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經過幾天艱苦的行程，張春燕帶著孩子終於到了一大片幾乎沒有人煙的荒野，前麵有一條小河，河的對麵就是解放區。河這邊的敵人哨卡已空無一人。張春燕便抱著小兒子，背著女兒，領著大兒子，涉水向對岸走去。對岸有人高喊：“不許過來，不然就開槍了！”張春燕仍不管不顧地朝前走。對岸的人看到隻是一個婦女帶著幾個孩子，便讓他們上了岸。一位地方幹部對他們進行了仔細盤問，了解到他們是要到解放區找人，便安排他們先在一戶貧苦人家住下。第二天一早，附近斷斷續續地響起了槍聲。當地幹部連忙派人帶領張春燕母子緊急上路，最終送他們安全到達了解放區。此後兩天中，解放區幹部對張春燕進行反複盤問，最後張春燕急了，就說：“我帶著孩子跑了幾天，冷得要死，累得要命，肚子也吃不飽，一個個都病了。你們要是不相信，那就把我送到上級部門審查！”
後來解放區幹部找來一輛大車，日夜兼程把張春燕母子送到安東。省政府的同誌了解到張春燕不顧生命危險，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長途跋涉來解放區找丈夫，非常熱情，立即找來護士給他們母子檢查。因為張春燕不知道丈夫在哪兒，也不知道他所在的機關，那位同誌有些犯難，於是問張春燕還認識哪些人。張春燕說：“我認識閻寶航，閻夫人是我的幹媽。”此時閻寶航已就任遼北省政府主席，自然是最有力的證明人。省政府的同誌立即給閻寶航發電報，很快接到回電，證實了張春燕的身份，並告知姚艮現在在吉林東北大學。
在省政府的安排下，張春燕母子被送到吉林。到了東北大學後，一位負責的女同誌說，這裏隻有一位姓姚的，叫姚冬麥，但他已經調到哈爾濱了。張春燕激動得連連點頭，因為姚冬麥就是丈夫姚艮啊！這時校長呂驥來了，他驚訝地問張春燕：“兵荒馬亂的，你帶了三個孩子，是怎麼過來的？”當他了解到張春燕為了尋找共產黨員丈夫，獨自一人帶著三個幼子，曆盡千難萬險，穿過層層封鎖線來到解放區的情況時，十分感動。他召集全體學員在操場列隊，向大家介紹了張春燕的故事。最後，他深有感觸地說：“有這些既普通又偉大的母親和妻子的支持，我們的革命怎麼能不勝利？”
在呂驥的安排下，張春燕母子被送上了去哈爾濱的列車。1947年12月底，張春燕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終於到達哈爾濱市公安總局，找到了姚艮。一家人團聚了。
1948年1月，姚艮通過組織審查，調到東北局社會部偵訊處工作。他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打擊刑事犯罪等一係列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姚艮和張春燕一起被調到北京，從此一直在公安部工作，直到離休。幾十年中，姚艮曆任編譯處秘書、科長、辦公廳編譯處處長兼群眾出版社總編輯等職務，1978年被任命為公安部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1991年6月，他獲得了公安部頒發的“人民警察一級金盾榮譽章”。
姚艮熱愛文學創作。在蘇聯勞改營中他就創作了許多詩歌，在新疆時發表過《阿爾泰的故事》等多部長篇小說。新中國成立後，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他還翻譯出版了多部外國文學作品，如《金星英雄》、《豐收的故事》等長篇小說，以及《紅色保險箱》等電影劇本。其中《金星英雄》是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作品。這些譯作出版後風靡全國，一版再版，對當時的中國文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姚艮在1995年年屆八旬之時，還以自己在蘇聯勞改營的親身經曆，寫作出版了《一個朝聖者的囚徒經曆——1932~1939年在蘇聯的遭遇》。他曾談過他對於在蘇聯勞改營中的那一段生活的評價，以及寫這部作品的思考。
姚老說：對於遭受無端迫害的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特別是對於那些沒有死在敵人手裏，而是死在“自己人”手裏的人來說，不能不是一件憾事。至於我這個幸存者，反思這一段經曆，我以為還是有所得的。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我接觸了數以千計的各式各樣的人物，上至勞改營的各級領導，其中有教授、學者、軍官、革命家和政治家，下至包括蘇聯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在內的一般囚徒，自然也有許多真正的罪犯、反革命分子。此外，還有難以計數的被當作間諜、嫌疑分子、奸細、越境犯、托派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等的中國囚徒。他們中有許多人是在蘇聯長期居住的無辜居民，也有不少是由我黨派去學習革命理論的黨的早期幹部，但在蘇聯不斷擴大化的清黨和“肅反”運動中，卻變成了囚徒。即使在那樣的劣境下，許多革命者仍然對生活、對未來充滿希望，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間真善美與假惡醜、高尚與卑鄙、純真的人性與扭曲的獸性之間的鬥爭。這些生活經驗都是人生難得的寶貴財富，是一輩子可以享用的……革命是一場社會的大變革，曆史的發展是曲折的。革命會有犧牲，除了在對敵鬥爭中會死人外，死於“自己人”手中的也不在少數，這一點已為曆史所證實，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的那段經曆應當說是不應該發生的事。但是既然已經發生，便要汲取經驗教訓，不讓或少讓那些不該發生的事重演。比方說，當初在蘇聯發生過的事，許多竟然在幾十年後的中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甚至變本加厲地重演，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值得研究了。我們的曆史學家和政治家應當正視曆史，要研究這些事情發生的根源和克服的方法，從而讓這樣的事在中國不再發生。隻有這樣，才能團結全黨全民，同心同德地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
新中國成立後，張春燕在公安部編譯科任職。憑著熟練的俄語，她完成了許多重要的文字翻譯工作。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和丈夫在蘇聯、在新疆、在重慶和東北的隱蔽戰線上冒死為革命工作的經曆，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和平時期在公安部的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時竟然都成了裏通“蘇修”，以及“為公檢法黑線賣命”的“罪證”。姚艮被戴上“羅瑞卿的黑幹將”的帽子，被捕坐了八年多牢。張春燕則被扣上“蘇修特嫌”的帽子，送到幹校審查。而在這個時期，姚艮夫婦的子女也受到許多無端的迫害，兒子東文因發表反對“四人幫”的言論被捕。
姚艮入獄後，好幾年音信全無。造反派多次逼迫張春燕和姚艮離婚，要她揭露姚艮的“罪行”，交代她是如何受姚艮的指使“裏通外國”的。然而這一切都被張春燕嚴詞駁斥和拒絕。她堅信患難與共幾十年的丈夫是堅定的革命者。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夫妻離散、自己沒有自由的情況下，張春燕始終沒有屈服，她靠自己七十六元的工資，帶著五個孩子度過了艱難的歲月，表現出一個中國母親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偉大的愛心。
幾年前，張春燕曾兩次回到闊別了六十多年的俄羅斯，探望在異國的親人，了卻多年的心願。
歲月蹉跎，往事如煙。張春燕現已年近九旬，相濡以沫七十年的老伴的離去，是對她的重大打擊。然而作為一個飽經風霜、久經人生風雨錘煉的革命者，她為自己和丈夫曾為之奉獻一生的事業感到驕傲，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她堅信，他們曾為之奮鬥終生的目標終將實現。
責任編輯/季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