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早就對貨幣供給的多少不管不問了，市場上有誰關心每周五發布的美國貨幣供給量呢？相反，中國央行仍然在試圖控製貨幣供給，每年都會公布一個M2的增長目標。當你試圖控製一個你根本控製不了的東西時，你隻能采取更多的行政命令手段，於是就產生了對各大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控製。強行控製貨幣供給還有一附帶惡果，利率會失控，波動會更大。2013年6月的“錢荒”中，銀行間市場利率超過了高利貸，正是這種附帶惡果的體現。
貨幣隻是手段，不是目標。當我們的央行把手段當成目標的時候，真正的目標也就迷失了。貨幣是否超發，既不取決於央行釋放了多少“高能貨幣”，也不取決於M2的大小，必須結合通脹、就業和經濟增長這些目標才能判斷。中國經濟已經處在“破7”邊緣，CPI通脹水平甚至比美國和日本還低，工業領域通縮嚴重，這樣糟糕的經濟環境下，認為貨幣超發就有點太缺乏經濟常識了。
財政平衡的悖論
現在歐美國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財政不平衡問題，歐洲因此還引發了歐債危機，美國在2013年也出現了“財政懸崖”。大家都一致看到了財政整頓的必要，財政不平衡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問題。歐債危機後，歐洲實施了緊縮財政來緩解公共債務，美國也啟動了長期削減財政赤字的措施。
當然，如果在經濟繁榮的時候，沒有人反對縮減財政支出來減少赤字。但如今歐美經濟複蘇並不穩固，緊縮的財政會帶來負麵的經濟影響。到底是要財政平衡，還是要保經濟增長，政客和經濟學家打得不可開交。
有趣的是，在1930年代的凱恩斯就與英國財政部進行了這一兩難爭論。當時英國財政部主張財政平衡，而凱恩斯則主張衰退時要擴大財政支出。
凱恩斯認為，等到經濟恢複後，財政平衡會自然實現。因為在經濟繁榮之後財政收入會自然增加，而在經濟不振時收縮財政隻會讓經濟更糟糕，財政收入會進一步縮減，形成財政越緊縮，財政狀況越差的惡性循環。
英國財政部極力反對凱恩斯的建議，把他的方案看作是“一種長期的、投機性的預算平衡機製，而對初始幾年造成的預算赤字不予考慮”。英國財政部還提出了另一方麵的質疑，“如果公眾意識到，而且遲早會意識到，我們的支出總是要還的。”那麼，財政擴張就不能帶動私人支出和投資的增加，這就是“李嘉圖等價”原理。
政府的支出遲早都要還的，這往往隻在有限的範圍內成立。當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大到一定程度，沒人還期望他一定會還吧！現在歐美的政府債務，讓國民幾年不吃不喝也還不完，還債就不要太指望了，不繼續增加債務就萬幸了。一戰後德國的戰爭債務，英國對美國的債務最終都是賴賬清零。凱恩斯親曆了一幕，不會抱有債務總會還的理想信念。
凱恩斯沒能說服當時英國的財政部。爭論取決於你認為預算平衡和經濟增長哪個更緊迫，以及財政刺激的效果，這隻能留待現實去驗證。英國直到二戰爆發才走出失業泥潭。如今的歐洲財政緊縮並沒有讓它的財政狀況好轉多少，經濟甚至麵臨三次衰退的風險，歐洲央行被迫把基準利率降到零，歐洲版的QE也在醞釀。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四萬億”刺激之後，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直線飆升，引發了各界的擔憂。如何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呢？兩個方法：直接削減地方債務，增加地方融資平台的融資能力。
第一種方法很痛苦，因為直接削減債務拉低經濟增長，歐洲就是前車之鑒。第二種方法，我們正在使用，就是擴大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權力，增加它們償債的能力，這實際上是一種拖延的辦法，本質是借新還舊，把風險和壓力往後推。
凱恩斯為我們提供了第三種途徑，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加大公共投資和債務，隻要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明顯，自然會帶來稅收的增加和債務比重的下降。如果凱恩斯是對的，那麼中國經濟的繼續下滑隻能進一步加劇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增加它們的財政赤字。
在10月初IMF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來論證公共投資的效果。IMF認為，過去三十年，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資本存量都在下降；現在是非常好的增加公共投資的機會，不僅具有可觀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乘數，還會帶來稅收的增加，自然會降低公共債務的比重。凱恩斯和IMF的建議不妨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