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曹植在《卞太後誄》中說：“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哀。是以冒越諒陰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明明，貴以展臣《蓼莪》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8]曹植認為，誄除了述德，還要兼及寫哀。曹植已從誄以述德中漸漸轉向以誄抒發個體哀悼之情。他在《王仲宣誄》中說：“何用誄德？表之素旌；何以贈終？哀以送之。”[9]明確闡明誄文具有頌亡者之德、抒發作者情懷的雙重職能。
曹植誄文今存9篇①，現存誄文中寫作時間最早的是作於建安十七年的《光祿大夫荀侯誄》。從文章來看，仍然是誄文傳統的作法：
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僚欷歔，天子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輒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10]
前四句頌亡者品行，後六句述悲，最後二句雖借物來渲染悲情，但這敘哀是禮儀性的。
建安二十二年，曹植作《王仲宣誄》，這是曹植誄文的代表之作，《文選》選曹植誄文獨此一篇，可見這篇文章在誄文的發展演變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需稍作申述。
曹植與王粲關係密切。王粲與曹植有詩賦來往，曹植《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古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11]
王粲有詩作給曹植，吐露心曲，曹植此詩乃作答。然而不幸王粲卻於征吳途中病亡。曹植非常悲傷，於是作《王仲宣誄》。就全文來看，誄序中直接為痛悼之語，也沒有禮儀式的敘述時人的悲哀，而是對生命的死亡進行直接追問，直接陳述內心之沉痛。在誄辭部分，則可以看出，曹植一方麵堅持誄以頌德的規範：誄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敘述王粲短暫的一生；另一方麵，作者與所誄對象至為密切的關係以及作者內心之哀痛，又衝擊著誄文寫作的規範。在頌述亡者時，又傾述個體哀傷之情，使得這一誄文與漢時誄文有了明顯的不同。正因為如此，在正文中出現敘述人稱的變化，由第三人稱轉為第二、第一人稱。敘述人稱的改變是處於抒發個體情感的需要，而這一人稱的改變，則使誄文敘寫他人之哀轉向作者之哀。誄文的這一改變，明顯標誌著誄文由生命的歌頌轉向了個體對生命的哀傷，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何用誄德，表之素旗”的誄文性質及規範。
應該說，曹植並非不懂誄文的性質及規範。《三國誌》卷二十一引《魏略》雲，邯鄲淳見曹植，曹植曾“頌古今文章賦誄”[12]，而同時，曹植誄文寫作及誄文的序中的解釋，也表現出他對這一文體的熟悉。從現存的誄文來看，（下轉第261頁）
（上接第258頁）曹植有些誄文也基本符合漢代誄文的文體規範，隻是覺醒了個體意識，使個體的情感自覺或不自覺地出現在本不是抒發個體情感的誄文中，如《任城王誄》，趙幼文在按語中說：“此誄限於客觀形勢，不能直抒胸臆，寄其哀憤，故詞意含蓄而戛然而止。”[13]這是很中肯的。
曹植《卞太後誄》中雲：“銘以述德，誄尚及哀。”這很能代表曹植的誄文觀。曹植的誄文，大多是述亡與自陳、頌德與表哀結合在一起。《卞太後誄》序雲：“敢揚後德，表之旐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強調在誄以頌德的同時，還要抒發個體的哀情。曹植的《文帝誄》也是如此，曹植這篇誄文是獻給明帝的，其性質為宮廷飾終禮文。誄辭最後雲：“奏斯文以寫思兮，結輕翰以敷誠。”又透露出曹植欲以此表明心跡，或希望以此得到明帝的理解而被任用。因此，在誄文中抒發個體的哀思便是一種強烈的主觀需要，其思路也與《王仲宣誄》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