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述而不作”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過度引經據典的現象。這最為集中地體現在文學上。自漢以降，不論是漢賦、唐詩、宋詞，都極度在意對於儒家傳統典故的使用。這樣的趨勢，最為集中地體現在宋詩尤其是以黃庭堅為代表的山穀體上。這樣的流弊不僅沒有得到矯治，反而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明清詩壇，最終導致詩歌的創造力衰竭。詞之既出，已為陳言。
最後，從另一個方麵看，述而不作的思想也在部分程度上產生了積極影響。它使得人們以一個更加謹慎嚴肅的態度去看待經典文化和思想。古代學者將儒家元典作為根本的價值規範，並加以奉行，使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沒有出現西方思想界在某個時期內所產生的思想混亂、欲望泛濫等現象。
三、“述而不作”思想的現代影響與揚棄
五四以降，伴隨著“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新文化運動以摧枯拉朽之勢蕩滌了舊文化，從形式到內容上均實現了新文化的確立。然而，思想的形成與消失並不如同科技成果的更新換代，而是會隨著時代風潮變化，或明或暗地潛行於時代學者的腦海與意識之中，影響著他們的治學與思想風貌。“述而不作”思想亦不例外。總體而言，“述而不作”的思想在當代思想界，尤其是文學藝術領域，主要產生了如下現代影響：
首先，“述而不作”思想仍然限製著思想的自由、係統表達。從康有為鼓吹“三界革命”時委托孔子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到後來“學衡派”的整理國故論，再到建國後學術界對於馬列經典的不斷闡發，直到改革開放後學者們對於西方哲學、政治、經濟著作奉為圭臬般的闡發，我們不難看出，在整個現代學術史上，我國的學術發展雖然湧現出了許多獨創性著作，但整體上仍然以闡發、解釋、注釋為主，沒能生發出屬於自己的新論。至於這在新世紀以來泛起的“國學熱”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其次，“述而不作”思想影響著中國當代學術的思維模式。經曆了“五四”，儒家思想影響式微，然而國人對於來自外國的思想舶來品再次陷入了“述而不作”的怪圈。一些學者不再把精力放在傳述儒家經典上了，卻又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一些著作神聖化、教條化。對象變了，可思維方式沒變，這是頗值得我們警惕的。
最後，“述而不作”思想導致了當前中國學術跟風化、模式化盛行。這集中體現在新世紀“國學熱”以來流行學術的傳播與生產過程上。由易中天《品三國》引起的“品名著熱”、由於丹《論語心得》引起的“經典心得熱”、由一些出版機構引起的“陳寅恪熱”、“林徽因熱”、“張愛玲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種熱度背後體現出的不理智與過度跟風。沒有新思想的產生，隻有批量生產般的跟風與模仿，對於思想的解放有害無益。
曆史反複證明，一種思想的產生與消亡絕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而是具有深厚的社會曆史基礎。我們不能要求“述而不作”思想迅速消失，而是要對其進行揚棄：汲取其中嚴謹、老實的學術態度與文化作風，突破其中設置的禁錮思想的藩籬與既定思維模式。我們有理由相信，“述而不作”的思想會在辯證、曆史的揚棄視角下產生新的、積極的現代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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