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芬1961年生，大連莊河人。曾當過農民、工人，雜誌社編輯，現為遼寧文學院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86年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係。曆任莊河縣文化館創作員，文化局副局長，《海燕》雜誌編輯，遼寧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委委員，大連市作家協會副主席。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拿來這個題目，不安了很久，依我的身份和學識，談曆史與文學似有些冒險。我是一個鄉村孩子，出生在中國的饑荒年代，而伴隨我成長的，又是中國曆史文化慘遭破壞的“十年動亂”，可以說成長中書本的教育先天薄弱，也因此我的曆史觀受到極大局限，看世界的眼光隻能拘泥在一方狹小的天地，我所關注的，隻能是心靈的曆史，日常的曆史，心靈和日常之外“冥冥之中”的曆史。我所關注的，隻能是身邊的現實，是無數經由時光穿梭而成的現實。
說起心靈的曆史，得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在一個上有奶奶、父母、哥嫂、下有侄子侄女的四世同堂大家庭裏度過，我的奶奶從封建社會過來，有著嚴格的封建家長作風，說一不二。母親溫順賢惠，從不敢大聲說話。我有三個哥哥，我三歲時，大哥就娶了大嫂，之後每隔兩年娶一個嫂子。在既有奶奶、母親，又有三個嫂子的大家庭裏，我的童年備受壓抑。我害怕奶奶的臉色，奶奶愛我，對我並不嚴厲，但她對母親嚴厲，她的臉色常常要影響母親的臉色；我害怕三個嫂子的臉色，在嫂子們眼裏，我也隻是個孩子，她們並不管我，可她們的臉色常常也要影響母親的臉色。而我，每當母親臉色不好，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一不好了，就格外留心奶奶和嫂子們的臉色。我的目光，從沒有離開院子以內的世界，父親在外麵幹什麼，哥哥們在外麵幹什麼，父親和哥哥之外更遠的外麵是什麼樣子，從不關心。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狹小的空間，深入在母親的心情裏，跟隨母親，一會兒高山一會兒大海，沒有一刻安寧。
多年以後，我拿起筆開始寫作，我的處女作是一篇題為《靜坐喜床》的小說。在那篇小說裏，我寫了一個鄉村女子在結婚這天上午的心理活動。她由鄉村嫁到小鎮，她坐在婆家的喜床上，看著歡喜熱鬧的人群，看著在熱鬧的人群裏忙碌著的婆婆和新夫，內心一陣陣激蕩、慌恐。她不知道未來的一切是什麼，但她知道她的命運有了一次與前不同的全新的開始。我在那篇小說裏描述了一個女人複雜的心理瞬間。
那個時候，因為家庭遭遇不幸，我十七歲就被迫輟學。在漫長的播種季節，身心不堪重負，無比的勞累和壓抑，就在夜晚用日記釋放自己，在日記裏編織自己的夢想。我的夢想僅僅是離開大田，做一次新嫁娘，做一次小鎮人家的新嫁娘。因為在當時，在我青春時期的鄉村，女子隻有結婚這一天才可以不幹活，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坐在喜床上，看所有人為她忙碌。那篇小說，摘自我的鄉村日記，當這篇日記在後來的日子得以發表，我看到一個鄉村青年脫離現實的夢想變成了文字裏的曆史。看到一個新嫁娘在一個上午的心理瞬間變成了曆史。是這時，我才知道，我的童年如何影響了我的創作，那靜靜流動著的時光在我所不知道的外麵譜寫著波瀾壯闊的大寫的曆史時，我其實正匍匐在母親以及身邊人的心靈裏；我關心的曆史，其實隻是人的心靈的曆史。
多年以後，1999年，我寫了一部題為《歇馬山莊》的長篇小說，在那篇小說裏，我同樣寫了新婚女人，隻不過這一次還有她的男人，她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她的村莊；隻不過小說由新婚之夜開始，由新婚之夜的一場大火開始，寫了一家人以及和這一家人有關的歇馬山莊人一年裏的生命故事。一個上午，不管一個新婚女人的夢想和現實之間距離多大，其心情終歸是她人生當中最輝煌最高蹈的，而不像一年。生活一旦向一年奔去，現實總要現出它原有的模樣。當生活在時間的推動下水落石出，現出繁複和瑣碎，現出苦難、困惑、迷茫等一應日常的麵貌，他們承擔和付出的便不僅僅是激蕩和慌恐，而是堅韌和忍耐，掙紮和抗爭。
如果說心靈的瞬間就是曆史，那麼這曆史便是日常的曆史，因為繁複和瑣碎在日常中揮之不去。日常，就像一道布滿陷阱的壕溝野地，看上去平坦平靜，內裏卻隱藏著無限殺機，可以說是一步一坎兒險象環生。在我童年的生活中，正是隱在日常中那此起彼伏的臉色，攪擾著母親的心情以及我的心情。在母親的日常裏，心情總是瞬息萬變，跌宕起伏；在我的日常裏，常常會發生一個人的戰爭，那戰爭不是故事，卻比故事更驚心動魄；在我和母親的日常裏，心情就像河流中水的形態，它們不斷地衝突著，在不斷的衝突中湧動奔流著。是它們在我生命中最初的呈現，才有了一個“靜坐喜床”的女子在一上午的時間，從心靈裏流淌出一條開闊的生命之河；才有了一對新婚夫婦和他們身邊的親人，因為某些突發事件，在一年的時間裏，從心靈裏流淌出高山大海奇峰異石萬丈深淵。實際上，在我這裏，所謂曆史，就是心靈裏河流一樣遊動著衝突著的物體，或者說，心靈河流一樣的遊動和衝突，就是曆史，就是正在進行著的曆史，是日常的曆史。
如今，奶奶去世，父親去世，我也早已因為寫作而從鄉村走出，來到城裏。因為我是母親惟一的女兒，每一年，都要把母親從鄉下大哥那裏接到城裏小住。可是在中國的傳統意識裏，贍養老人隻是兒子的事，跟女兒無關，所以每年裏，母親隻能在我這住上幾個月。因為願意在我這裏久住而不能久住，每一次，從接來的那天起，母親就在一張紙上，用我兒子用短了不再用了的鉛筆畫上一道記號。她不識字，不會寫數字，她的記號是一道粗粗的木棍一樣的豎，每過一天都重重地畫上一筆，並且在下午三四點鍾，當日光在屋子裏退去之後，長長地歎著氣，自言自語說：這一天就這麼過去了，這一天不又過去了？！年輕的時候，怎麼就想不到會有這一節……每次聽母親這麼說，我都眼窩發熱，母親在我這裏的日子是數著天兒過的，她的日子不但在我這裏一天天少去，她在這個世上的日子也在一天天少去。望著她靜靜站在窗前的背影，我無法知道她的內心經曆了怎樣的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