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膾炙人口的小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在對話中拉開序幕，又在對話中謝幕。對話是整個故事的基本結構。我們所知悉的所有內容、信息都來自於對話——諸多人圍繞一個艾滋病患者的對話。文本充斥著對話構成的長句，把每個人所說的內容連綴在一起。小說開始這樣寫道：“麥克思對艾蘭說，一開始他隻是體重下降，隻覺得有點病了；克裏格說，而且他並沒有去看醫生，因為他還想或多或少地保持同樣的工作節奏；可是坦婭指出，他的確戒了煙，這暗示他害怕了，也暗示他比他意識到的更希望健康，或者說，希望更健康一些；奧森說，也許說不定他隻是想恢複幾磅體重而已；坦婭還說，他對她說過，他期望去爬牆（人們不是都這樣說嗎？），然後驚喜地發現他一點兒也不留戀香煙，而且為多少年來肺部第一次不再感到疼痛而洋洋得意。可是斯蒂芬想知道他的醫生好不好，既然他從赫爾辛基開會回來就不再有壓力了，那麼不去做體檢簡直就是發瘋，即使他確實感到恐懼，就像他對珍承認的那樣，可現如今誰又不感到恐懼呢……”（美）蘇珊?桑塔格《中國旅行計劃：蘇珊?桑塔格短篇小說選》，申慧輝等譯，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第135頁。
利亞姆?肯尼迪認為這篇小說通過寫作的技巧來暗示了語言是被運用來控製疾病的；同時也暗示了通過間接和延遲的方式，敘事扮演著抵抗死亡的一段停留。尋找意義是感人的和令人憐憫的；每個人都渴望說話、渴望被聽見說出了正確的東西，但是這些努力因為乏味和陳腐而瓦解了Liam Kennedy, 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 p.118.。
大多數短篇小說都是關於特定的、個體的人物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除了一些具有不同重要性的配角而外，大部分還設置了一個“敵人”，《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中沒有“敵人”。艾滋病人是沉寂的中心，他沒有名字。故事反映了一大群被迫對艾滋作出回應的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被處理成為了次要的、可互換的人物See Sarah Madsen Hardy, “Overview of The Way We Live Now” in Short Stories for Students, Vol.10, The Gale Group, 2000. 。閱讀這篇小說，我們發現，故事沒有清晰的脈絡，打破了傳統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尾的敘事模式。我們隻能從他們或簡或繁、瑣屑零亂，既沒有時間秩序也沒有空間秩序的對話細節中去獲取局部的信息，辨析故事。幾十個人的對話一點點透露了“真相”，而他們的對話彼此交織在一起，無法切割。這種方式有點像繪畫，桑塔格揮舞著神奇的畫筆，一筆一筆去完善她的風景，每個人說的話都像是畫中的一筆，有的輕描淡寫、有的濃墨重彩，共同勾勒了完整的圖景，缺少任何一筆，這幅風景都不完美。最後我們終於看清了這幅風景，看清了這幅風景的中心——一個艾滋病患者。這個艾滋病患者是沉寂的中心，他自己一直緘默其口，而他的患病、他的健康狀況、他的變化、他的心情、他的行為，甚至他的曆史、經曆，他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友誼、愛情，別人對他的態度等等，都是通過朋友們的對話展示出來的。
小說的中心線索是“他”患了艾滋，從懷疑到確診、治療，他的病把身邊的朋友、戀人緊緊凝聚在一起，大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態度、舉動關注著他的病情的發展。“他喜歡有朋友在他身邊，而且我們也是在互相幫助；因為他的病就像膠水把我們都粘在了一起……不論過去有什麼嫉妒和抱怨使我們互相之間變得彼此戒備或暴躁偏執，當這種事情發生了（天塌了，天塌了！）你就明白什麼事是真正重要的了。”（美）蘇珊?桑塔格《中國旅行計劃：蘇珊?桑塔格短篇小說選》，第140-141頁。他們輪流去醫院探望他，給他帶去他最喜歡的巧克力，講笑話逗他開心，裝飾沉悶的病房，甚至在他出院後主動搬去陪伴他、照顧他，互相之間也常常以通電話或者見麵的方式來交流關於他的信息和自己的看法、感受……他們的熱心和關切中有對朋友無私的愛和援助，也有對艾滋的普遍恐懼，就像小說中昆廷對麥克思分析說的：“你不認為我們這些和他這麼密切的人每天都抽出時間去醫院，也是試圖在用一種堅決的不可更改的方式去界定我們自己嗎，認定我們是健康者，是將來也不會生病的人，仿佛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似的，可事實上用不了多久，我們當中的某一個就會落到和他一樣的境地，很可能當他春天那會兒和別人成群結隊去看望薩克時，也就是這麼想的……”（美）蘇珊?桑塔格《中國旅行計劃：蘇珊?桑塔格短篇小說選》，第141頁。
這不是一個關於特定的死亡和孤獨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有病的社會的故事。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在努力擺脫“艾滋病”帶來的恐懼，但“艾滋病”這個詞從未從他們任何一個人口中吐露過，仿佛這是個被詛咒的、邪惡可怕的詞。他們常常小心而刻意地用“這種病”、“這類病人”、“此病”、“這事兒”……來替代“艾滋病”。他們的語調和不經意透露出的內心世界和擔憂暗示了一種壓迫性的力量，就如一場緩慢進行著的災難。我們深深地感到小說中那種緊張、混亂、紛繁複雜的氣氛，恐懼在談話中此起彼伏，籠罩了所有人的生活，他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普遍的恐懼中”。正如小說中的人物貝西所說：“現如今人人都在為別人感到不安，這似乎成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同上，第138頁。
他們的這種恐懼正是整個社會對艾滋病恐懼的反應。艾滋病成了汙名，它與同性戀、濫交、嗜毒緊密相關，它幾乎就是死亡判決書，所以避免提及它，仿佛它就不存在，似乎就可以擺脫它了。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我們越努力逃避的東西，它越是顯著，表麵上它似乎不存在了，我們已回避了，實際上，它更加深刻地存在於我們內心，並且，我們的一切語言、行動，甚至整個生活都圍繞它結構而成。結果，我們努力逃避、擺脫的東西卻時時刻刻在決定著我們。對此，我們不如拋棄加在疾病上的那些想象，直麵疾病。
這正是桑塔格想告訴人們的——“想象中的疾病”比現實中的疾病更可怕。話語和想象加重了疾病。於是，她試圖召喚一種集體的力量，為超越有病的身體和有病的社會的恐懼與悲傷提供希望。艾滋病的神秘麵紗沒有被醫學知識揭開，因此對於它的認知和感受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都來源於想象、聯係、猜測，來自於隱喻性的思維。而這些想象、聯係、猜測、隱喻性的思維進一步加深了艾滋病的神秘感，從而也就加劇了人們的恐懼感。
桑塔格呼籲我們去克服的正是這樣一種恐懼和混亂，其途徑是祛除包裹在艾滋病上的層層隱喻和幻象，擺脫話語和想象帶給它的更深一層的災難，將其還原為疾病本身。在小說中，“他”的朋友也逐漸認識到：“他的生病使這種病不再神秘了”，“我們”聚集在他的身邊也就沒有了以前那種害怕和心驚膽戰。甚至認識到：“說出那個病名是健康的跡象，說明一個人能夠接受自己的現實，人不可能長生不死，永不生病，不能逃脫生老病死，總之自己不是例外，也說明他願意，真的願意為自己的生命去戰鬥……我們也必須說出那個病名，經常說，我們不能在誠實這方麵落在他的後麵，或者讓他感到他已經為了誠實而努力過了……”（美）蘇珊?桑塔格《中國旅行計劃：蘇珊?桑塔格短篇小說選》，第142-143頁。
撥開籠罩艾滋病的隱喻和幻象需要一種集體的力量，也需要恢複一種價值，從而來直麵和克服艾滋病帶來的恐懼與痛苦。正如桑塔格後來評價《艾滋病及其隱喻》的時候所說的一樣，《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不僅是關於艾滋病，它還是關於極端的社會變遷的。小說的題目取自羅特利普的小說，用批評家伊萊恩?肖沃爾特的話來說，暗示了她首要的主題就是“一種集體和倫理價值的喪失”。“艾滋”一詞在故事中從沒有出現過，就像桑塔格其它小說一樣，具有普遍性和寓言式風格，從特定的文化轉向了她一直追求的柏拉圖式的普遍性原則或者第一原則。但是，《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感動我們的地方在於人類聲音的基礎，在於26個敘事者（用字母表中不同的字母來作為他們名字的開頭字母）所代表的整個社會對艾滋病現象的反應See 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p.265.。每個說話者都保持著獨立性，但是他們像是希臘悲劇中的合唱。他們沒有立即說出相同的看法，但是，句子的結構使得他們似乎聯係在了一起——就像他們那種小圈子的感覺將他們聯係在了一起一樣，桑塔格運用的從句結構正是將他們聯係在一起的方式。位於句子開頭的一個特定說話者的思想被位於句子後麵部分的說話者傳播、反駁、修改或者遮蔽。每個句子都是一個語法單元，把一個說話者和另一個說話者聯係起來。無論他們對待這種疾病的態度如何，他們都不能逃脫對它的思索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 pp.265-266.。正如《80年代美國最佳短篇小說》的編輯香農?拉夫納爾所發現的那樣，《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的形式是與其內容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通過她安排人物的技巧我們知悉了小說的形式如何與環繞在艾滋病周圍的社會動力學聯係在了一起See Sarah Madsen Hardy,“Overview of The Way We Live Now”, Short stories for students, Vol.10, The Gale Groap, zooo.。
這樣，《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就以一個微政治群體的係列對話反射了整個社會對待艾滋病的態度和反應。以一種反常的方式展示了人們強加於艾滋病或者說疾病身上的種種汙名、隱喻、幻象。在這個過程中，現實的疾病退隱了，想象的疾病浮現出來，不但沒有減輕病人自身和他人的害怕和憂慮，反而加劇了恐懼。它實際上是《作為隱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隱喻》的文學表達，三者共同傳達了桑塔格反對疾病的隱喻性思維，反對基於疾病的“闡釋”的思想。
桑塔格寫《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發想象。不是去演繹意義（此乃文學活動之傳統宗旨），而是從意義中剝離出一些東西：這一次，我把那種具有唐吉訶德色彩和高度辯論性的‘反對釋義’策略運用到了真實世界，運用到了身體上”（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90頁。。她從自己和身邊的人的經曆中發現了附加在疾病身上的幻象，那種隱喻性的誇飾扭曲和變形了患病的正常體驗，像磐石一樣壓在患者身上，妨害了他們尋求有效的治療方式；同時，也阻礙了暫時性的健康者對疾病和病人的正確判斷及態度，增加了他們的排斥、恐懼和焦慮。桑塔格在《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中發出的呼聲類似於尼采在《曙光》中所說的：“讓病人的活躍的想像力平靜下來，以使他不再不僅因為他的疾病痛苦，而且還更多地因為他對於疾病的想象痛苦——這將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這件事將功德無量！你現在該理解了我們的使命吧？”（德）尼采《曙光》，田立年譯，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39頁。第四節身體感受力
伊格爾頓曾經預言：“要不了多久，當代批評中的身體就會比滑鐵盧戰場上的屍體還要多。血肉模糊的器官，備受折磨的軀幹，裝飾起來的身體，禁閉起來的身體，或戒律謹嚴或欲望橫流。在這種時髦的身體學轉向的情況下，書店裏越來越辨不清哪兒是文學理論部分，哪兒是軟色情書架，哪兒是羅蘭?巴爾特的後期著作，哪兒是傑基?柯林絲的最新小說。許多迫不及待的自慰者肯定會拿走一大冊看上去很性感的書，結果發現自己攻讀的不過是那個漂浮的能指。”（英）特裏?伊格爾頓《曆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馬海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99頁。
進入後現代社會，對身體的關注和投入愈演愈烈。首先，身體成為大眾傳媒的一種修辭。無論是傳統的印刷媒介，還是強勢的影視媒介，或者新興的互聯網，都充斥著作為能指的身體；文字、視像、聲音傳播都或明或暗地指涉了作為文化主符碼的身體。關涉健康和身體姿態的文字蔚為大觀，透露欲望、性意識的“身體寫作”不斷從邊緣滑向中心；電影、電視更把鏡頭瞄準了人的身體，對形象進行“超真實”、直觀的摹寫，視覺的虛擬世界建造者的話語充斥著想象性身體的意象，擺脫了肉身強加的約束汪民安、陳永國主編《後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第482頁。；而網絡虛擬空間綜合文字、圖像、聲音三者對身體進行了從抽象到感觀的全麵展現，穿透屏幕關涉到從具體化的觀眾生理的、生物學的空間到電腦空間的象征的、隱喻的“交感幻覺”的狀態轉變；這一空間是強烈欲望被重構的具體化的場所同上，第478頁。。心靈在身體耀眼的光芒之下黯然失色。其次，經濟關係和經濟形態的躍遷式發展，催生了以新的社會身份認同體係為核心的消費社會。人們的消費行為轉變成符號意義的活動，是對符號意義的占有和交流。消費關係中隱含的社會等級秩序成為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的參照係，消費需要從原來對物的使用價值的需要轉變為通過消費行為和商品抵達的對相應社會身份和層級的需要。在這個體係中，一切都變成了商品，包括身體。正如，波德裏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寫道：“在消費的全套裝備中，有一種比其他一切都更美麗、更珍貴、更光彩奪目的物品——它比負載了全部內涵的汽車還要負載了更沉重的內涵。這便是身體。在經曆了一千年的清教徒傳統之後，對它作為身體和性解放符號的‘重新發現’，它（特別是女性身體，應該研究一下這是為什麼）在廣告、時尚、大眾文化中的完全出場——人們給它套上的衛生保健學、營養學、醫療學的光環，時時縈繞心頭的對青春、美貌、陽剛/陰柔之氣的追求，以及附帶的護理、飲食製度、健身實踐和包裹著它的快感神話——今天的一切都證明身體變成了救贖物品。在這一心理和意識形態功能中它徹底取代了靈魂。”（法）讓?波德裏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誌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39頁。身體成為刺激消費和生產的重要動力，飲食控製、健身瘦身、鍛煉保養、美容化妝等身體消費行為，不僅起著保養、維護和修飾人們的外表，對抗機能退化、衰老，獲取性快感、生理快感，調和現代社會中的精神焦慮的作用，而且與享樂、時尚、休閑、新的生活品質和社會身份相關聯，成為一種價值判斷的主符碼。也就是說，在消費社會形態中，身體不隻是個人擁有的肉身，而且還是一個重要的生產和流通符號，更是一個人人“購買”和“使用”的消費品汪民安主編《身體的文化政治學》，第140頁。。
桑塔格對“疾病的隱喻”的討論可以看作她對身體問題的回應。但是她並非單純地轉向身體，片麵地擁護身體作為文化主符碼的顯赫意義，讚揚身體成為“救贖物品”，在“心理”和“意識形態”功能中取代了“靈魂”的地位，而是在一個身體披著光鮮外衣的時代，發現了身體的另一個維度——疾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疾病成為身體存在的本體論前提。健康的身體成為一種幻象，而“有病的身體”成為更為普遍的存在。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張，以及對人的分裂所造成的後果。桑塔格要把“有病的身體”解放出來，還給患者正常的生活。她認為，隻有使疾病從意義、從隱喻中剝離出來，才能實現對患者的“解放作用”和“撫慰作用”參見（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161頁。。這不僅是一種自我風格化的倫理目標，同時也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理性目標。桑塔格理性主義的態度是不可改變的：這是成為現代主義者的條件和反觀知識分子自我認知的鏡子。而恢複新感受力是實現這一任務的唯一途徑。
新感受力不僅是一種提供智性滿足的感受力，是心靈對藝術和世界的感受力；也是一種身體感受力，是通過身體獲得的對藝術和世界的感覺。疾病為新感受力的後一個層次提供了契機，鋪設了通向它的道路，形成了身體感受的渠道，並且疾病提供的可供感覺的“物”是我們的身體本身。桑塔格關注疾病，正是表明她預備回訪一種身體的感受力，恢複疾病本身，讓疾病自己說話，讓身體自己去感受自己。
在桑塔格看來，服裝等文化符碼是身體的“外部裝飾”，而疾病是身體的“內在裝飾”。裝飾是一種修辭，是意義的感性方式，是對意義的感受，它增強意義。正因為疾病的存在，讓我們感受到身體的存在，感受到自己的身體狀態；正是疾病帶來的痛苦和障礙，讓我們回到身體本身。這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疾病帶來的痛苦和障礙讓我們感受到身體；二是不同的疾病形態作為不同的修辭，讓我們對身體的感受不盡相同。疾病以痛苦的方式言說身體，讓我們獲得對身體的感受、理解。並且疾病展示了死亡的維度，它既帶出身體的變異又預示死亡的可能，它讓死亡不再抽象和遙遠，從而讓我們更能理解死亡、處理死亡。這樣，疾病就把身體推向了另一個層麵，展開了它的新的價值。疾病既破壞和侵蝕身體，又述說身體，讓我們感受身體，而死亡是感受的終結，修辭的終結，死亡成為最終的一個句子。
桑塔格在《作為隱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隱喻》中所作的努力與福柯在《癲瘋史》中所作的探索有異曲同工之處。在福柯看來，癲瘋不僅是一種存在於自身的現象，並且它是話語的次要客體，而且它自身是多種話語（醫學的、法律的、生物的……）的產物；同時他認為，應該把癲瘋從這些話語的控製中“解放”出來，並且“讓癲瘋自己說話”參見（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應奇、陳麗微，孟軍、李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4頁。。對於疾病的隱喻化思考實際上是對疾病的抽象化：它把具體的疾病轉化為了一套話語體係——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社會學的等等。在這樣的話語體係中，疾病脫離了其本身的現實存在，被重構了，成為了新的幻象，於是身體被丟失了，我們對身體的感受和理解被丟失了。我們的視線被迫從身體本身移開，投射到那些不同的話語領域。這裏存在一個轉向：把疾病從身體的內部轉向外部，“內在修辭”轉換成為“外在修辭”，其結果是身體的感受被取消了，這種感受也隨之轉化成為帶有意識形態含義的話語。這確實帶來了新的意義、新的價值，甚至新的希望，但是其代價是丟失我們的身體感受力，使我們無法逃離幻象的世界。因此，桑塔格堅決主張取消對疾病的特定隱喻性思考，將疾病還給身體。她斷言“使疾病獲得意義（以疾病去象征最深處的恐懼）並使其蒙受恥辱的那個過程”是值得挑戰的，使疾病從意義、從隱喻中剝離出來，具有特別的價值，並指出要擺脫對疾病的隱喻性思維，必須“揭露”、“批判”、“細究”和“窮盡”這些隱喻參見（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160-161頁。。
反對闡釋，把作品還原為物，目的是逃離意義對作品的暴力，恢複我們對作品的感受力；同樣，反對隱喻，把疾病還原為疾病，目的也是擺脫意義和幻象對疾病的妖魔化，使疾病成為疾病本身，恢複身體的感受力。剝離附著在疾病之上的隱喻和幻象，從表麵來看，是恢複疾病真實的存在，拋棄將它作為道德審判的粗暴做法，讓病人能夠擺脫意識形態強加給他們的痛苦，單純地麵對疾病本身；從更深一層的含義來看，它為我們揭示了感受力的界限，語言的那種爭強好勝的言說不僅無助於感受力，反而構成巨大的破壞，對此，桑塔格在早期就指出：“藝術作品中最有力的因素，常常是其沉默。”（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第42頁。這一“沉默”表明經驗和感受力的那種難以言說，即便最簡單的感覺，也難以完整地用語言描繪出來。但語言總是不斷地說著，它以最經濟的方式直接給予人們內容和意義，於是人們也常常被它所支配，結果，我們聽得越多、說得越多，我們離感受力就越遠，我們的精神就越蒼白。同樣，最精妙的隱喻也不能真正處理疾病，它不過遮蔽了身體感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