代人不曾具有的自我意識，以及朦朧的獨立和反抗意識。當然，這一代人並不會真的起來革命，而隻是希望表現得與眾不同罷了，因為，他們經曆著“最好的時代”，這也許跟中國的70後、80後有相似之處。
總的來說，公民社會和福利社會在慢慢成型，社會民主不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現代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