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論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還是外部，都存在著文化霸權的收編，甚至收編這一文化他者對它的批判。對此，桑塔格認為，我們需要普遍的文化對抗來擺脫壓製，建構自身的主體地位，敞開被遮蔽和壓抑的感受力。麵對資本主義的全麵宰製，對抗理所當然也是知識分子的職責。其中，他們不僅實踐著藝術、文化層麵的創新與超越，維護感受力的敏銳能力與合法性，還實踐著政治和道德的價值。第三節關注普遍受害的人
通常認為，桑塔格倡導的是一種政治自由，要求政治中存在不同的聲音，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她更多地轉向了對政治權利的批判，更加關注普遍的受害者，這是她早期政治批評的延續。但是，桑塔格的政治批評並不是要求徹底顛覆資本主義社會，她反對革命，認為這同樣會導致極權。所以，她的政治批評實際上就是她所說的文化批評，隻不過其中包含了政治和道德的價值。
桑塔格是“二戰”以後特殊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中的成員。他們經曆了戰後的混亂、荒蕪和重建、反思；經曆了共產主義理想帶來的希望、力量、幻滅和“斯大林主義”造成的創傷；經曆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經濟躍遷和消費社會的到來；經曆了文化的大變革及多元化發展趨向的明朗化……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運動在歐美風靡一時，這是一場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文化政治運動，一方麵抨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另一方麵表達了對“斯大林主義”的憤慨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絕望，希望開創一條通往理想社會的新道路。這場運動在戰後的歐美知識青年中引起了廣泛而強烈的反響，以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為高潮。年輕的桑塔格和眾多著名知識分子如保羅?古德曼、米爾斯、威廉斯、馬爾庫塞、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諾、薩特、波伏娃等人一道熱情洋溢地投入到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當中。因此在她和她的戰友們身上我們可以發現那種尖銳的否定、叛逆、批評精神，發現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感。在他們那裏，美學和政治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二者是一種鏡像關係。
在《河內之行》中，桑塔格將自己稱為一個“新激進主義者”，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新時代誕生的激進主義者。從1947年到1967年，她的政治意識發生了巨大改變。在她“早熟的政治童年”，桑塔格就已經開始閱讀左翼報刊和左翼作家格利斯?拉蒙特以及韋布斯的作品。除了參加聲援亨利?華理士的運動而外，她還去美蘇友好協會觀看愛森斯坦的電影。美蘇冷戰拉開帷幕的時候，也是桑塔格看到美國共產黨已近窮途末路的時候，她覺得美共就像一個“菲利士騙子”，隻是喋喋不休地重複著抨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陳詞濫調而沒有實際作為。這些陳腐的話語令人煩擾、失望，與美學家敏銳的新感受力格格不入，因此桑塔格的政治想象力也在這樣的氛圍下偃旗息鼓。而反戰運動，特別是古巴和越南的問題，使她重拾“曆史記憶”，她再一次感到使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這些詞彙的適宜性，恢複了原有的激進信仰See 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pp.122-123.。如果說1966年之前，桑塔格主要把自己框定在美學活動的範疇之內，且避免公開的政治主題的寫作，那麼這一年可以看作一個轉折點，她毅然肩負起作家、知識分子的職責挺身而出，真正投入到文化政治運動當中。1966年2月，她與諾曼?米勒、貝爾納?馬拉默德、威廉?斯泰倫、羅伯特?羅威爾以及其他一些藝術家共同參加了曼哈頓市政廳“爭取越南和平的朗誦會”。她作為因憤怒和恥辱而骨鯁在喉的作家代表，強烈譴責了美國對越南人民殘忍、自以為是的殺戮行為，揭露了美國表麵上支持自由民主，骨子裏卻為自身利益不惜一切的醜惡嘴臉。由此拉開了她漫長的“政治之旅”，於是，她的“美學之旅”和“政治之旅”交相輝映，如一雙鴛鴦劍，深深刺入滯後、守舊、醜惡、肮髒的資本主義文化、政治觀念和秩序當中。
桑塔格的政治之旅，更多是一種文化批評——她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關注政治正義，反對、批判資本主義的政治霸權和軍事、文化侵略，為和平、正義、人道主義搖旗呐喊，客觀地審視自己國家的政策和行為，對主流意識形態提出異議。在她看來，這是作家、知識分子超越普通公民的職責所在，是建構其身份、主體性和獨立價值的重要行動，也是促進和維係一個國家健康發展的力量源泉。正如1966年她在一篇題為《作為批評家的作家的職責》的講話中談到的：“作為批評家或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家的職責就是對人和嚴肅的事情提供解答，這種情況在我們的文化中已經持續了一百年了。作家是擁有清醒意識的人之典範，有些時候作家必須介入和言說……嚴格來講，這是他份內的職責。而且其存在的政治意義——超越他作為一個公民的普通職責的正是他作為批評家的坦率和公開……現在，我認為美國作家的一項職責就是以自己最高的音量譴責我們政府在越南的政策和行為所透露的愚蠢、醜陋和偽善，所造成的不道德行為和可怕的危險……作家應該是持不同政見的少數派中的先鋒，是具有憂患意識的人，是說‘不’的人，是高喊‘住手’的人。”See Liam Kennedy, 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 pp.61-62.她非常認同作家作為持不同政見者的職責的傳統觀念，認為作家具有較之普通公民更清醒的意識，能夠想象和維護更“廣大”的社會和道德利益。這也是紐約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桑塔格的文化抵製之核心價值是關注普遍受害的人。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受害者（比如大眾、同性戀者、邊緣藝術家、女性）和第三世界人民兩種受害話語，桑塔格都投入了關注，特別是後者。
1959年，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取得成功。1960年6月至9月，桑塔格母子終於如願奔赴古巴，在這裏親身感受革命文化的激情和力量。1969年她發表了《關於我們熱愛古巴革命的正確道路的一些思考》一文，通過對古巴革命的認識，分析了美國和美國的激進主義。她認為美國是一個前革命的國家，並對新、老左派進行了區分。在她看來，新左派拋棄了老左派那種頑固守舊的心理和對美國習俗不加分辨的接受。相形之下，60年代的激進主義者是流行的搖滾樂手、大麻吸食者、性解放者、異想天開的衣著者，以及無處不在的對美國失調的生活的不適宜者。總的來說，新左派與老左派相比，是“更智慧”、“更敏感”、“更具創造力”的一代。桑塔格讚揚這種新的風格，但是也警醒人們這很難從根本上變革美國社會。新左派是無政府主義、分化的，他們把古巴人作為革命的楷模而不了解古巴革命的獨特性。桑塔格承認，很多古巴人擁有的自由對於“我們”是違法的，比如色情。如果說美國的激進主義者傾向於將社會作為敵人，那麼在古巴情況是相反的：社會嚴格執行某集團的倫理準繩是有利的。解放古巴人們的力量——不像新左派一般，他們是忠實的政黨成員。她看到古巴文化不同於“我們行將就木的白人文化”，顯示出一種自然性和感性，因此古巴人不是“印刷文化中線性的、幹涸的生物”See 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pp.126-127.。
1961年，美國策動越南戰爭。桑塔格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主要是反對越戰），在一些講話、聲明和采訪中都鮮明地表達了她激進和抵製的政治思想。1967年，由於參加三日的反戰抗議，她與本雅明?史巴克、艾倫?金斯堡、格雷斯?佩利、簡?雅克布斯等人一道被捕入獄。
為回應1966年《黨派評論》編輯部發出的問卷調查，桑塔格撰寫了《美國發生了什麼》一文，發表於1967年冬季。該文反思了美國的社會弊病和政治、外交策略，攻擊了美國的暴力行為和“民族性紊亂”，指出：“白種人是人類曆史的癌瘤，正是白種人——連同他們的意識形態和發明——摧毀了所到之處的自主文明，破壞了地球的生態平衡，現在已威脅到他們自身的生存。”Susan Sontag, Styles of Radical Will. p.203.而美國是白種人的代表，是世界上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球的“癌瘤”，它擁有強大的力量和重要的地位，其野蠻和無知正在無限製地膨脹，這將是致命的威脅。在桑塔格看來，美國的力量是“暴力的力量，是長期文化錯位被扭曲以後所釋放出來的憤恨和焦慮的力量”See Susan Sontag, Styles of Radical Will. pp.195-196.。這種力量已經演變成了“利己主義和貪得無厭”，它破壞了生態環境、催生了消費主義、麻木了人們的感受力，促使美國思想家變成中立者和神秘主義者。因此她呼籲美國年輕的知識分子勇敢地站出來，將自己與美國身份隔離，超越利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貪婪，為正義而奔走呐喊。
1968年5月，應越南的邀請，作為傑出的反戰運動代表，桑塔格和記者安德魯?科普坎德、康奈爾大學教授羅伯特?格林布萊特一道對河內進行了為期兩周的訪問。1968年桑塔格在《紳士》雜誌上發表了《河內之行》收入1969年的文集《激進意誌的風格》，作為該文集的末篇。，記錄了這次政治旅途的所見所聞及感受。這篇文章與《美國發生了什麼》相比，少了幾分尖銳，卻多了幾分機警。文章主要以日記的形式展現了桑塔格心目中的革命聖地的風土人情以及她自己的頗多感觸。河內之行對於桑塔格而言，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激進的持不同政見者對自己祖國暴力入侵他國的醜惡行徑的文化抵製：“去河內至少是一種職責，於我而言，是確認個人人格和政治態度的重要行為。”Susan Sontag, Styles of Radical Will. p.214.
在《河內之行》中，桑塔格將知識分子普遍的文化對抗和對自己的“激進主義”價值和假定的詳細反思及對自己“過量的自我意識”的質詢聯係在了一起。作為《激進意誌的風格》的末篇，它通過質疑桑塔格在民族、文化和政治方麵的智性自我的基礎，回顧和部分修正了這部文集的主要議題See Liam Kennedy, 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 p.63.。在激進的60年代，美國批評界對此不置一詞，有人讚揚桑塔格將文化抵製的問題擴展到反思歐洲和美國的認知模式，也有人指責桑塔格利用越南戰爭來探尋自己內心的困境、尋求自我意識的發展和超越是偽善的、不妥當的。但桑塔格瑣碎、內省式的評論確實提供了一種更加強烈的自我反思模式，對西方智性的文化價值提出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指出了其局限性和問題，讓我們看到了她試圖超越這種局限性的努力，與她一貫的否定精神和超越精神一脈相承。
從1993年開始，桑塔格先後11次來到硝煙彌漫的薩拉熱窩，呼籲和平與正義，關注普遍受害的人們，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93年7月，她赴薩拉熱窩執導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這一次，她“無法再僅僅做一個目擊者：即是說，跟人見麵、參觀、嚇得發抖、感到勇敢、感到沮喪、有令人心碎的交談、愈來愈憤慨、減輕體重”（美）蘇珊?桑塔格《重點所在》，第356頁。。她要“全身投入，做點事情”同上。。她譴責西歐強國及美國對薩拉熱窩被圍困的事實作壁上觀，同時也譴責知識分子的懦弱和膽怯，嘲笑他們不敢站出來為正在受難的人們說話、對炮火紛飛的薩拉熱窩進行人道主義支援，她不斷叩問：“為何其他自視為有政治參與感的外國藝術家和作家沒有主動來薩拉熱窩做點什麼。”（美）蘇珊?桑塔格《重點所在》，第365頁。她深知自己力量的微薄，甚至不能起到醫生或者水管維修工那樣實際的作用，但是她決定竭盡己能為薩拉熱窩做點什麼——那就是在這裏導演《等待戈多》，鼓勵受苦受難的人們的士氣，“在薩拉熱窩，就像在別的任何地方，懂得通過藝術來確認和改變他們對現實的看法，並因此感到更有力量和受到撫慰的，並不隻是一小撮人”同上，第359頁。。同時也鞭策西歐及美國的正義援助以及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聲援。她認為《等待戈多》似乎是為薩拉熱窩而寫的，並且似乎寫的就是薩拉熱窩。這部貝克特的荒誕劇描述了一群等待的人，他們堅信神秘人物戈多會出現，其間傳來各種信息似乎暗示戈多就要來了，但是戈多始終沒有到來。對於薩拉熱窩的人民而言，“戈多”象征著他們企盼中的“拯救者”，象征歐洲或者美國等“正義勢力”的支持，所以桑塔格說：“《等待戈多》是如此適宜闡明薩拉熱窩人此刻的感受——失望、饑餓、沮喪，等待一種任意的外力來拯救他們或保護他們……”同上，第372頁。然而他們等待、再等待，拯救者始終沒有出現，可謂“等待、希望、不抱希望，明白不會有人來救他們”同上，第362頁。。
桑塔格的文化抵製和對受害者的普遍關注，展現了她作為公眾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她也因此被尊奉為“美國公眾的良心”。古巴、越南、薩拉熱窩、中國都留下了她的足跡。伊拉克戰爭、“9?11”、虐俘事件左右都回響著她的聲音。她始終在通過自己的文化抵製，包括演講、寫作、導演戲劇、參與社會活動等等來伸張正義、呼喚對受難者的同情和支援，甚至不惜痛斥自己的祖國和與自己齊肩的知識分子們。在“9?11”事件以後，與眾多撰文斥責恐怖組織、喧嚷複仇情緒的人不同，她首先反思的是美國自身的“責任”，她認為這並不是恐怖組織對“文明、自由世界”的一次膽怯攻擊，而是對世界超級大國——美國的攻擊，是美國為某種利益和行為承擔的後果。雖然該言論的發表立即引來了強烈的聲討、攻擊和謾罵，但是當喧囂過去之後，人們開始意識到桑塔格所道出的某些真相。
桑塔格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和文化宰製的普遍抵製，幫助她建構著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和文化身份，同時這種抵製中也包含著對知識分子自身的反思和批判，突顯了她的價值觀和道德尺度。並且與她的美學主張不謀而合，揭示了美學和受難的深層關係。“藝術家是受難的典範”是她一貫的認識，因此藝術家更有責任、也更有能力去關注普遍受害的人們，體驗他們的苦難，與自身的肉體和精神苦難相聯係。而正是苦難拓展了藝術家的感受力，拓展了他們的創作主題，成為他們的精神動力，鋪設了創作優秀作品的契機。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普遍受害的人是與藝術家血脈相連的，他們不僅擁有與藝術家相似的經曆，易於博得藝術家的同情和共鳴，也為藝術家的創作提供了素材、感受力和動力。經曆的苦難愈多擁有愈大的話語權，且受難的種種也需要通過藝術加以表達和宣泄。受難是一種極端的狀態，它衝撞意識的疆界，擠壓出新的審美體驗和感受力強度。無論是藝術家、知識分子自身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還是“他者”的受難都是藝術的財富。所以桑塔格不斷走近普遍受害的人，將他們的苦難感同身受。
當然，誠如桑塔格自己在《河內之行》中剖析的，西方知識分子的這種文化抵製有時顯得微弱和零星，它們往往停留在符號意義上，停留在奔走、呼號、分析、呐喊中，而缺乏真正的“實用性”和力度。麵對美國及西歐資本主義強大的政治、軍事霸權和文化殖民，知識分子的文化抵製到底能夠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還值得探究。這是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策略中，知識分子麵臨的又一個重大問題。所以桑塔格和她的戰友們不斷地探索著更有效的文化抵製策略及路徑。她看到越南人的實用性品格，並從中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