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凱恩斯之一
專欄
作者：廖宗魁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已經過去六年，發達經濟體正常的複蘇卻一直沒有到來。相比危機前的2007年初，美國GDP水平僅增長了6%，日本和歐元區幾乎沒有增長。如果這樣的表現也是複蘇，那我們對複蘇的要求未免太低了。前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稱之為長期停滯，顯得恰如其分。
金融危機導致的大衰退及長期停滯，使一些歐美經濟學家開始反思新古典學派的理性預期假說和金融理論的有效市場假說。
而在中國，則在進行著另一種反思：對刺激的反思。許多人認為，歐美經濟的長期停滯是凱恩斯主義的失敗，因為發達經濟體采取的大規模刺激經濟的措施沒有奏效。在中國，“四萬億”刺激也被認為是當下中國經濟諸多弊病的罪魁禍首。
這都讓我想起了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凱恩斯的一生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目睹了1920年代前後的英國經濟的衰退和1930年代世界經濟的大蕭條，他的經濟理論正是為對付經濟衰退和大蕭條而誕生的，也是他反思古典經濟理論的產物，由此，凱恩斯成為宏觀經濟刺激的鼻祖。
對我而言，凱恩斯的理論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大學時的宏觀經濟學都會介紹，陌生則是因為凱恩斯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我至今也沒看懂。
在重新拿起放在書架角落的《通論》之前，斯基德爾斯基的《凱恩斯傳》讓我對凱恩斯的時代和其才華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相信脫離了大蕭條的背景去理解凱恩斯的理論很容易犯錯誤。當我走進凱恩斯的那個時代，發現凱恩斯與當時的經濟學家和政策製定者對大蕭條、對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理解和爭論與當下的許多經濟爭論和反思有著太多驚人的相似。如果換作凱恩斯，他又會如何思考當下的一些爭論？
當然，曆史沒有假如，經濟也沒有如果。但學習的過程中需要“假如”，因為這可以讓我們能有一個更好的反思，當我們都在抨擊刺激的時候，凱恩斯至少可以讓我們了解什麼才是刺激。
貨幣超發了嗎？
貨幣超發、大水漫灌，現在的歐美和中國的央行常常被扣上這兩頂帽子，並由此產生泡沫和通貨膨脹。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QE）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翻了幾倍，釋放了天量的基礎貨幣；中國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占GDP的比重名列世界前茅，這都是貨幣超發的罪證。
普遍的觀念認為，貨幣與通脹存在直接關係，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必然會帶來通脹，但人們卻忽視了它與現實背離的假設條件。
貨幣確實是刺激通脹的酒，但凱恩斯提醒我們，酒和嘴唇之間並不是直接相連的，它們之間還有很多易於脫杯的環節。當我們忽略了這些環節，試圖把酒和嘴唇直接對接的時候，往往酒也就變味了。
現實揭示，貨幣和通脹之間不僅僅隻是隔了條小溪，而是隔著條大江。這幾年美國的通脹一直低於2%，歐洲甚至麵臨通縮風險，中國的CPI也不高，而且PPI通縮已經持續了兩年多。
首先，貨幣既有交易的職能，也有價值儲藏的職能。央行可以開著直升飛機撒貨幣，民眾也有權利隻把鈔票壓在枕頭下，不讓鈔票去追逐商品。貨幣方程式完全忽略了貨幣的價值儲藏職能。《通論》中明確指出，除非人們沒有投機性動機，貨幣沒有了價值儲藏功能，貨幣數量方程式才會成立。
其次，貨幣要想直接轉化為通脹，需要經濟總產出保持不變，即我們已經達到了充分就業。看看如今歐美和中國的現實，不是充分就業，而是就業很不充分。
我們通常假定，貨幣供給是完全外生的，央行可以自由控製貨幣的多少。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擴張釋放的是“高能貨幣”，這部分貨幣通過銀行產生乘數效果，帶來更多的派生貨幣，央行就是通過這一方式控製經濟中的貨幣總量。
但實際上，人們往往忽視了，貨幣乘數是必須有信貸的需求才能產生，它並不是央行能夠控製的。在經濟大幅衰退時，流到銀行的“高能貨幣”會找不到信貸，就不會產生乘數，這些“高能貨幣”就不再高能，隻是轉化成銀行的超額準備金路途在美聯儲的賬戶上。埋在秦始皇陵墓中的金銀珠寶不會引起通脹。
所以我們看到，金融危機後美國的“高能貨幣”大幅增長，但M2卻停滯不前，M2的貨幣乘數從危機前的9下降到目前的3左右。也就是說，美國的貨幣不是超發了，而是太少了，美聯儲已經失去了對貨幣供給的控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