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
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終結布雷頓森林體係，取而代之的是浮動彙率製和美元貶值，代價就是“你們的問題”：西歐各國為了遏製必定出現的經濟滑坡而不得不采取通貨再膨脹政策，放寬信貸、放任物價上漲和貨幣貶值。1971年-1973年，非燃料商品價格上漲70%，食品價格上漲100%，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油價再漲至1973年初的兩倍多，並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再次上漲150%。中國雖然沒有如此嚴重，但物價和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以及企業經營困難、失業率上升，也是2007年-2013年所麵對的最大風險。
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的“人口紅利”消失，和亞洲新興國家地區的出口競爭加強，歐洲企業競爭力不再，失業率開始無情而穩步的上升——大部分國家的失業率都達到了雙位數，隻有德國低至4.7%，因為德國企業先解雇的是“外國勞工”，這保住了德國企業的利潤率和居民的消費力，卻把危害轉嫁給了南歐的勞動力輸出國。同樣的，在世紀末兩德合並花費了上萬億歐元的高昂成本，為了避免財政赤字帶來的通脹和馬克貶值，德國央行加息帶動歐共體各國跟隨，也令失業問題成為了“大家的問題”。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歐終於來到了經濟轉型的拐點處，這也是最接近中國的此時此刻之曆史性時點了。
70年代的經濟危機促使人們對社會民主、福利國家以及其背後的凱恩斯主義的懷疑，而沒有經受過大蕭條等自由主義危害卻飽受“滯漲”折磨的年青一代尤甚。撒切爾-裏根主義帶來了私有化大潮，將西歐帶入了自由主義時代，其中又以英國最為激進——1984年-1991年，僅英國一個國家的私有化資產金額就占了世界總量的1/3。
但作者對英國的激進做法並不認同，他認為，首先，大量工人失業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與其說公司盈利是私有化創造的奇跡，不如說是通過失業救濟將成本社會化了；而且，私有化後政府依然被私企以就業為理由綁架，如英國財政部對鋼鐵工業的債務一筆勾銷。其次，過分宣揚個人主義並輕視和消滅國有資源，讓民眾在集體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二選一”，導致了公民與國家、公民與公民之間的撕裂，造成了破壞性的社會影響；最後，被釋出的大量財富通過“金融大爆炸”而聚攏到以金融為首的部門和個人手中，1992年，索羅斯領頭的量子基金令英國退出歐洲貨幣聯盟且貶值英鎊，就是標誌性事件——國家整體受創之餘，私人的富裕伴隨著大眾的貧窮，貧富分化加劇了。換句話說，歐洲是在富裕時期發展了下層階級。
我們不妨看看2007年-2013年間的中國，有幾點值得思考：首先，國土麵積大且地形多樣令經濟轉型更有彈性，而統一高效的行政體製加上對較多國有資本控製，也提升了應對危機的調控能力；其次，趕上了互聯網創新的班車，眾多的製造業失業工人，無須專門培訓即可轉入到物流配送工作，而且收入還不錯；再次，成長於消費時代有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的年青人，在傳統的龐大企業和公共部門中可能與製度文化格格不入，但成為淘寶店主後，卻可以在家裏喝著咖啡聽著音樂賺錢——也許，賺不賺錢不要緊，要緊的是這些年青人可以“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為自己的夢想而活”；最後，人口結構可能也是轉型至今較為順利的原因之一，即計劃生育令20世紀90年代成為生育低穀期。
舊歐洲新歐洲
托尼·朱特歸納了有別於“美國夢”的“歐洲夢”。
從優點方麵看，歐洲人更加認同貧窮是社會大環境而非個人無能造成的，也願意為平衡貧富差距而支付高稅收，比如德國工人在失業後32個月內可領最後一周工資的60%，過後仍可以無限期領取53%。更少的窮人，更健康長壽的人口意味著歐洲的醫療費用大大低於美國——2004年，瑞典的醫療財政支出占GDP的8%且覆蓋全國人口的80%費用，而美國占GDP的14%卻僅僅覆蓋45%的費用，還有4500萬人完全沒有醫療保險。
從缺點方麵看，就是過重的福利負擔令企業和個人缺乏創新激勵——“當你還年輕，還是單身的時候，你適合去美國；但當你上了一定的年紀，還是該回到歐洲。”歐洲成了懷舊之城。
所謂的“歐洲夢”，就是富足而又安全、自由又不失保障的前景。那麼，“中國夢”又將如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