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激進的否定到對抗形成了桑塔格獨特的文化抵製，從而使她的思想和寫作具有了更大的批判力度，這也是她的新感受力美學與傳統美學不同之處。根據這個脈絡，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麵來理解：首先桑塔格不斷超越自己即是她不斷否定自己的結果。她不斷地從傳統和先鋒藝術中汲取養料，創造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並建構自己的鮮明藝術理念；同時，又在不斷地吸納中走出自身鋪設的軌道，發現新的東西。可以說，否定是桑塔格思想發展的動力，是她獲得超越自身最強有力的手段，她作品的創新和思想、理論的精進都是不斷否定的過程。新感受力美學即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直接產物，是她對傳統美學的繼承、反叛和超越。其次，一種“激進意誌”就是對自身激進姿態的肯定，也就是對“他者”的否定。意誌如何能夠達到激進？就是意誌固執地否定其他而肯定自身，也就是固執地在文化中植入對抗，在規則中植入“反-規則”，在權威中植入“反-權威”。她對資本主義現實是否定的，對美國曆史的霸權是否定的，她對第一代紐約知識分子仍然是否定的……這些否定就是對現存秩序的對抗，在對抗中引出新的藝術觀念和價值。第三，桑塔格看重藝術領域和作品中的否定因素，注重藝術作品本身內在的對抗。比如，“沉寂”就是這樣的因素，它突破了藝術表達原有的框架，致力於一種感性的、自然的話語體係，成為藝術和藝術作品中自發的顛覆成分。第四，桑塔格“激進的否定”中包含著她對資本主義趣味及抽象價值的否定，這一否定逾越了個人的內在性範疇，拓展到更為廣闊的文化領域。於是這種否定和反叛的精神演變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文化對抗精神：抵製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抵製西方世界的生產極權係統對第三世界的“後殖民化”、暴力侵犯以及對人們感受力的遮蔽。正因為如此，桑塔格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民主活動和聲討資本主義“霸權”的運動中，積極地為“大眾文化”、“同性戀文化”等被主流文化所邊緣化、異化、鄙視的文化類型搖旗呐喊。
1967年桑塔格發表了《色情想象力》收入《激進意誌的風格》文集，作為緊接《沉寂美學》的第二篇論文。，這篇論文將《沉寂美學》以及整個《激進意誌的風格》文集所探索的“僭越和超越的神話”延伸到社會學、心理學語境當中，體現了她對資產階級文化秩序和價值觀念的否定和反叛。她以英美批評界的“色情觀”為突破口，否定和批判了英美理論界普遍堅持的傳統的、單一的文學觀念和價值觀念，指責他們對日新月異、生機勃勃、多元化的現代文學、藝術力量，包括色情文學視而不見，或者刻意回避和刁難。在她看來，色情文學和眾多現代文學已經拓展了意識探索的領域，拓展了審美體驗和審美感受的範圍，是主流文化態度的對立麵，是活躍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構建這個時代新感受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鑒於色情文學在英美批評界被排斥和忽視的現狀，桑塔格努力為色情文學正名。她要否定和對抗的不僅僅是英美批評界對色情文學的既存觀念，而是整個傳統的、世故的文學觀念甚至文化觀念。如果不瓦解、粉碎這些認識上的桎梏，不僅阻礙對已經蓬勃發展的色情文學的正確評估，而且整個具有反叛精神的現代主義文學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它們將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討論和發展。
否定常常需要極端，桑塔格對安托南?阿爾托“殘酷戲劇”的論述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極端美學。桑塔格把阿爾托視為“文學現代主義英雄階段最後的偉大楷模之一”（美）蘇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標誌下》，第19頁。在她看來，阿爾托的生涯全麵概括了尼采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提出的“一切價值的重估”。阿爾托1896年9月生於法國馬賽，他具有多重身份：詩人、演員、導演、劇作家、戲劇理論家。他一生屢次因精神病入院治療，1921年到1924年任查利斯?杜蘭和喬治?皮托夫劇院公司演員、舞台設計；1924年參加超現實主義運動，兩年後與該運動決裂；1929年同羅傑?維特拉克和羅伯特?阿隆在巴黎創辦阿爾弗雷加雷劇院；1924年到1935年在阿貝爾?岡斯的《拿破侖》、卡爾?德雷耶的《聖女貞德的激情》等影片中扮演角色，並成名。曾在巴黎大學教授戲劇課程。1946年，他的《梵高：被社會殺害的人》一書獲聖布優獎。代表作品有戲劇理論《殘酷戲劇》、《天使的戲劇》、《戲劇及其重影》；劇作《18秒》、《蒙古邊境兩民族》、《海貝與女牧師》、《32》、《巴朗特大師》等等。。阿爾托一直抨擊資本主義文化的僵化、沉悶、無機、死氣沉沉、缺乏活力，他企圖通過“革命”來改變文化的方向，拯救這種文化，恢複其感受力和生機。這與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出的日神精神對酒神精神的壓抑休戚相關。正如尼采求助於酒神儀式一般，阿爾托把目光轉向非西方的宗教以及神奇的戲劇，柬埔寨戲劇、巴厘戲劇、撒滿教儀式等都給予了他啟示和靈感，他於“他者”的文化中摘取了想象力的刺激物。但是，桑塔格也批判了阿爾托“純粹”的文化革命的理想，指出排斥政治性的文化革命必然走向文化神學，從而淪落到與救世神學一樣的地步。“純粹‘文化的’激進主義不是靠不住，就是到頭來骨子裏整個就是保守的。阿爾托顛覆文化並重新賦予文化以活力的一係列計劃、他對一種新人性的渴望說明對反政治革命的所有思考的種種局限。”（美）蘇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標誌下》，第47-48頁。
極端美學總是尋找一種能夠融合所有藝術形式、技巧、特征的“總體藝術”，這與桑塔格的新感受力美學具有一致性，桑塔格所倡導的新感受力正是一種訴諸“整體存在”的感受力，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整體的感受力”，包括心靈和身體的兩個維度，她與阿爾托的目標相同，力圖彌合身體與心靈的分裂。在感官和精神兩個方麵打動受眾，而不是單純的導向身體抑或心靈任何一邊，這是調和傳統理性中心主義與非理性主義轉向之後的“一切以身體為準繩”的努力。因此，阿爾托的這種極端美學也是桑塔格所崇尚的新感受力的一種美學形態。第二節消費文化批判
新感受力美學的文化政治學並不是一套理論，而是桑塔格在文化批評中所堅持的原則和方向。在出版《反對闡釋》後不久，桑塔格的思想經曆了一次重大的變化，她感到困惑和迷茫，認為自己麵臨了“一個巨大的危機”，不知道自己在哪裏，該何去何從，在《反對闡釋》中表現出的那種對大眾文化以及文化多元的自信和讚譽的激情沒有了。她漸漸看到，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消費時代，商業資本主義對文化實施了前所未有的收編和控製，文化多元成為文化產品的多元，而不是文化價值的多元，加之，文化產品的過量以及批判價值的缺乏，導致我們的感受力越來越麻木，越來越虛無，桑塔格強烈認識到，她早期歡呼的那種大眾文化對新感受力的有利作用，不僅喪失了，而且越來越起到相反的鈍化感受力的作用。
桑塔格開始探尋對“後現代主義”文化的批判，她始終堅守著現代主義的文化陣地，禮讚現代主義的“英雄”、發現和推廣現代主義的趣味及與之相對應的新感受力。當然，桑塔格對“後現代主義”的抵製並非絕對和盲目的，作為一個遭遇了後現代語境的現代主義者，她始終秉承的是現代主義文化的“否定”、“超越”等精神，而非僵化的觀念或審美趣味，她甚至欣然接受某些具有強烈“後現代特征”的藝術樣式和隨著時代語境更新的觀念，但她堅決反對的是“消費主義”的商業精神對藝術純粹性的侵蝕和腐化，另外就是“後現代主義”那種目空一切、解構所有價值觀念的姿態。顯然，桑塔格並不認同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中透露的那種樂觀態度，對於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取代具有獨一無二藝術靈韻的藝術作品的狀況她越來越深感憂慮：其一，機械複製將藝術運作成為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意味著作家、藝術家陷入“消費主義”的泥淖，被利己主義和重商主義所侵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審美本身由於資本的同化作用已經成為一種客體的、物質的、量化的存在”周小儀《唯美主義與消費文化》，第241頁。。所以她在接受采訪時也憤然指責了消費主義對作家的異化：“在這個國家，利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誘惑，使你不得不成為一個怪人，才能成為一個好作家……”（美）查爾斯?魯亞斯《美國作家訪談錄》，第174頁。她認為：“愛好文學高於一切，而不是主要關心自己的名聲地位。可以持久存在的作家是那些關心語言的作家……”同上。其二，靈韻消失的潛在含義是，藝術家、知識分子的精英地位被技術和消費所消解。當今的“英雄”不再是繪製人類精神地理的藝術家、知識分子，而是具有強大購買力的“消費者”，商品消費成為指征社會身份的唯一符碼。麵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展、商業資本對文化的控製、消費主義甚囂塵上，過去那些嚴肅的標準和價值統統喪失。正如桑塔格所說：“嚴肅標準幾乎悉數土崩瓦解，而占據優勢的是這麼一種文化，其最淺顯易懂、最有說服力的價值來自娛自業。”（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第359頁。但隨著思想的日益成熟，桑塔格愈發追尋一種嚴肅的價值、嚴肅的文學，她難以忍受所有文化紛紛從“精英”、“精神領袖”、“文化典範”的位置上跌落下來，陷於“平庸”、“通俗”、“大眾化”的浪潮中。桑塔格奮力抵抗，但這種的抵抗是微弱的、也是悲壯的，於是滋生了一種“身後”的感覺、一種哀婉的情緒、一種無法克製的憂鬱。現代主義的衰落和以消費社會為背景的後現代主義的上升逐漸成為不爭的事實，這種狀況不斷加劇著桑塔格一類的知識分子的痛苦，也刺激著他們去捍衛現代主義的某些價值，哪怕是在後現代主義文化的擠壓下留存一些現代主義價值的殘片。其實桑塔格從來不曾放棄過知識精英的姿態，也就是說，崇高、深度、高雅、紈絝子等詞語在她那裏仍然擲地有聲。
《在土星的標誌下》是桑塔格書寫和總結自己的精神自傳，同時也體現了她對自己前期思想一些否定和修正，從整體而言是尋著她框畫的“尋求否定和超越自身”的精神地圖前行的。約翰?裏納德在1980年10月3日的《紐約時報》上評論《在土星的標誌下》時說，他發現了一種桑塔格“更為熟練的愛和反諷”。與《反對闡釋》和《激進意誌的風格》相比，這部新文集似乎少了新聞性，而更傾向於一種“曆史視角”的觀念。與此相似，裏奧?布勞迪在1980年11月29日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也評論說，桑塔格“尋找到了以自我沉醉為主調、以法西斯主義為邊緣的美學姿態”。他指出桑塔格已經成為了批評機構的一部分。在1980年10月的《鄉村聲音》（Village Voice）上，瓦爾特?肯德利克走得更遠，將桑塔格稱為“傑出的維多利亞人”，並指出桑塔格雖然被看作一個時髦的引領者，但是她總是將現代主義當作一種新的現象來加以審視，就像她來自於19世紀現代主義的那種平靜、理性、古典的風格。即使當她撰寫關於色情抑或其它另類題材時，她也從不使用業內術語。疏離了當代人普遍關注的那些主題，桑塔格躲避於“超文化的孤獨”之中。肯德利克像其他眾多批評家一樣，認為桑塔格是名副其實的“精英”，她書寫了自己所屬的派係所懷抱的熱情。《在土星的標誌下》昭示了一種從大眾文化中的撤離，也描繪了老式的文人肖像。他甚至認為此時的桑塔格更加類似於她先前在《反對闡釋》文集中抨擊和諷刺的“權威”——馬修?阿諾德See 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 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pp.213-214.。因為，在這部文集當中，桑塔格對藝術家的“道德尺度”投入了更多關注。
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及其全球擴張，讓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注意到無所不在的“普遍受害者”：他們中的一部分來自於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分層運動，另一部分來自於第三世界國家。從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看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都被資產階級全麵操控，“大眾”是被宰製和規訓的對象，是“普遍的受害者”，而現如今，文化控製成為更強有力且有效的手腕。比如西方社會的傳媒事業，表麵上它是中立的、民主的、自由的文化空間；實質上它卻是“市場”，更直接地說是資產階級控製的“文化手段”。傳媒在西方消費社會具有無比強大的力量，從報紙、雜誌等平麵媒體到廣播電視、互聯網，它像蜘蛛網一樣將所有人的生活包裹其中，而在信息傳達之前，它已經為“受眾”提供了一個“接受的位置”，目的在於對文本進行控製。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在這個舞台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它們一輪又一輪地演出，變幻著各種形式、姿態，而其它的聲音卻被撥入邊緣或者直接被“抹煞”，在這樣的狀況下，大眾或多或少地受到媒體力量的牽引。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將這種類型的控製命名為“文化霸權”，他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統治主要不是依賴政治社會及其代理機構，如軍隊、暴力等來維持的，而主要是依靠他們牢牢占有的意識形態領導權，依靠他們廣為宣傳並為大眾普遍接受的世界觀來維持的參見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前言》，第16頁。。或者說，統治階級為了維係他們在社會和文化上的領導地位，是通過霸權為手段，勸誘被統治階級接受他們政治、道德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價值觀念的。所以對葛蘭西來說，文化霸權並不是一種簡單的、赤裸裸的壓迫和支配關係，並不像人們過去所理解的那樣，是由統治階級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強製地灌輸給從屬階級。他認為霸權的形成需要依賴被統治者某種自願的讚同，依賴某種一致的輿論和意見的形成，而這總是一個過程和鬥爭的結果同上。。一方麵，資本主義文化在形成大眾的主體性和身份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麵，對這種文化的否定也參與到他們主體性和身份的建構過程中。但是“否定”在資本主義文化強大、有序、專橫的體製中不斷地被“收編”。如約翰?菲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中所列舉的，牛仔褲一度是西部牛仔、工人階級的服裝，其柔韌性、耐磨性適宜於勞動者，而長期的體力勞動可能造成了這些衣物的破損、折舊，人們穿著這樣磨損、褪色的衣物包含著對資本主義統治的反抗和否定；而資本主義文化卻成功地將其收編為自身的組成部分：資本家專門組織生產破損、褪色的牛仔裝，儼然這是那種狂放、自由、硬朗的男子氣概抑或性感又有點野性的女性氣質的象征，從而將其運作成為“時尚”和“潮流”。所以單純的否定並不能成功瓦解資本主義文化的全麵宰製，而需要一種永恒的文化抵製與之抗爭。“大眾文化”就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抵製、抗擊統治文化的主要文化形式。德塞圖深刻地研究了日常生活中大眾文化的“抵製運動”，他認為這是文化意義和象征意義上的一種“抵製”，著眼點在於大眾或者說“弱者”在文化實踐中，如何利用“強者”或者利用強加給他們的限製，給自己創造出一個行為和決斷的自由空間。這便是大眾對“文化霸權”或者說“霸權意識形態”的抵製參見陸揚、王毅《文化研究導讀》，複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91頁。。而從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來看，他們雖然從表麵上掙脫了西方世界殖民統治的桎梏，贏得了獨立自主，但卻淪入新一輪的文化殖民（即後殖民）當中，並且他們也無力徹底擺脫暴力的侵害。薩義德的《東方學》、《文化與帝國主義》探討了這種後殖民的狀況，剖析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及他們對西方控製的反應。
桑塔格讚同馬爾庫塞提出的“可容忍的壓製”，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後工業社會帶來了經濟的繁榮，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不少人過上了非常舒適的生活，他們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好處，為了能繼續過這樣的好日子，他們雖然感受到了壓製，但他們也不願批判，而是保持容忍、沉默的態度。在桑塔格看來，這種“可容忍的壓製”導致批判能力的日漸喪失，導致人們對政治和道德價值日益麻木，造成了人們感覺的麻木，另外就是對事物的理解和掌控能力的弱化。人們憑借感性不再能把握自己所處的世界，不能理解我們周圍正在發生的許多事情。人們失去了一種控製的能力——感性的控製能力。而藝術是唯一可以彌補這種感性疏離的方式。因為藝術總是和感覺維係著基本的聯係。人們不可能創造一件不觸及人類感性的藝術作品。隻有藝術承擔著喚醒我們的感覺、刺激、打開我們感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