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恩澤因病出缺。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恩澤去世。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直至臨終，恩澤始終關注墾荒事務。
總體而言，恩澤在任黑龍江將軍期間，墾務的發展有目共睹。期間，增祺舉通肯、克音、湯旺河、觀音山四處，奏請簡派大員勘辦布墾。清廷乃派延茂為查辦事件大臣至黑龍江，時恩澤業已到任。他們共同酌商，派人逐段勘查。並盡先選定最為肥沃的通肯一處，劃設旗屯，參以吉林雙城堡安設旗屯舊章，丁、民聚居，平時守望相助，籍練鄉團。所收荒價地租，對於籌餉大有裨益。其他克音、湯旺河、觀音山三處，無論旗丁、民戶均準一律備完荒價領地納租。於是，黑龍江的墾務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此後，恩澤又奏準於通肯、克音、柞樹崗、巴拜等四處設官建治，添設通肯副都統等官員，進一步完善了黑龍江設治的建設。
三、墾荒的實踐意義
雖然弛禁是大勢所趨，對旗籍的下層牧民的生計卻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大量牧民的經濟一度陷入赤貧化。因此，墾荒進程中，亦遭遇了大量牧民的對抗。推行墾荒的同時，必須照顧到牧民的利益，這是恩澤推行墾荒不同於傳統的主要表征。在恩澤眼裏，墾荒對於東北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其一，有助於度過餉銀緊缺的危機。
清朝末年餉銀緊缺是各地的普遍現象，但在黑龍江尤為嚴重。因為，朝廷無銀可撥，要求地方自行解決。東北經濟較其他地方要落後許多，在籌集餉銀方麵就顯得尤為力不從心。為節餉，恩澤數次上奏請求裁軍。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恩澤上奏：“黑龍江緊接強鄰地廣兵單，擬請免裁防勇三成。”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恩澤奏請“酌減馬步練軍，暨水師長夫一千五百六十二名，以節餉需。”黑龍江地處邊境，對於一個武官來說，自是明曉裁軍的利害關係，恩澤提出裁軍，可想而知，黑龍江餉銀的緊缺已經達到無法緩解的地步。餉銀問題已成為黑龍江政務能否得以正常運行的關鍵，唯一的方法是增加稅收。戰爭、自然災害已經使得民不聊生，若是再提高稅收，必將激起民憤。無論是開采煤礦還是創設木植公司，其利潤的可見均需要時日，見效最快的唯有墾荒。這是促進恩澤積極推進墾荒的主要因素。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恩澤上奏“仔細勘察巴拜與依克明安公荒地的界址，仍然實行納額租，以籌集全省官兵所需的津貼”，又奏，“遵旨裁減營員，整頓厘稅，一年可節約餉銀八萬三千九百餘兩，增收厘九萬餘兩”。該奏折中，節餉的出路已完全鎖定於墾荒。墾荒在此時此地真有如此大的效用嗎？如果沿用過去的墾荒方案，答案自是否定的，關鍵在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問題。墾荒始於順治十年（1653年），之後清廷雖屢次封禁，均無生效，反而被墾荒大潮牽製，一次又一次的在封禁與弛禁之間徘徊。由於缺乏合理的製度平衡蒙古旗主與佃農之間的租賃關係，租額的多少完全掌控由旗主掌控。隨著時間的推移，租率不斷調整，呈不斷上漲趨勢，旗主與佃農之間關係亦日趨緊張，矛盾一觸即發時，便釀成小型農民起義。東北不斷湧現的農民起義大多源發於旗主與佃農之間的矛盾。
回頭看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由於清廷對荒地出租始終持曖昧態度，禁卻始終未采用強製措施，弛禁卻始終強調封禁政策，在這種情境下，導致地方政府打手角色的形成。在墾荒過程中，地方政府鮮少參與旗主的利益劃分。遇有起義時，地方政府立刻出軍鎮壓。換言之，過去的墾荒進程中，得益最大者為蒙古貴族旗主。恩澤若想通過墾荒增加財政收入，順利度過餉銀危機，必須轉換政府在墾荒進程中的職能，使墾荒在政府的主導下產生最大效用。此效用且能平衡政府、旗主、佃農三者的利益關係。
恩澤通過上奏請示，獲得清廷弛禁的應允。至此，東北墾荒轉入官方主持階段，各旗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掀起了墾荒高潮。地方政府明確了自己的職責，並迅速付之以行動：一、地方政府組織丈放荒地。二、統一納租額；三、警惕帝俄對荒地的覬覦。
其二，有助於解決災民湧入的問題。
滿清王朝發源於東北，視東北為龍脈。在北京定都後，清廷隨即下達對東北土地實行封禁政策。清廷將東北大部分土地劃定為官荒，限定於皇親貴族的活動場所，禁止民眾進入官荒地段。對大量已被開墾的土地，清廷將之圈為官莊、旗地，禁止“旗民交產”。因此，東北土地幾乎為清朝官府與貴族壟斷。清廷的封禁政策從側麵停滯了東北經濟的發展。東北土地封禁政策的鬆動始於災民的湧入。順治年間，曾數次頒布“遼東招民開墾授官例”，一方麵，緩解關內自然災害引起的大量災民無地可種的現象；另一方麵，試圖恢複東北經濟。至此，東北開始出現繁榮跡象。康熙看到弛禁帶來經濟複蘇的同時，對旗人的生計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而且，他對東北的繁榮是否會造成龍脈的破壞亦深感憂心。因此，康熙七年（1688年），再次封禁，“招民授官永行停止”，明令禁止漢民進入東北境地。乾隆年間，數次提出嚴禁漢民開墾東北土地。清廷一次次的下詔封禁政策，事實上揭示了漢民流入東北已成趨勢。
由於自然災害頻發，為尋生計，大量災民冒死湧入東北；同時，定居於東北的蒙古貴族旗主對災民的到來持歡迎的態度，災民的墾荒亦為他們帶來了額外的納租收入。
清末，戰爭與自然災害的頻發將大量關內災民推向關外。墾荒勢必成為緩解災民湧入的首要選擇。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恩澤上奏朝廷申請對東北土地弛禁，八月，清廷對此奏請予以應允。至此，如何引導災民墾荒，將之納入可控製對象，成為恩澤亟須要做的事情。之後，係列的章程的擬定，限製了旗主與地方政府的權利，從側麵緩解了災民與旗主之間的矛盾，對治安的穩定有促進作用。
其三，有助於促進黑龍江經濟資本化。
墾荒進程的推動，直接帶動了黑龍江經濟的發展。封禁之時，雖不少旗主私下招工墾荒，對黑龍江經濟的整體發展卻沒有觸動。弛禁之後，黑龍江經濟即刻呈現資本化的現象。表征之一是農產品商品化。黑龍江地處東北，土地肥沃，所產糧食質量上乘，“各城官運而外，至江冰大合，則載糧之車，日夜不絕，號買賣大宗。其運赴吉林省各屬，亦略相等。”遠銷俄國及鄰近其他省份，至此，黑龍江成為糧食的重要生產地與輸出地。糧豆的產業化直接促進了糧豆加工業的發展。傳統的糧豆加工業主要以家庭作坊式的形式存在——油房和燒鍋。糧豆形成產業鏈後，家庭作坊式的形式必然難以滿足生產的需求，大型的加工業自然產生了。東北的釀酒業異軍突起，很快形成地方支柱產業，“水酒到處皆有製造鋪，人民需用甚多，且在滿洲以此商業為最盛。其為此業者，往往致巨萬之富”。
事實上，墾荒進程的推動從經濟層麵上鬆動了封建的經濟結構。雖然封建經濟仍占主導方式，經濟資本化已開始萌芽，預示著東北經濟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