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與文化抵製
在《反抗的未來》一書開頭，於麗婭?克裏斯特娃就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問題：“對誰進行反抗？”“誰能進行反抗？”克裏斯特娃把反抗簡單地理解為“對既存規範、價值觀和權力形式的一種質疑”（法）於麗婭?克裏斯特娃《反抗的未來》，黃晞耘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頁。，她說：“今天我們越來越意識到，‘世界新秩序’並不利於這種反抗（關於新秩序在民主方麵的好處無須再加讚揚，雖然它麵臨著風險，尤其在東方遭遇困境）：如果權力已經腐敗，價值觀出現了真空，那麼對誰進行反抗？更嚴重的是，如果人已經被逐漸縮減為器官的聚合體，如果他不是一個自由的‘主體’，而是一個不僅在金錢上而且在基因或生理上被贈與了某種‘遺產’的‘繼承者’，隻有用遙控器轉換電視頻道的自由，那麼還有誰能進行反抗？”同上，第3-4頁。
克裏斯特娃思考的重點是——外在世界價值的“真空”和內在價值的缺失導致反抗異常艱難。其根本問題在於，當今資本主義文化霸權在全世界範圍內大肆擴張、滲透之際，不是沒有反抗，而是我們缺少反抗的對象抑或是缺乏反抗的能力。即便反抗和批判的願望依然強烈，但是，由於對象的喪失和主體自身的無力，導致了反抗難以為繼。克裏斯特娃通過“價值”巧妙地闡述了這一困境。在她看來，要能質疑、反抗的唯一辦法就是拯救主體價值，改變主體的癱瘓現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桑塔格的思考和克裏斯特娃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兩人都清晰地認識到，當下應對資本主義文化霸權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存在反抗和抵製，而是能對誰進行反抗和抵製，如何擁有反抗和抵製的能力。
那麼，“反抗的未來”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僅僅停留於喊出反抗的聲音、提出反抗的觀點和理論，而是像克裏斯特娃和桑塔格那樣——關注更根本的東西，簡言之，就是關注反抗或抵製的存在論基礎。所以，克裏斯特娃探討了一種藝術的拯救之路，桑塔格思考了新感受力如何改變主體，從而恢複喪失的價值。她們認為，隻有通過改變主體，重塑價值，我們的反抗或抵製才能擁有光明的“未來”。第一節公共知識分子與抵製
如果歐文?豪、特裏林等人代表了紐約第一代知識分子，那麼桑塔格代表的是紐約第二代知識分子。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她的讀者，即20世紀60年代那些反叛的大學生，大多結束了“流浪”和反叛，在社會中安頓下來，開始享受優裕的中產階級生活，成為美國新一代知識分子。但是，桑塔格依然獨自遊蕩著。可以說，她成為60年代知識分子的絕唱，而她的辭世則意味著美國60年代知識分子傳統的終結。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俗文化和意識形態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並引發熱烈討論，這一討論也促使人們展開對知識分子現象及其作用的新思考。簡單地說，這一現象的出現主要有三個方麵的原因：其一，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掀起了變革的大浪潮，各種新的社會運動和抵抗活動層出不窮，比如新左派、城市抵抗、女性主義、綠黨等等。它們都與知識分子有或多或少的聯係。其二，隨著資本主義的新擴張和新發展，出現了技術、知識和權力的新融合，“知識經濟”、“信息社會”應運而生，專門從事知識生產、傳播的新型知識分子也隨之出現。美國社會學家艾爾文?古德納在70年代末就開始歡呼知識分子“新階級”的誕生，他認為這個新階級的主要特征在於他們擁有的是文化資本，因而不同於傳統的財富資本擁有者。其三，知識分子的生活環境及生產知識的方式發生變遷，導致他們從公共生活中退卻。他們大多成為囿於校園的教師，或者某些政府部門、媒體的專家、學者，過上了安逸、舒適的生活。這正是美國學者拉塞爾?雅各比所擔憂的。
拉塞爾?雅各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中，列舉了1970年美國最重要的10名知識分子，其中桑塔格是最年輕的一位，37歲參見（美）拉塞爾?雅各比《最後的知識分子》，洪潔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頁。。
雅各比這本書是1987年出版的，他提出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問題。他認為知識分子應具有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堅定獨立的靈魂”。在雅各比看來，“美國非學院派知識分子”已經消失，“美國的‘最後’一代知識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於20世紀最初幾十年的知識分子……”（美）拉塞爾?雅各比《最後的知識分子?前言》，第1頁。雅各比認為，以前的知識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們是為有教養的讀者寫作。“到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知識分子幾乎全都從城市進入校園，從咖啡屋進入自助食堂……知識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時，知識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鑄了。”（美）拉塞爾?雅各比《最後的知識分子》，第11頁。結果公共知識分子被科學家、大學教授所取代，他們有著穩定的收入，喪失了與外麵的世界打交道的興趣。他們僅僅為專業讀者寫作，文筆深奧，充斥著大量專業術語，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晉升。對雅各比而言，公共知識分子的消亡帶來的“巨大危害”就是“公共文化的貧困”以及獨立靈魂的喪失。
薩義德同樣強調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在《知識分子論》中，他給知識分子下了簡潔的定義：“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the art of representing）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陸建德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7頁。這個定義可成分兩個部分：“藝術”與“代表”。“代表”是什麼意思呢？他說：“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同上，第16-17頁。既然是向公眾說話，知識分子就勢必是“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第16頁。。對此，薩義德聯係自己的情況予以了說明：“身為知識分子，我在觀眾或訴求對象之前提出我的關切，但這並不隻關係著我如何發表它們，也關係著自己作為嚐試促進自由、正義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我把這些形諸言詞或筆墨，是因為經過再三省思後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說服別人接受這個觀點。因此，這裏就出現了個人世界與公共世界之間很複雜的混合——一方麵是來自我的經驗的個人的曆史、價值、寫作、立場，另一方麵是這些如何進入社交世界，人們在其中辯論、決定有關戰爭、自由、正義的事。純屬個人的知識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為一旦形諸文字並且發表，就已經進入了公共世界。”同上，第17頁。正是基於這樣的看法，薩義德反對知識分子退縮進狹窄的專業領域，變得冷漠、狹隘，唯專業建製是從。或許因為置身美國的學院之中，他甚至把“專業化”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精神的最大威脅：“今天對於知識分子特別的威脅，不論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來自學院、郊區，也不是新聞業和出版業驚人的商業化，而是我所稱的專業態度（professionalism，也可譯為職業態度）。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工作當成為稻粱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鍾，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範式或限製，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具有市場性，因而是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同上，第65頁。
薩義德特別強調，知識分子要保持獨立，要敢於向權力說真話，質疑權威，勇於批判。可以說，桑塔格就是這樣一位不折不扣的知識分子。不過，她的態度比薩義德更堅決、更鮮明，她也更富於勇氣、更加徹底。1996年在《三十年後……》中，她說：“我一生的巨大改變，一個發生在我移居紐約時的改變，是我決意不以學究的身份來苟且此生：我將在大學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磚石建築包圍的那種安穩生活之外另起爐灶。”（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第354頁。
1997年5月，由法國作家兼評論家菲利浦?索萊斯編輯的法國文學雜誌《遊戲規則》發起了《知識分子及其角色的國際調查》。桑塔格是接受這一調查的惟一美國人。調查給出了六個問題，桑塔格對被問及的內容以及她認為暗含問題的方麵給出了九點回應。
在這九點回答中，桑塔格簡潔列舉了她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看法。首先，她並不否認自己是一名知識分子。她區分了兩種知識分子，“當然，如果期望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以反抗非正義的行動、保護受害者、挑戰占統治地位的權威的信仰為己任的話，那未免太樂觀了。大部分知識分子就像多數其他從事教育職業的人一樣因循守舊……賦予知識分子製造麻煩者、良知的代言人這樣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數。”（美）蘇珊?桑塔格《重點所在》，第351-352頁。
在第四點回答中，桑塔格非常明確地談到了她心目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形象，她說：雖然知識分子有各種類型，有民族主義的和信仰宗教的，但我坦言自己比較喜歡世俗的、超越民族偏見的、反集團的那一類。我認為“脫離傳統的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楷模。
談到知識分子，我所指的是“自由的”知識分子，是超越自身職業的、技術的或藝術的專門技術，重視（因此絕對捍衛）精神生活的人。對桑塔格來說，“專家也可能是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不僅僅是專家。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在言論中表現出（或應當表現出）正直和責任。這是知識分子的不可或缺的貢獻：言論並不單單是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更加確切地說，不是對權威的俯首帖耳”（美）蘇珊?桑塔格《重點所在》，353頁。。
在第六點回答中，桑塔格極為鮮明地指出了知識分子的任務：與以往一樣，知識分子當下有兩項任務。一項任務是教育，即促進對話，支持各種聲音可以得到傾聽的權利，進一步質疑被接受的觀點。也就是說，敢於質疑認為教育和文化就是傳承熱愛民族或種族之類的觀點（理想）。
另一項任務是富有對抗性的。過去二十年中，在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道德觀經曆了令人眩暈的轉型，其主要標誌是懷疑所有的理想主義、利他主義本身、所有高尚的文化觀念和道德觀念。撒切爾主義大行其道，以刺激消費為主要功能的大眾傳媒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知識分子承擔著艱苦而沒有盡頭的任務，也就是繼續體現（並捍衛）精神生活和言論的標準，而不是大眾傳媒所倡導的虛無主義的標準。談到虛無主義，我不僅指在受過良好教育的階級中頗有市場的相對主義、利益私有化，也包括表現在所謂的文化民主中的更近的、更具危害性的虛無主義，還指對優秀的東西和取得的成就的深惡痛絕，認為它們是屬於“精英人物的”，是排他的。（美）蘇珊?桑塔格《重點所在》，第353-354頁。從這幾點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出桑塔格對知識分子形象及其作用的係統理解。首先，她關於知識分子的根本思想即在於第四點回答中的那句話：“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在言論中表現出正直和責任。”同上，第353頁。我們可以把這視為桑塔格對知識分子的一個簡短定義。當然，符合這個標準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少了，專家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正直就是要符合道德要求，要體現正義。道德是桑塔格一生的主張，無論在早期的《反對闡釋》中還是在最後的《重點所在》裏，她從來沒有放棄過對道德的追求。所以她稱自己是“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道德家”（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第355頁。。對正義，桑塔格保有同樣的熱情：她不斷指責美國政府的罪行，她拒絕旁觀他人的痛苦……這些都是她正義精神的體現。責任就是要敢於承擔，而真正的承擔可以說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不受任何人、任何環境的保護和支持。也就是說，除了他/她本人的行動和他/她本人而外，再沒有其它東西來支持他/她、庇護他/她，在一切活動中他/她隻能考慮或者顧及特定的人類的普遍狀況和有關的原則問題。這也是桑塔格自身行動準則的寫照。
其次，要實現以上所說的正直和責任，施行絕對的承擔，需要一個關鍵的前提——那就是自由。所以，桑塔格特別強調知識分子的“自由”。這裏的自由，主要不是指思想自由，而是“世俗的、超越民族偏見的、反集團的”以及“超越自身職業的、技術的或藝術的專門技術”。換言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成為脫離任何集團，超越任何民族偏見，但又不脫離現實的人。唯有如此，他/她才不會受到某種利益和偏見的左右，才能真正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說話。另外，她還必須實現第二個超越——“超越自身職業的、技術的或藝術的專門技術”，這一超越是避免技術和職業的控製，避免知識分子步入狹隘的專業領域，成為冷漠、狹隘，唯專業是從的套中人。從而實現徹底的自由。
第三，桑塔格認為知識分子的任務有兩個：“教育”和“對抗”。教育是知識分子最為古老的作用。更為關鍵的是對抗。和什麼對抗？怎麼對抗？為何要對抗？對抗包含了否定和抵製，但它又不完全是否定和抵製；它不隻是一種拒絕或說“不”，它是否定和抵製的更高層次。因為，它更重要的目標是要努力維係“精神生活和言論的標準”。也就是說，它不是揭示真相或說出真話就了事，而主要在於一種新的構建。這一構建的目的旨在反對虛無主義，重塑理想和價值。桑塔格把這視為知識分子“艱苦而沒有盡頭的任務”。
從以上三點簡短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桑塔格的知識分子觀是非常清晰而完整的。第一點是她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也是知識分子的一項衡量標準，它主要說明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人；第二點旨在說明如何才能做一名真正的知識分子以及成為知識分子的必要條件；第三點直接指出知識分子的任務——教育和對抗，並且特別強調這是一項“艱苦而沒有盡頭的”任務。但隻有聯係桑塔格的寫作和生活，才能更為深入地分析她的知識分子觀以及她關於“反叛”與“對抗”的思想。
桑塔格終身保持了思想和批判的獨立性。她反對集團知識分子，不喜歡加入某個陣營，拒絕“左翼”、“右翼”之類的標簽。在早期，桑塔格正是以她獨立的精神和激進的批評，走出了“紐約第一代知識分子”思想的陰影，引領了“整個文化中的一場巨變”（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第358頁。。她生活中沒有奢侈品，沒有小汽車，家中甚至連電視機都沒有，她身後留下的隻是將近兩萬冊私人藏書；她不喜歡淺薄的媒體文化，甚為厭惡電視節目；她沒有博士學位，隻能在大學臨時代課，作為自由撰稿人，她的日子頗為清苦。直到90年代，她的經濟狀況才有所改善。不過，那時她早已疾病纏身。這樣的經曆，使她在自己的讀者已經成為社會的既得利益階層後，仍然保持著60年代反叛者的立場。但是，她的獨立和自治似乎是一個時代的錯誤。在當下的語境中，這顯得像一種曆史的倒退，自治和有良知的想法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特別是被那些專業的文化批評家所懷疑。同時，知識分子那種獨立的行動也被大多數人視為日薄西山。老的知識分子已被新的知識專家所代替，他們的公眾形象變了，影響也逐漸減弱。這些新的專家（包括教授）所發揮的作用和以前不盡相同，其公眾影響急劇降低，人們對“普遍的知識分子”、知識全才越來越持懷疑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