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故事
作者：嵇鈞生
2010年10月14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悼念大廳裏，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公安部部長孟建柱以及四百餘名公安民警沉痛地送別一位九十八歲的公安老戰士，他就是參加革命八十年，從事公安工作六十多年的原公安部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姚艮。姚艮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幾十年來，在國內外的革命鬥爭中，在黨的隱蔽工作戰線上，在保衛祖國和平建設的年代中，他始終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以頑強的毅力去應對和克服一切困難。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祖國的公安保衛事業。
送別人群散去之後，一位白發蒼蒼、儀態莊重的老人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她深情地凝望著黨旗覆蓋下安詳長眠的姚艮，久久不願離去。她就是與丈夫相濡以沫，共同度過七十個春秋的張春燕。在姚艮人生的每一個關鍵時刻，她始終與姚艮相伴相隨，同生死共患難，不離不棄。張春燕也是一位公安戰線的老戰士，更是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妻子和母親。作為一個革命者，她和丈夫一樣忠誠於黨的事業。而作為從事特殊戰線工作的革命者的妻子，她需要應對許多常人難以克服的困難。幾十年中，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她始終如一地為國、為家奉獻著自己的一切。
一
20世紀40年代，抗戰勝利後不久，姚艮抱著四歲的兒子列文，依依不舍地同他年輕的妻子瓦莉婭告別。他要到重慶尋找黨組織。
瓦莉婭出生在蘇聯遠東。她的生父隋西甫是山東黃縣人，曾是一位抗聯戰士。他在一次戰鬥中受傷後，被迫撤退到蘇聯境內，流落到西伯利亞布拉高坡當了煤礦工人。後來他與蘇聯女工妮娜結婚，生下了女兒瓦莉婭。隋西甫不久病故，後來妮娜和一位姓張的中國人結了婚，瓦莉婭也隨了繼父的姓，取名張春燕。
1938年，張春燕和妹妹隨著繼父和母親回到了中國新疆。1940年6月，她與姚艮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結婚。從此，這位在俄羅斯出生的，具有中俄兩個民族血統的女子，把自己的命運和一位中國共產黨員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姚艮早在學生時代就參加了革命，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中共北平市委通縣黨支部書記和通州區委書記，在北京潞河中學及附近的農村從事革命活動。不久，他的活動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組織上考慮到他隨時有被捕的危險，便讓他暫時離開通州，回東北家鄉從事革命活動。姚艮在雙城看望雙親後，乘船到黑河探視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伯父姚介忱。正在這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姚艮便留在當地和地方組織一起開展一係列的抗日活動。他們發表抗日演說，散發傳單，並在姚介忱的幫助下，取得黑河鹽倉緝私隊的武器，協助綏濱縣縣長陳庸建立抗日武裝。
1932年9月，姚艮受黨組織的委派，渡過黑河到達對岸的蘇聯布洛高維申斯克市，希望接受軍事指導並請求武器援助，以便回國後組建抗日遊擊隊。然而由於當時遠東局勢緊張複雜，蘇聯正在進行著一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許多中國人都無故受到牽連。在這種情況下，姚艮難以取得蘇聯方麵的信任，後來由於他對當局的某些政策發表了不同見解，遭到了所在地區蘇維埃的懷疑，便將其誘捕並押解至伯力，關在遠東政治保衛總局監獄的地下室裏。雖然他進行了多次書麵申訴，卻始終沒有回音。於是他進行了絕食鬥爭，四天後終於有兩位軍官來提審他。其中一位是建黨初期被中共中央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的中共黨員嵇直（他也是一位公安保衛戰線的老戰士，上世紀50年代回國後曾任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此時的嵇直已是蘇聯遠東特種紅旗軍的軍官。他雖知姚艮冤枉，但苦於無決定權，除了幫助姚艮申訴外，隻有鼓勵姚艮努力學習，鍛煉身體，耐心等待審判，爭取得到公正的判決。嵇直的關懷和鼓勵，使姚艮樹立了信心。盡管如此，姚艮最終還是無端獲罪，於1933年9月5日，以莫須有的“間諜罪”被送進了勞改營。
此後六年多，姚艮在遠東暴風雪的肆虐中，鑿冰捕魚，築路運輸，為建設遠東共青城從事極其艱苦的勞動；在炎炎的中亞夏日，暴曬在炙熱的陽光下，修築鐵路，種植蔬菜；在北極圈從事艱苦的挖煤勞動，曾因煤礦冒水而身陷暗無天日的地下……雖然幾度命懸一線，但他憑著堅強的信念，年輕壯實的體魄，不屈的鬥爭精神，曆經遠東、中亞、北極等三個地區的四個勞改營難以想象的生死磨難，九死一生。
1938年，姚艮終於獲得釋放。
二
這時“七七事變”已經爆發，日寇鐵蹄踐踏了祖國的大片土地。姚艮抱著抗日救國的理想，毅然離開蘇聯，於1938年4月回到祖國。他到達新疆後遇到了許多東北流亡青年，他們都勸他先在新疆落腳再找出路。於是姚艮通過報考和朋友介紹，先後在新疆塔城行政公署、迪化督辦公署和庫車軍校工作，一邊參加當地反帝、反封建、反分裂的鬥爭，一邊尋找黨組織。在此期間他還從事文藝創作，寫了多部小說。
在庫車時，姚艮夫婦結識了由延安派去的中共黨員、時任縣長的林基路。姚艮向林基路談起自己的經曆和參加革命活動的情況，希望早日回到黨的懷抱。張春燕和林基路的夫人陳茵素成了好朋友，在她們的交往中，張春燕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積極參加陳茵素組織的抗日救亡活動。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主政新疆的軍閥盛世才撕下了親蘇親共的假麵具，投靠國民黨，大肆逮捕、殺害共產黨人和有進步傾向的軍政人員。一次張春燕帶著兒子去市立醫院看病，在走廊中碰到陳茵素抱著兒子庫爾班也在看病，後麵還跟著一個人。張春燕悄悄問陳茵素現在住在哪裏，陳茵素卻有意回避了。張春燕回家後把此事告訴了丈夫。姚艮當即設法請醫院中一位中俄混血女護士給陳茵素轉去一些現鈔和一封給獄中人員的信。不久，陳茵素托人帶信告訴姚艮夫婦，他們在獄中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林基路、周彬（即毛澤民）和陳潭秋已經犧牲了，並隨信附來林基路的遺作《新囚徒歌》和她的《思夫曲》。
三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姚艮決定到陝北去找黨組織。他和妻子商量，如果全家一起走，路途遙遙，很難平安到達延安。而且當時姚艮參加的一些進步活動已經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全家一起走肯定會困難重重。那就隻有他自己先走。但是，在當時局勢動蕩的情況下，讓年輕的妻子帶著兩個幼兒留在新疆，處境將十分危險。姚艮心裏非常矛盾。張春燕深深理解丈夫希望找到黨組織的急迫心情，她對姚艮說：“這樣吧，你把兒子先帶走，我和女兒留下。你放心，我會把女兒帶好，我們一定等著你。如果這裏實在住不下去，我就帶女兒去蘇聯找孩子的外婆。到時你給外婆寫信和我們聯係吧。”
冬日的一個清晨，姚艮找了個借口到哈密出差，趁機去了蘭州。在蘭州逗留期間，他到處打聽去延安的門路，卻茫無頭緒。這時他意外地從一本上海出版的進步雜誌上看到一位署名嶽光的作者寫的文章。從內容判斷，姚艮確定這是他在蘇聯北極勞改營中結識的摯友李正文。姚艮知道李正文是共產黨員，立即寫了封航空信請編輯部轉交作者。信中他詳細介紹了自己回國後的情況以及現在迫切尋找黨組織的心情。不久，李正文回信，還寄來一筆路費，要姚艮趕緊帶著全家人去重慶，說他已和著名的進步人士閻寶航聯係過，姚艮到重慶後可以在閻家住宿，並聯係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