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宋瓷之美，索先生不由地感慨：“兩宋瓷器的美，不是靠語言來表達的。我感謝生話給了我機會和能力去感受這種美，慶幸自己生長在北京。少年時代，父親給了我美的啟蒙，那時我並不知道，美已經連同一種古典的傳統意識進入了我的血脈。後來在我工作的年代裏，以河南為中心的仰韶文化之美用它的天然質樸粉碎了明清瓷器在我心中的價值，使我一輩子無法與之妥協。”
2000年，在江西景德鎮陶瓷學院舉行的“中國國際陶瓷藝術研討會”上，索先生擔任中方主講。“青瓷之史研究”一文，為中國贏得了榮譽。文中，索先生指出，“北宋後期的曆史揭開了中國古代最為燦爛奪目的篇章，它的傑出代表就是宋瓷。宋瓷之所以成為一個曆史時期的文化概念，在於它的細潔淨潤、色調單純、趣味高雅，它上與唐之鮮豔，下與明清之俗麗都迥然不同。北宋王朝士大夫們的審美水平和感受力是相當高明的，凡屬文化範疇內的，如詩詞、繪畫、陶瓷、建築、書法、音樂等，都體現出一個規律性的共同趨向，即追求韻味；而且彼此呼應協調，相互補充配合，成為一代美學風神。”
宋瓷之所以成為宋瓷，是因為在它的身上凝聚了中國曆史上那個最燦爛時期的文化和審美追求。宋文化是一種相對封閉、相對內傾、色調淡雅的文化類型。有宋理學造微於心性之間，宋文舒徐而和緩；宋詞鍾秀柔美、細膩精致；宋詩“如紗如葛”、“思慮深沉”；宋代建築尚灰牆黑瓦、檻枋梁棟皆木之本色；宋代陶瓷、書畫脫卸華麗豐腴，尚樸澹、重意態；即如宋人服飾，也“惟務潔淨”。
宋徽宗趙佶正是這一文藝思潮和美學趨向的典型代表。索先生說：“在他以前，我國的民間藝術與文人藝術已相互獨立或分化；在他以後，則出現了這兩種層次不同、趣味不同的藝術形態的對流。他把雅與俗、巧與拙這種藝術上的雙重性表現得完美無缺。這是一個寫真的世界，這個世界所追求的美是一種樸實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昧，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並把這一切提到某種徹底了悟的哲理高度。無怪乎文房清玩中，就隻有宋瓷最合徽宗的標準了，隻有‘此中有真味，欲辯已忘言’的鈞窯、汝窯、汴京官窯、建窯和定窯才是徽宗所珍視的對象，並被抬高到獨一無二的地步。”
擘畫大美事業
宋瓷之美，時常激蕩起索先生深埋內心的熱情。麵對我國名瓷名窯恢複搶救工程況久紛綸的局麵，索先生心裏湧起一股與日俱增的焦慮感。他說：“誰領悟到這焦慮的期待，誰就不會放棄對藝術的獻身精神，成為無意義的存在物。”他渴望重現北宋諸名窯爭鳴競秀的局麵，渴望重現中國陶瓷史上諸多的“個人之最、瓷窯之最、世界之最。”
在研究中外陶瓷著作的同時，索先生深入考察中國古代瓷窯遺址，考察中國陶瓷工藝技術的發展演進和興衰播遷的蹤跡。漸漸地，他已不能適應我國100多年以來的表麵化、同一化、商品化的製瓷模式，轉而選擇了一條艱難而冒險的路——實踐變革。“我在揣摩宋人做瓷，從原料到窯具乃至他們的審美、構思和實踐體驗，無一不是我研究的課題。這種嚐試，旨在體現全方位的創作觀，以便把曆史、現實和未來連成一條合理的鏈環。”談及創作感想時索先生說，“做瓷，不該是器形和釉色的簡單模仿，應盡其深層次的曆史還原。進而在厚拙中刻意求新，在古樸而清麗中獲得時代的美感。”
1988年起，索先生不間斷地深入宋瓷的故鄉——河南，在那裏創建中國古陶瓷研究試驗基地，反複求證、反複研究、反複實踐。不管是雨雪冰凍，還是夏日炎炎，他都始終站在第一線。當發現不滿意的作品時，索先生總是毫不猶豫地將它砸掉，每砸掉一件東西都感歎一次“是我毀了它們的生命。”以精示人的嚴謹態度令人動容！
“如果說創作是一種職業的話，它是一種危險的職業。崇拜美的極致，這樣的人生，不是閑適、清高，而是危險的生命。”索先生經常告誡學子：“在外蒙古的阿拉抗蓋有一種生長在火山口側壁的美麗的樹木，地獄口般的黑洞映襯著金箔似的黃葉。在黑鍋火山，除開那種金葉樹外沒有其他生物存活下來。這偏激地證明著一個觀點——美則生存。”
已過耳順之年的索先生至今仍在堅持創作，不停地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見證美的誕生，體驗美的震撼。正如一位詩人描寫的“青瓷泰鬥索宗劍，再續五窯篇。一千三百五十度，燒出天下美，美如夢，夢何歸，南柯蝶正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