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是非起，顧憲成們上疏如雪片，或被申斥、或被廷杖，貶罰者不計其數，但依舊是前赴後繼，曰此為忠君報國之氣節；此是非起，孤家寡人的萬曆皇帝更加的孤家寡人，為了逃離是非，他甚至放棄了做皇帝的權利，開始了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講、不上班的消極怠工，而且這麼一堅持就是二十餘年。這是是非爭來的苦楚，浩浩蕩蕩的十五年過後，最終無奈的皇帝選擇了自己不喜歡的兒子做了太子，然而這僅僅是“道德”的一次短暫的勝利。
想想萬曆初年，堪與商鞅、王安石比肩的偉大政治家張居正，還在進行著他雄才大略的經濟政治改革，僅十年的時間，便使朝政煥然一新，經濟上，扭轉了財政上的赤字，使國庫充盈；政治上，提高了政府的運轉效率，增強了活力，明王朝的統治隨之走上巔峰。但這樣偉大的變革，終因這位偉大人物的溘然長往而夭折；這樣偉大的改革家，也如他偉大的前輩一樣身後難逃反對者們的集體清算。而滑稽的是，在清算張居正的隊伍裏，後來在是非爭論中勢不兩立的萬曆、王錫爵與顧憲成，還曾是蹲在一個戰壕裏的戰友。他們其中的一位雄心勃勃，他們其中的一位清正廉潔，他們其中的一位深識時務，然而偏偏卻不再有了雄才大略。
沒有了雄才大略的明王朝，必將從巔峰滑落；沒有了雄才大略的明王朝，隻剩下了道德的聲討與氣節的推崇。這樣的聲討是以爭國本為始，而後是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是東林的崛起，是漫無邊際的黨爭，是魏忠賢的專權，是崇禎朝時的不可收拾。誰人可曾想到，張居正去後僅僅六十二年，便是清軍入關，江山易幟。
那位爭是非的憲成若在，麵對這一驟起的變故，不知會作何感想？
三、
天啟元年，與顧憲成、趙南星一道被譽為東林三君的鄒元標重返朝廷，那時朝內東林與齊、楚、浙諸黨黨爭以近百熱化，他麵對如此時政向剛剛即位的天啟皇帝進諫了“和衷”之議。他說，“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以前政壇紛擾，黨同伐異，皆因“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複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他認為“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
他的東林同誌不解，以為他老了，怕了，和稀泥了，他說，“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我總覺得，這很象是他對顧憲成與王錫爵當年的那次是非爭論的回答，隻是可惜，他的老友、同誌顧憲成已經作古，聽不到了。元標同朝的東林同誌不理解，我相信倔強的憲成也不會理解，他們相信有天理在，有堅持天理的決心與勇氣在，就會無往而不勝。明王朝卻也準備了最集權、最醜惡、最無恥、最黑暗的魏忠賢來考驗東林黨人這樣的決心與勇氣，最終東林彪炳史冊，成為我們民族忠貞不屈、堅持氣節、抗擊邪惡的最傑出群體代表，但明王朝依舊在粉碎了庵黨，平反了東林後轟然倒下。
還說那位鄒元標吧，年輕時的元標曾在反對張居正的“奪情”運動中，被霸道的張居正廷杖得終生殘疾。四十年後，幾近暮年的元標幡然醒悟，他在他的東林同誌異樣的眼光中，奔走呼號，為張居正平反。他或許已經領悟，光靠道德的堅守，氣節的把持挽救不了大明，大明這個時候需要的是，雄才大略。
然而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世間已無張居正。
四、
我似能聽得到喧鬧的曆史在關上大門後所發出的重重的回響，曆史隻留下了這麼個寂寞而冷清的院子。我把同同拉到身邊，和他說，記住麵前的這個人物，他叫做顧憲成，是明代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同同問我，他做出了什麼傑出的事情？我說，他締造了東林黨，而這個黨最終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同同不解，問我那他是好人嗎？我說，他是個好人，做的是好事，然而有的時候，好人和好事並不一定就會有利於他的國家。
走出那個院落，我感覺到如釋重負般的輕鬆，院落的斜對麵，還有一扇普通的小門，門旁掛著一個小木牌，上邊寫著“寄暢園”。
“寄暢園，居然在這裏，嗬嗬，”我無奈搖頭，當我即將放棄尋找它時，我找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