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寶航是遼寧海城人，是一位愛國的政治活動家，和張學良關係很好。“九一八”事變後，他組織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曾先後擔任蔣介石、宋美齡等人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書記兼幹事、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以及國民外交協會理事等職務。在重慶時，他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士，如宋美齡、孫科、於右任、戴笠等交往都很密切，但實際上他早在1937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隱蔽戰線上的領導人。他領導著一個情報小組，專門在國民黨上層人物中收集情報。李正文正是該情報小組的一員。閻寶航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護，幫助了許多流亡到大後方的革命誌士。
這樣，姚艮便帶著兒子列文由蘭州乘長途汽車到達重慶，找到了閻寶航的家，即著名的“閻家老店”。他們受到閻寶航和夫人高素桐的熱情接待。姚艮向閻寶航談了自己的經曆，特別是在蘇聯勞改營的情況，以及在新疆進行的革命活動，表達了迫切尋找黨組織的心情。他連夜寫了簡曆，請求恢複自己的組織關係，並列出了自己知道的身陷新疆監獄裏的其他革命同誌的名單，請求黨組織盡快設法營救。
第二天，閻寶航將姚艮的信直接帶給了周恩來同誌。當日下午，周恩來同誌派宋黎看望姚艮，宋黎對他說：“恩來同誌讓我轉告你，組織希望你和那些還流落在新疆的愛國青年能早些回到東北去，借助東北的關係做地下工作。你要有長期幹地下工作的思想準備，幹上十年、二十年，直到革命勝利。黨決定承認並恢複你的組織關係，你努力幹吧！”
這麼快就聯係上黨組織，恢複了組織關係，並得到周恩來同誌的關注，姚艮十分激動。他表示一定要按黨的指示盡快去東北。宋黎同誌關切地問：“就你自己帶著一個小男孩兒去東北敵占區工作，行嗎？”
閻夫人說：“我早就開導過他了，他怕老婆孩子拖累他，把她們扔在新疆了。”
這時閻寶航說：“這個問題恩來同誌已有指示，他說，現在準備把姚艮安排到中長鐵路工作，一個單身男人帶著一個有外國相貌的孩子，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猜疑。孩子媽媽有俄羅斯血統，帶著妻子孩子，那是最好的掩護，應當把妻子和孩子接來一起去東北。”
於是姚艮連忙往新疆發電報，讓張春燕立刻帶著女兒立文去蘭州。同時閻寶航給蘭州的朋友發電報，請他們幫助接待張春燕，並買好機票。這樣，在周恩來和閻寶航的關懷下，張春燕很快帶著女兒乘飛機到了重慶。
張春燕母女的到來使閻夫人非常高興。她告訴張春燕，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妻子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有顧全大局的犧牲精神。她還認了張春燕做幹女兒。
四
不久，姚艮通過伯父姚介忱的好友、國民黨元老、曾任中東鐵路督辦的莫德惠，找到東北行轅經委會主任兼中長鐵路理事長張家鼇。張家鼇同意安排姚艮到中長鐵路工作。就這樣，5月中旬，姚艮一家乘坐一架東北經濟委員會包機飛抵北平，和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徐冰接上頭，接受了搜集軍事運輸情報等任務，再轉乘火車到達沈陽。
在東北，姚艮很快和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先後任中長路長春分局車務科副科長兼中長路長春分局調度所主任、中長路總局行車安全室主任以及沈陽南站站長等職，其轄區正是國民黨軍隊運輸調動最繁忙的鐵嶺到鬆花江站地段。在這些關鍵的工作崗位上，姚艮準確地掌握了國民黨部隊的調動情況，向我軍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並利用當時物資缺乏、缺少優質煤、列車運行困難的情況，巧妙地調度安排，使國民黨軍隊的運兵列車阻塞，無法準時到達前線，擾亂了敵人的軍事部署。
當時哈爾濱以北已經是解放區。這段時間，姚艮家中來往的人很多，許多黨的重要幹部都是通過這裏轉道去解放區的，接待他們要擔負很大的風險。但張春燕總是精心安排，不但管吃管住，還要確保安全。例如，高崇民的夫人和他們的三個孩子，閻寶航的夫人高素桐和孩子明光、明複、東東、玲玲，從關內到長春，都是由張春燕接待、掩護，由姚艮親自送上去德惠的列車，使他們安全通過封鎖線來到解放區。
正在這時，地下電台被敵人發現，有的人經不住敵人的嚴刑逼供，叛變了。幸好姚艮事先得到內線通知，迅即組織同誌們撤離。他自己也利用站長身份，假稱路局派他到開原辦事，上了北去的列車，離開了沈陽。張春燕根據姚艮的囑托，不顧懷孕臨產、行動不便的困難，迅速通知其他可能會暴露身份但還沒有得到消息的同誌轉移，從而避免了組織遭受更大的損失。
張春燕在丈夫離開後，立刻對家中進行了徹底清理。姚艮走後第二天，特務趕到家中搜捕，但為時已晚，一無所獲。特務惱羞成怒，不顧張春燕此時已近臨產，對她軟硬兼施，在寓所進行審訊。張春燕經曆過新疆時期的鍛煉，特別是隨姚艮到東北以來，為了保證姚艮順利地完成黨指派的任務，在照顧好家庭的同時，經常配合姚艮傳遞情報，做聯絡工作，有了一定的對敵鬥爭經驗。麵對敵人的審問，張春燕堅持說：“我丈夫是奉路局之命出差，現在他沒有回來，我也非常著急，局裏應當負責找人才是，怎麼能來逼問我？”敵人抓不住把柄，便派了兩個特務在家中住下來監視，企圖通過蹲守抓住姚艮或其他同誌。過了兩個月，終無所獲，敵人又將在中長路總局辦公室工作的“軍統”特務許某一家搬來監視張春燕。
五
姚艮走後，張春燕生活十分困難，家裏常常揭不開鍋。因為有特務監視，不能公開到熟人家籌借，隻有變賣家產。最初是賣家具，家具賣得差不多了，隻好賣衣服，連當時禦寒的皮大衣也賣了。正在為難，有人趁寒冬清晨沒人注意之時，偷偷送來兩袋大米和一車煤，說是錢已經付了。原來，黨組織沒有忘記張春燕，一些過去受到姚艮夫婦照顧的工人也沒有忘記他們。他們知道張春燕的困難處境後，就采取各種方式暗中幫助。一個冬天總算熬過去了。
二兒子大文出生後，日子更難過了。張春燕便對特務說：“你們在這裏這麼久了，我丈夫至今沒有下落，我一個人帶著幾個孩子，這樣下去怎麼生活？我得請人幫忙。”敵人考慮，幾個月的監視毫無結果，看來也沒什麼油水了，便逐漸放鬆了戒備。終於，在沈陽南站張副站長夫婦的幫助下，張春燕帶著孩子住到了他們家中。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張春燕便決定，不管局勢多麼混亂和危險，也要到解放區去。她找到在中長路工作的熟人商量，最後決定從北路繞道去解放區，因為那條路經過煤礦區，認識她的人少，比較隱蔽。
一天早晨，張春燕帶著三個孩子乘上鐵路班車，經過幾次中轉，來到接近安東（現為丹東）的一個煤區小站，在一個熟人家中住下。第二天，張春燕帶著孩子啟程了。經過國民黨部隊駐守的一個哨卡時，正好下起了毛毛雨，哨卡中沒有當官的，可能是躲雨去了，隻有三四個士兵把守。張春燕便對他們講，孩子爸爸在長春很久沒有消息，生死不明，隻好帶孩子去爺爺奶奶家。國民黨士兵檢查了包裹，扣了幾件東西和一個被裏，便放行了。剛走沒有多遠，不知從哪兒鑽出來兩個便衣特務對他們進行盤查，張春燕帶著三個孩子，一副家庭婦女的打扮，便衣沒有查出可疑之處，便讓他們通過了。此後，又經過了幾個哨卡，都是有驚無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