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如《老夫老妻》《風雪夜中的女人》《田伯辦喜酒》等，也都是寫身邊的熟人熟事，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不僅如此，我還以自己為“模特兒”，作為小說裏的主要人物來描摹。我供職於基層供銷社的農資商店，對裏麵的情況太了解了，某些職工的“坑農”行為，著實令人發指。當時作為臨時工的我，隻能是敢怒不敢言。我所寫的《1982：經商王國的臨時工》這個中篇，就是無情地揭露其不可告人的內幕。後來，我與單位簽訂了“停薪留職”合同，出來辦了一家服裝加工廠，由於我不善交際，所以，其中所經受的酸甜苦辣的滋味，簡直難以言說。《“悶葫蘆”的工廠家庭》，就可說是借此描述了自己在創業中的艱辛、痛苦與無奈的經曆。
有這方麵的體會，並不等於就能寫好小說了，當然還有其他要素，但至少可以這樣說，如若寫自己陌生的題材，那肯定寫不出好作品來的。
我並不想避諱，自己讀書很少，也沒有受過什麼寫作培訓，對於寫作上的一套又一套的技巧與方法，我不太懂，也掌握不了，但有一位名家（姓名倒給忘了）的這句話，在我的心裏卻如鐫刻在石板上的字，不管怎麼曆經風雨也抹不了。他說：概言之，寫小說無非就是把一個有趣的故事，講出一個有用的道理來。至此，我就把這句話視為經典，當作座右銘，因為，它符合我的創作狀況。說實在，我很少有寫作天賦，但在編故事方麵，倒覺得還行。每寫一篇作品，首先就會下意識地構思故事，沒有一定的故事情節，似乎就無從下筆。有作家否定小說過分追求故事性，這樣會使作品的雕琢痕跡過重，顯得不真實。也有作家提倡沒有情節，沒有故事性的小說，即散文化小說，這樣的作品才真正算得上有技巧，有品位。對此，我總被弄得有些糊塗。自從有了這句名家之言，就使我對編故事有了底氣，增強了信心。故此，我的小說，都非常注重故事性與可讀性，至於能蘊含多少“有用的道理”，這就不是我本人能說清的。天涯老師說我是編故事高手，有位文友說我的小說“一波三折”，我知道這是抬捧我，但也不否認我善於編故事，喜歡編故事這個事實。我會順著這條路子走下去。
我還想再談一點，就是在構思作品時，會不自覺地設置一個正麵的人物，就如同編故事，作品不塑造這樣一個人物形象，就覺得打不開思路，無法開展情節。我大多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以正麵形象為主。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揭露社會上的假醜惡現象，以及幹部的腐敗行徑，總覺得寫這樣的作品很解氣，心中充滿一種正義感。本人算不上像樣的文人，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文人性格。我曾經說過，回顧自己的人生，自恃清高，嫉惡如仇，不願阿諛奉承，不會溜須拍馬，這是我最大的脾性；而廉潔自律，清白做人，則是我的座右銘。也許因為我的脾性使然，所以就決定了我寫作的這一特點，俗話所說的文如其人，也許就是這個道理吧。為鞭撻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揭露某些幹部的貪腐惡習，以弘揚正氣，傳遞社會正能量，我不會改變我的寫作個性與特點。文學雖起不到救贖社會的作用，但卻能起到警世的效果，那麼，我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