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官若放任自由，以利益為前提的商業運作必然將利潤放在首位，黑龍江的整體經濟發展情況尚不適於自由式的商業活動。且黑龍江的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穩定的經濟發展於黑龍江來說是第一位的。
如何平衡二者之間的關係？恩澤最終選擇了對於煤礦的一切運營方式“官不預問”的態度。但是，上書朝廷的奏折中，恩澤仍然強調了官對商的嚴格管理：
“一、官督商辦。一、酌抽厘稅。一、詳定局章。一、撙節薪工。一、豫籌彈壓。”行文與具體實施之間巨大差異，足可見出恩澤對此次煤礦開采的周全考慮。顯然，在向朝廷的奏議中強調官府對采礦權的控製，是為了最大程度消除朝廷對此運作方式的責難；而在具體運作中，采取“官不預問”的方式，則是盡可能保障民間資本的自主權，扶持黑龍江省煤礦業的發展，以促進地方財政狀況的好轉。
二、創設木植公司
清中葉前，因清廷實施禁墾，東北三省以地廣人稀著稱，森林覆蓋麵之廣尤為人稱道。道光年間，山東饑荒，政府采取暫時開禁東北荒地的舉措，以救濟逃難人口。其時，這一舉措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麵影響——大片的森林因此遭受劫難。自此之後，東北的森林開始被私人砍伐，並有逐漸加劇的發展態勢。甲午戰爭以後，如何救國成為每一個有強烈使命感與責任感的國人心中的一個主題。恩澤由此走向了實業救國的道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恩澤上奏，呈請在江省創設木植公司，承辦鐵路需用材木。此一設想並未得到順利落實，直至三年以後，黑龍江才出現第一家木植公司。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政府開始意識到林業拓殖的重要性，於是，大量的木植公司開始在黑龍江湧現。黑龍江的木植公司較吉林、奉天（即今日的沈陽）為早，很大原因乃是恩澤所做的大量開拓性工作。
對木材重要性的意識始於建造鐵路的設想。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依克唐阿、延茂和恩澤聯名會奏，請求勘定吉林至奉天的鐵路，“預防俄路分枝南侵，以保利權而弭後患”。三人的共同點是都對建造鐵路的可行性充滿期待，不同點在於，恩澤感興趣的是建造鐵路的過程亦可帶動黑龍江當地經濟的發展，比如說，建鐵路需大量的木材，而黑龍江剛好是木材之鄉，有著上好的木材。而由木材思及創設木植公司，則是恩澤思想的一次飛躍。恩澤做事向來小心、謹慎，一切計劃妥當方向朝廷奏請。此前恩澤的奏請，朝廷皆表準許。唯獨這一次，朝廷並沒有回音，而是直至三年之後，方才做出回應。其時，恩澤業已逝世一年。回頭來看這一次奏請的失敗，對於了解恩澤的思想頗有意義：一方麵，恩澤的思維方式遠遠領先朝廷，這一點毋庸置疑；另一方麵，恩澤的這種超越性思維裹挾著一種激情，它往往會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效果——有時候可能會帶來超越，但有時候也會陷入困境。
對比一年前開采煤礦的奏議，可以看出恩澤此次行為的草率，這主要表現在該奏議沒有詳明的計劃呈示。我們現在已無法了解恩澤其時的心理狀態，但可以大致猜出恩澤的想法。煤礦的開采雖未如預期的那樣有回天之力，但也始有成效。然而，於恩澤而言，木植公司的創設，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即時效益：
其一，木植公司不存在銷售的問題。煤礦由於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將煤運往南方，價格方麵無疑不占優勢，隻能與俄國商人合作。這對恩澤來說，是不大願意看到的。恩澤始終對俄國的虎視眈眈表擔心。木植公司的設立，與鐵路的修建，無疑是個雙贏之舉。
其二，山東災民闖關東，為流民開了先例。此後，源源不斷的流民走向東北尋找生存之路。同時帶來了對森林的私人砍伐，屢禁不止。木植公司的創設，可將這些私人砍伐的人員組織起來，收取相應稅金。這既可拓展財源，亦可控製私自砍伐現象。
如前所述，激情就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給人帶來以外的驚喜，也能置自我於困境。恩澤的創設木植公司的設想，在個人的立場而言，它對黑龍江的經濟發展固然有利，但很多事情終歸是“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在朝廷看來，這不過是一個膽大妄為的官員的一個激情式夢想，並無實際操作意義。最為重要的是，膠州灣事件後，清政府已經放棄自己建造鐵路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