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為隱喻的疾病》中，桑塔格標畫了環繞結核病和癌症這兩種疾病的觀念、隱喻及其文化意義，關注了自我的現代觀念、公民秩序（混亂）以及死亡怎麼樣形成疾病的幻象並被它們所形成。她指出，肺結核和癌症具有相同的詞源學起源，二者激發的幻象都是“一個醫學假定自己能夠包治百病的時代裏出現的一種被認為難以治愈、神秘莫測的疾病——即一種人們缺乏了解的疾病——的反應”（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6-7頁。。結核病一度是死亡的判決書，因為人們缺乏對這種病準確的判斷及有效的治療手段，一旦某人罹患結核病，就等於走向死亡的腹地。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結核病被浪漫化了，桑塔格認為，將其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種頗為現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個廣為流傳的範例”同上，第28頁。。結核病被頌揚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極、對生活缺乏熱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們的疾病（拉菲爾前派藝術中那些心懷憧憬但神慵氣倦的美女形象所暗示的東西，在愛德華?蒙克所描繪的那些消瘦、兩眼無神、患結核病的女孩子形象中變得清晰起來）同上，第24頁。。浪漫派以一種新的方式通過結核病導致的死亡來賦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認為這樣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變得空靈，使人大徹大悟。通過有關結核病的幻象，同樣也可以美化死亡同上，第19頁。。肺結核所導致的死亡的美在於人們將它與高度熱情所消耗生命的意象聯係在一起，於是這種死亡超越了粗俗的健康的死亡，這被理解成擁有超級感受力的一個標誌。從托馬斯?曼的《魔山》我們能更清晰地體會到這一點，似乎結核病能使人變得高雅，變得聰明，變得卓爾不群，所以魔山上的生活充滿了“趣味”。桑塔格指出，在19世紀早期，這樣的幻象是為等級趣味和貴族階級的不安所服務的，因為消費成為新貴的標誌See Liam Kennedy, 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 p.112.。傳統的貴族階級在各個領域尋求著確證自己高貴身份的證據，被美化的結核病也成為這種尋求過程的一部分。肺結核的浪漫化有利於將疾病作為個體病的觀念之形成——人們被這樣一種疾病變得個性化。“有關個性病的觀點，是與結核病一道被提出來的，一起被提出的還有這種觀點，即隻有當人遭遇到死亡時，才會變得更敏感，此外，從圍繞在結核病周圍的那些意象中，人們還可以看到有關個性的現代觀點的浮現，這種現代個性觀點在20世紀獲得了一種更有侵犯性、而不是自戀性的形式。”（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29頁。或者說，這種“個人主義的現代觀念”的自戀性具有重要的美學尺度——“生病是使人變得‘有趣’的一種方式——這正是‘浪漫’一詞最初的定義（史萊格爾在1798年《論希臘詩歌》一文中，把‘趣味性’當作現代——即浪漫——詩歌的理想）”同上。。這種美學尺度與知識分子的複興（紈絝作風）和極端主義緊密聯係，也與憂鬱氣質緊密聯係在一起See Liam Kennedy, 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 p.112.。桑塔格選擇在這個例子中去冷靜地批評將受難美學化為虛無主義和感傷主義的做法，她說：“也許浪漫派帶給感受力的主要禮物不是殘酷的美學以及疾病之美（如馬裏奧?普拉茨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暗示的那樣），甚至不是對不受約束的個人自由的需求，而是那種關於‘有趣’的虛無而感傷的觀點。”（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30頁。
從肺結核過渡到癌症，桑塔格確認了道德判斷怎麼樣通過隱喻化的過程與疾病聯係在一起，同時她批評了那種認為“存在著一種易患某種疾病的性格類型”的傳統觀念。20世紀癌症接過了結核病的接力棒，“成為這種不通報一聲就潛入身體的疾病，充當那種被認為是冷酷、秘密的侵入者的疾病角色”同上，第7頁。，被隱喻修飾物所複雜化。像結核病曾經遭遇的那樣，如今癌症也通常被看作死亡的判決，籠罩著一重恐懼的氣氛。但是，她發現很少有人在這種病的隱喻化過程中將其浪漫化。大多數人相信，癌症是一種激情匱乏的病，折磨著那些性壓抑、克製的、無衝動的、無力發泄火氣的人。因此，在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裏，結核病為雅致、敏感、憂傷、柔弱提供了隱喻性的對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無情、損人利己之事，則被類比為癌症……結核病是一個曖昧的隱喻，既可以意指災禍，又可象征高雅。癌症卻從來就隻被看作災禍；在隱喻意義上，癌症是一種內在的野蠻狀態同上，第56頁。。如果說患上結核病這種被認為是激情過度而耗竭了生命的疾病還有一些榮耀的話，那麼對應著情感壓抑的個性的癌症則隻剩下恥辱和羞愧了。所以，結核病曾是一種效勞於某種具有羅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觀的疾病。如今，癌症所效勞的，卻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世界觀，一種有可能轉變成狂想症的世界觀……對那些思想更複雜一些的人來說，癌症標誌著受到傷害的生態圈的反叛：是大自然對一個邪惡的技術統治的世界的報複（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63頁。。從隱喻的角度說，肺病是一種靈魂病。作為一種襲擊身體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種身體病。它根本顯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顯示身體不過就是身體罷了同上，第18頁。。
圍繞結核病和癌症的那些隱喻暴露出了眾多有關疾病的觀念以及這種觀念是怎樣從19世紀（結核病是這個時期最普遍的死因）向20世紀（癌症是這個時期最恐怖的疾病）演化的同上，第19頁。。桑塔格看到，從肺結核的隱喻到癌症的隱喻的變遷也是浪漫主義過渡到現代主義的一種形式。她從理論上分析了高度“專注於孤立的自我”是誘發癌症的情感原因這一看法產生的語境：生產過剩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她發現癌症隱喻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們運用和回應了特定的話語，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話語和戰爭話語及政治話語。
從經濟話語的視角來看，癌症通常被看作擁有極其可怕的能量的東西的隱喻，這種可怕的能量是過剩的而非正常身體所必需的，它導致了身體混亂的、惡性的增生，損害了自然的秩序，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惡性增長具有同構的特征。因此，“用來描述癌症的語言讓人聯想到一種不同的經濟災難：不受節製的、畸形的、混亂的增長導致的經濟災難。腫瘤有能量，而不是患者有能量；‘它’失控了。”同上，第57頁。桑塔格認為，將癌症和經濟兩種“非正常的增長”聯係到一起，是因為“在我們這個因經濟發展而導致破壞性的過度生產以及官僚體製日益強化對個體的控製的時代，既存在著一種對太多能量的恐懼，又存在著一種對能量不允許被發泄出來的焦慮”（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56頁。。資本主義經濟麵臨的問題和困難反射在其它領域，其一便是疾病的隱喻意義：早期資本主義認可按計劃花銷、儲蓄、結算以及節製的必要性——是一種依賴於對欲望進行理性限製的經濟。結核病被描繪成了這麼一些意象，它們囊括了19世紀經濟人的種種負麵行為：消耗，浪費，以及揮霍活力。發達資本主義卻要求擴張、投機、創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滿足與不滿足的問題）、信用卡購物以及流動性——它是一種依賴於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經濟。癌症被描繪成了這麼一些意象，它們囊括了20世紀經濟人的種種負麵行為：畸形增長以及能量壓抑，後者是指拒絕消費或花費同上，第57-58頁。。
從軍事話語的角度來看，癌症患者的身體被認為是受到了攻擊——癌細胞“入侵”健康的肌體，破除它們的“防禦”，推行“殖民化”策略，從最初所在的位置一直推進到相距甚遠的身體其它部位。而治療癌症的方法就是“反擊”——放射療法使用了空戰的隱喻，患者被放射線所“轟擊”；化學療法是化學戰，使用了有毒物。而這些隱喻促成了將癌症看作“敵人”，整個社會針對癌症治療所作的努力便成為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產生了覆蓋在癌症之上的軍事隱喻。
從政治話語的角度來看，現代疾病隱喻使一個健全社會的理想變得明確，它被類比為身體健康，該理想經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時又是對一種新的政治秩序的呼籲（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68頁。。桑塔格指出，疾病隱喻的誇張透露出一種懲罰性的觀念：這並不是說疾病是一種懲罰，而是疾病被當作了邪惡的標誌，某種將被懲罰的東西的標誌同上，第72頁。。所以在很多情況下，運用癌症的隱喻，相當於將“這個政治事件”或“這種政治狀況”視為一種徹頭徹尾的邪惡。她繼續指出，把某種現象描繪為癌症，就是在煽動暴力。在政治話語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慫恿宿命論，使“嚴厲”措施正當化——同時，它也極大地強化了這一廣為流傳的觀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同上，第74頁。。
通過從這三種話語的角度分析，桑塔格揭示了癌症隱喻的實質：癌症隱喻的趣味恰好在於，它指涉的是一種負載了太多神秘感、塞滿了太多在劫難逃幻象的疾病。我們關於癌症的看法，以及我們加諸癌症之上的那些隱喻，不過反映了我們這種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鬱態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的、草率的反應，反映了我們在構造一個適當節製消費的發達工業社會時的無力，也反映了我們對曆史進程與日俱增的暴力傾向的並非無根無據的恐懼同上，第77頁。。在描述和分析癌症的隱喻和幻象時，桑塔格不斷地回到和拓展了在其它作品中已經建立的主題：關於藝術家作為受難者的主題，關於憂鬱的主題，關於“死亡的現代否認”的主題，關於“自我的現代觀念”的主題等等。她的寫作不僅僅指向一個外在的“普遍”文化，而且指向內在世界——她自己批評意識的形成過程和噴薄的激情。
桑塔格對於結核病以及癌症隱喻的批評可以說是倫理層麵的，這種倫理態度也帶入了《艾滋病及其隱喻》當中。自1981年艾滋病發現以來，它迅速替代了癌症原有的地位，成為最“可怕”的疾病。可以說，是在癌症帶給我們的恐懼和傷痛還沒有消退的時候，艾滋時代就不知不覺地侵占了我們的生活和想象力。艾滋病不僅是那種弄不清病因又極難治愈的流行病，並且它蔓延的速度和帶來的威脅讓我們感覺它是某種席卷一切、危及文明存亡的東西，它構建了新一輪的恐怖意象，於是它也為疾病的隱喻化提供了又一個活躍的空間。在這個文本中桑塔格沒有描述圍繞這種疾病爆發的各種文化和政治活動，她試圖以一種客觀冷靜的態度來闡述人們對艾滋病隱喻的道德化利用，分析艾滋病的隱喻化如何引起和重建了疾病作為判斷的觀念。
艾滋病是繼癌症以後又一種對生命和希望進行非難的疾病，桑塔格首先指出了它的雙重隱喻譜係：作為一個微觀過程，它像癌症一樣被描述為“入侵”；而當描述側重於其傳播方式時，則引用了一個更為古老的隱喻——“汙染”。圍繞艾滋病和癌症的隱喻有許多重疊，它們幾乎都是某種汙名的對應物，但就癌症而言，它通常和意誌薄弱、情感壓抑、酗酒抽煙等個人性格或行為聯係在一起；而艾滋病主要的傳播途徑是性和血液，所以它往往和某些“罪行”掛鉤。“導致艾滋病的那種不安全行為還不僅僅被判定為嗜好而已。它是放縱，是犯罪——沉溺於非法的化學製品和被認為是反常的性行為。”（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102頁。癌症可能導致病人蒙受羞辱並且使他們對自己為什麼感染這種疾病疑惑不解，而艾滋病是一樁明白的醜聞，因為“就目前大多數艾滋病病例來說，患艾滋病的人被發現正好是某個‘高危群體’的一員，某個被社會所蔑視的群落的一員”同上，第101頁。。在這類修辭中，艾滋病幾乎完全等同於同性戀（特別是雞奸行為）和癮君子。隨著賦予疾病（正如賦予其他任何事情）更多道德含義的基督教時代的來臨，在疾病與“受難”之間漸漸形成了一種更緊密的關聯。把疾病視為懲罰的觀點衍生出疾病是一種特別適當而又公正的懲罰的觀點同上，第40頁。。艾滋病正是對這些“高危群體”的審判和懲罰，它複活這種“疾病即懲戒”的古老神話並予以拓展。艾滋病最令人恐懼的不僅是有性命之虞，而且它被確認為某種“有失人格”的疾病，是一種道德缺失。患艾滋病意味著某種“特殊身份”的暴露，等待他的可能是社會歧視、失業、親朋好友的遺棄。這種身份的建構，在桑塔格看來，標誌著對其進行道德化利用的轉變。“與癌症這種被以現代的方式看作是個體所患（及顯現為個體）的疾病形成對比的是，艾滋病被以前現代的方式看待，被視作這麼一種疾病，其患病者既作為個體，同時又作為‘高危群體’之一員——‘高危群體’這個聽起來不偏不倚的官僚機構用語，也使那種以所發生的疾病來判定共同體之腐敗的陳舊觀念得以複活。”同上，第120頁。如果說結核病和癌症的隱喻化被視為對個體性的審判，反映了自我的現代觀念，那麼艾滋病的隱喻化是將作為對特定群體甚至整個社會的“集體審判”的前現代話語的搬演，隱含的是反自由主義者對邪惡的自由主義價值甚囂塵上的指控和譴責。當自由主義的呼聲響徹社會的各個角落，網絡了越來越多的人心，政治、文化、性全都卷入了這個浪潮之中時，艾滋病的到來就正好迎合了反自由主義者的胃口和預想。對於他們而言，艾滋病是對“自由主義價值觀”天然的懲罰，特別是對於70年代聲勢浩大的“性解放運動”的警示。
將艾滋病作為集體判斷的觀念源於將其作為“瘟疫”的隱喻化過程，桑塔格深刻地剖析了瘟疫隱喻的曆史發展過程以及它在艾滋病幻象中的作用See Liam Kennedy, 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 p.114.。她注意到瘟疫隱喻常常應用在流行病上，但這種應用具有明晰的選擇性，它隻青睞那些極其恐懼的疾病，並且這些疾病“不單單危及性命，而且使身體發生異變”（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119頁。。所以是麻風病、梅毒、霍亂、癌症、艾滋病等承擔著瘟疫的惡名而不是流感、小兒麻痹症抑或心髒病。她進一步指出：“對瘟疫的通常描述有這樣一個特點，即瘟疫一律來自他處。”同上，第121頁。對於疾病的想象與對於異邦的想象之間存在著某種聯係：“它或許就隱藏在有關邪惡的概念中，即不合時宜地把邪惡與非我（non-us）、異族等同起來。”同上，第121-122頁。在我們的概念中，汙染者總是邪惡的，或者可以反過來說，被判定為邪惡的人總是被視為或者可能被視為汙染源。具體到艾滋病，它作為某種邪惡的代名詞，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來自他者的入侵”，主要是違禁行為的結果，或者經濟和文化落後的結果，這裏有兩層含意：在同一社會結構當中，艾滋病被視為“來自高危群體的疾病”；而就整個世界文化而言，艾滋病被視為“來自所謂第三世界的另一種入侵”。桑塔格暗示了這種對作為瘟疫的艾滋病的審判總是遵從特定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比如服務於資產階級、白種人、異性戀者，“艾滋病在該疾病版本的‘普通人口’（即那些自身不注射毒品或不與注射毒品者發生性關係的異性戀的白人）中複活了一種類似的對傳染的憎惡和恐懼”（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104頁。。抑或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正因為艾滋病成了一個世界事件——這就說，它侵襲了西方——它才不被僅僅視為一個自然災難。它充滿了曆史意義（歐洲以及新歐洲國家的自我定義的一部分內容是，作為第一世界，它所發生的大災大難都具有創造曆史和改造曆史的作用，而在貧窮的非洲或亞洲國家，這些大災大難隻不過是曆史循環的環節，因而看起來像是自然的一部分）。”同上，第153頁。艾滋病可以被看作在西方社會秩序中對他者的一種審判，它“充當著第一世界的政治偏執狂們表達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所謂艾滋病病毒，不僅可被看作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精銳的入侵者。而且，它還可以代表一切具有神話色彩的威脅”同上，第134頁。。“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對所謂的新保守主義所從事的那些主要活動中的一項不無用處，即對所有被籠統地（也是不確切地）稱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開‘文化戰’（Kulturkampf）。有關‘意誌’的整個政治——即不寬容的、偏執狂的和恐懼政治軟弱的政治——全都盯上了艾滋病”（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135頁。。
桑塔格認為艾滋病的隱喻化是在文化的恐懼和焦慮日益膨脹的情況下對瘟疫的經典書寫。艾滋病病毒讓人恐懼不僅因為它侵入身體，還因為它是潛伏的、傳染性的，它和某種“無法平靜的”、“狡猾陰險的”變異和汙染相聯係，病毒的想象促進了那種普通意識，即把艾滋病看作無所不在的、全新的瘟疫。艾滋病是可憎的，是報應，而且是群體性入侵，它與環境汙染、人口增長、核泄漏、臭氧層穿孔和耗損等等並駕齊驅，成為激發末日幻象的現代大災難意象群，參與到一種時代終結的幻象的建構當中。對於許多人來說，啟蒙現代性的諸多理想似乎鼓勵了放縱行為，或者至少沒有對放縱行為施以嚴格的限製。啟蒙運動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馬歇爾?伯曼將這種“現代性”描述為：“我們自己身處一種環境之中，這種環境允許我們去曆險，去獲得權力、快樂和成長，去改變我們自己和世界，但與此同時它又威脅要摧毀我們擁有的一切，摧毀我們所知的一切，摧毀我們表現出來的一切。”（美）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體驗》，徐大建、張輯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5頁。人們深切地感受到從傳統社會文化向現代社會文化的轉型，然而“正是從這樣的感受——焦慮與騷動，心理的眩暈和昏亂，各種經驗可能性的擴展及道德界線與個人約束的破壞，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亂，大街上及靈魂中的幻象等等——之中，誕生出了現代的感受能力”同上，第19頁。。在桑塔格看來，對艾滋病的道德化利用正是對“現代性”所帶來的經驗擴張、社會約束破裂、自我主義膨脹等價值的廣泛質疑。艾滋的瘟疫隱喻以及其災難化和妖魔化過程暗示出“節製以及對身體和意識進行控製的迫在眉睫的必要性”（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147頁。。在對艾滋病的思考中桑塔格看到一種強化，甚至絕對化，它標誌著一種看待災難的新態度。她認為，圍繞在艾滋病周圍的那種啟示錄式的修辭，不僅暗含著一種控製恐懼的需要也“反映出了與災難的想象性同謀關係”，使艾滋成為“一種緩慢運動的災難”，它在麻木了我們對於當下現實的感受力的同時也遮掩了（後）現代關於一種反烏托邦的未來的想象力See Liam Kennedy, 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 p.116.。
在桑塔格對環繞在幾種典型的疾病周圍的隱喻的詳盡闡述中（比如被浪漫化的結核病、與抑鬱性格緊密相連的癌症、作為對嗜毒者和同性戀等非正常群體懲戒的艾滋病、和恥辱的性交易及濫交等掛鉤的梅毒……），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疾病的隱喻和包裹疾病的幻象——那些或直接或間接、亦真亦假的聯想、聯係、猜測、推斷、假設……在它們的作用下，疾病擁有了逾越疾病本身之外的文化含義。誠如她所說，這些隱喻性的思維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我們單純地麵對疾病和治療疾病，增加了心理恐懼和顧慮。
桑塔格並不是一味反對所有隱喻，她反對的隻是一些特定的隱喻：“這並不意味著不存在一些我們寧可避而不用或者試圖廢置的隱喻。這就像所有的思考當然都是闡釋。但這並不意味著反對‘闡釋’就一定不正確。”（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第83頁。但是，無論是《作為隱喻的疾病》，還是《艾滋病及其隱喻》，桑塔格都沒有清晰地界定哪些是必須的、正麵的隱喻，哪些是牽強附會、惡意的隱喻。特別是某些隱喻性思考確實會緩解病人的痛苦，將疾病本身的痛苦轉換成為其它的東西予以消化和排解。這是桑塔格反對“疾病的隱喻”難以處理的矛盾。第三節話語和想象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