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植在文體論上的探索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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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興躍 伍丹
【摘 要】曹植是建安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在長期的創作實踐活動中，他創作了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並提出了對文體的看法，在文體概念並不很完善的魏晉時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主要梳理曹植作品中對於誄文的觀點，即誄文在繼承頌德特點的同時，則轉向對個體哀愁的抒發，注重誄文的抒情性。
【關鍵詞】曹植；文體；賦文；誄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 A
曹植是建安時期著名的文學家，他創作各體兼備，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說：“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 [1]曹植文集中不僅有賦、詩、樂府、頌、誄、七、銘、碑、哀辭、行、書、論、讚、說、表、令、章、詔等十幾種文學樣式，還有一些關於文體方麵的言論，如在《學官頌》中說“歌以詠言，文以騁誌”[2]，《卞太後誄》中說：“銘以述德，誄尚及哀”等等。陳飛之認為：“曹植肇開了文、筆區分的先聲，並認識到各種韻文體裁有著不同的功用和要求。”[3]通過對曹植作品的疏理，本文著重誄文方麵談談曹植在文學體裁論方麵做出的貢獻。
“《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 [4]，西周喪葬有讀誄賜諡之儀，這正是誄文形成的直接文化淵源。誄文是誄辭與銘頌結合的產物。
漢代崇尚儒家喪葬禮儀，在禮儀的崇尚中，產生了興作禮文的需要，誄文作為喪葬禮文由此而生。誄文在漢代，作為飾終之典，其主導因素自然是頌德，但作為喪葬禮文，它雖然不抒發作者哀情，卻要敘寫哀情。在演變過程中，敘哀的成份漸漸增加，而且敘述也更為細致。由於魏代禁止碑，碑文的發展受阻，所以頌述亡者德勳的職能則主要由誄文承擔。魏代誄文繼承了漢代誄文述德的職能，但又有了明顯的變化，哀情成為這一文體的主導因素，敘哀也逐漸演變為個體哀思的抒發。在魏代的誄文中，哀情的抒發常常是建立在對亡者美好品行的頌揚上。而且，魏代的誄文，仍有相當一部分作品，頌德仍是主導因素。但是，現實的悲情又常常衝破道德的規範，使誄文這種為亡者頌德、使其不朽的倫理道德隻能又融入對個體悲情的抒發，在述亡之中又有“自陳”。魏代誄文的作者與誄的對象之間有不少關係密切，或為親人，或為摯友，因而在誄文創作上道德的激勵也很容易被巨大的悲情所擠壓。魏代誄文的變化正是道德激勵與現實的悲情二者衝撞的結果。
魏代誄文的變化首先是在為傷親亡友而作的誄文中展開的，而這種變化又恰恰從曹植的誄文創作開始。
曹丕在其《典論·論文》中提出了對銘誄的看法，這應該代表了當時人們對於銘誄質實、不可虛美的普遍看法，“銘誄尚實。”五臣注雲：“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5]很顯然，曹丕強調誄文作為述亡的文體的質實性，主張誄文是傳述人之德行，要較客觀地讚頌亡者的德勳，相比而言，曹植關於誄文的觀點則更為複雜。
當然，曹植的一些誄文仍繼承了漢代誄文的特點。曹植《武帝誄》序雲：“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群雄戡夷。拯民於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違。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6]這種誄文，表於素旗，在於傳揚亡者的功德，很明顯繼承了漢代誄文為宮廷禮文的寫作觀念。曹植《武帝誄》從各個角度來讚頌曹操的文德武功。曹植雖然是曹操的兒子，卻沒有抒寫自己的哀思，所以，《武帝誄》仍具有禮文的特征。同時，曹植還寫有《文帝誄》，其序“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弦。”[7]也可以看出曹植對誄文述德功能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