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文人以寒素為主體，多學而優則仕，行事著文自然與士族不一樣。他們博學、慎思、明辨，學問淵博超過前代文人，但他們缺乏磅礴的激情和篤行的信念，也缺乏創造的精神和能力。他們對文學的技巧、體製、風格、淵源流變的研精探微，超過了前幾輩文人，但文學觀念反比前人保守得多，對文學精神的體驗也不及前人。這一切都跟他們獨特的儒玄結合、柔順文明的人格模式有關。這種人格模式的基本表現是，謹身守禮、儒雅尚文、謙柔自牧、宅心玄遠、通達機變，具有濃鬱的折中的調和色彩。因而，我們看到，和漢儒相比，明經致用、服膺禮教相仿，但他們外表通脫一些，也更有文采。他們也如正始玄學家那樣探尋根本、研精入微，卻沒有後者那樣深刻，也不像阮籍、嵇康那樣外表自由放達、內心激烈憂鬱。他們的處境與表現與鄴下文士有不少相似處，他們的文學也直接繼承鄴下文學，但鄴下文人弘道濟世的氣概，他們又沒有，他們更缺乏鄴下文人因顛沛流離養成的對社會人群的廣博同情心。
從魏齊王芳嘉平（249年始）年間到晉武帝太康年間，是司馬氏的強權時代。魏末，司馬氏在排除異己、傾移大政的同時，也致力於清除異端思想和異端人格，試圖恢複禮教一統的局麵。司馬氏表麵崇儒，實質上卻運用權謀術數，劉勰評曰“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文心雕龍·時序》）。司馬氏馭政的法寶是道家的克柔之術和法家的“硬”、“狠”手段，自然真儒教並沒有恢複。外儒內道，或者外儒內法為這一時期的主導人格模式。就道而言，也隻取其柔克、機變的“內家功”；就“法”而言，不是取其法製整齊，而是取其權術。要立於那個時代，被司馬氏認可，就得穿了禮教的外衣，包藏道、法的機心，魏晉之際的名臣大抵如此。
魏晉之際複雜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學術思潮的通力作用，鑄造了西晉文人儒玄結合、柔順文明的人格模式。西晉王朝建立後，司馬氏集團和曹魏集團的矛盾不複存在，黨同伐異的鬥爭也基本結束。但司馬氏政權對士人思想和社會意識的控製確實增強了。通過加官晉爵、興禮製樂、興學校、崇教化等措施，統治者的思想意識開始全麵地向士人群體滲透，思想和學術也由多元趨向單一。西晉前期，統治集團比較重視寒素儒學之士，後者也希望能依靠司馬氏政權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他們最能思想一致。儒學和出身清素，是朝廷選拔任用寒素文士的主要依據，寒素文士也以此自別於玄學名士和士族士人。魏晉之際，豪門子弟多以玄虛相尚、浮華交遊，生活上更趨貪婪奢侈。晉初統治者有意整頓浮華，提倡清廉。例如，傅玄在晉武即位初上疏，說“天下無複清議”是浮靡流行、風氣日下的原因，因而應“舉清遠有禮之臣”。(《晉書·傅玄傳》)晉武帝同意傅玄的主張，所下詔書，也常從儒行、清素、博學、思心通遠這幾方麵評價臣下。“思心通遠”是晉人提倡的研精探微，對天道、人事能作深入的乃至形而上的思考，是受“易”“老”思想影響的結果。可見，統治者推崇的這種人格模式是結合了儒玄兩方麵的因素的。《晉書》各傳對西晉人物的評議也大致與此類似，能夠反映西晉初所崇尚的人格模式。如評鄭袤“性清正”(《晉書·鄭袤傳》)；華表家世以清著譽，表父華歆“清德高行”，表“清貞履靜”，表子廙“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廙子混“清貞簡正”，第三子恒“博學以清素著稱”。（《晉書·華表傳》）華氏以“清”傳家，似乎成了他們區別於其他世家大族的一種資本。又如，鄭衝“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和百家之言。有資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晉書·鄭衝傳》），可以明顯看到儒與玄、禮教與自然的結合。這些都是將儒道的因素調和在一起的人格，迎合了統治者對人才的要求。這種形式的“虛偽”由整個社會和政治的情勢決定，並不一定是個人人格的低劣所致，對西晉文學帶來了普遍影響。和統治階層的貪婪、奢侈、道德墮落、行為放蕩相比，這種儒玄結合的人格還是較為正麵的。當然，一般流於表麵，身體力行的不多。這種人格模式，反映君權和道統的意識，強調教化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個性與創造力，以及批判精神。在此種人格主導下，西晉詩文重新趨向雅致，因襲前人，柔弱少力。
跟嵇康、阮籍是同輩人的傅玄，是晉詩的開創者，他比同時代的儒者要淵博得多，對音樂和文學的淵源流變及風格體製研究較深，詩歌成就也超過儕輩，體現出正統儒者的人格。但即使是儒者傅氏，也受到了玄風影響。《傅子》中雲：“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傅氏認為，“拘”、“放”都不是儒與道之本，儒與道另有真義。傅氏的看法與實行目標，好像是遵儒而不拘、循道而不放，正是儒玄結合的意圖。《傅子》佚文雲：“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仁義”是儒家的本旨，重在後天養成、教化所得，仁義而出於天性，則近於道德。原始儒家隻講“仁義”，不大講“道德”，至少不以道德為仁義之首。隻有老子才強調道德，傅玄的這種排列方式應是受道家影響，而道家否定仁義、禮法，傅玄則肯定它們，本質上還是儒家。
張華則儒玄兼綜，他以儒立身，可常耽玩玄理。他是功名之士又位極人臣，處世方麵似乎常以道家之言為誡，年輕時作《鷦鷯賦》，以渺小的鷦鷯比喻自己：鷦鷯雖小，無榮耀之采，卻能遠害全身。“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張華的詩常常表現出道家靜退的思想。如《贈摯仲洽詩》曰：“君子有逸誌，棲遲於一丘。仰蔭高林茂，俯臨淥水流。恬淡養玄虛，沉精研聖猷。”“玄虛”是道家之義，“聖猷”是儒家的經典奧義，集兩者為一體，可以看出西晉文人的企慕風尚。張華還有詩句雲：“乘馬佚於野，澤雉苦於樊。役心以嬰物，豈雲我自然。”“役心以嬰物”正是張華等人的行為和處境，但他們卻要此外去追求“自然”，那麼此種“自然”想必應是文采風流的雅尚，這是西晉文人柔順文明的人格表現。
儒玄結合的人格模式在玄學方麵，主要以“易”“老”思想為主，尤其以謙、柔、損等義為核心。魏晉之際，政治多變，要想終生無患地立於不敗之地，實在很難。體會到禍福無門、榮辱無常的文士，為尋求心靈慰藉，紛紛從事《易》《老》研究，試圖尋找盛衰變化和立身處世的奧秘，《易》《老》思想就此滲透入普遍的社會心理中。就是司馬懿這樣的權臣，也常以道家的謙損之義教育子弟。《晉書》卷一《宣帝紀》就記載：“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又例如，鍾會在《母夫人張氏傳》中也說母夫人張氏常以《易經》謙損之義教導自己：“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複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
魏晉時期盛行易老學，正始玄學是其中一種，正始玄學家們常說謙柔損益之義，雖然這些並非正始玄學的基本內涵，但西晉政學人物對易老的認識卻主要在這方麵，因此養成柔順的人格。
雖說儒玄結合、柔順文明的人格模式以西晉文士最著，但其端倪在鄴下文人群中就露出來了。鄴下文士與曹魏政權之間有矛盾，但主要還是一種依附關係。鄴下文士或是漢末的名士，或是漢末名士的傳人，他們在人格行為上多摧剛為柔，由激烈走向溫婉，采取了與執政者主動合作的態度。鄴下諸子多是文學侍從，以學業優博和善於詩賦文章顯揚於世，獲知於曹氏，這自然刺激了他們好尚文藻的心理，甚至耽玩文藻以及行為風流雅尚以逃避某些現實矛盾的被動意識。鄴下文士中徐幹、王粲都具有柔順文明儒玄結合的特點，隻是不及晉人那樣突出。王粲儒雅博文，立身處世卻受到道家的影響。王粲有鑒於漢末儒生以道自高，甚至剛毅狷介，好指訐時弊的問題，一再提出要慎言慎行。徐幹《中論》也提倡謙柔虛心的人格，批評漢末清議之風。這些思想多少反映出易老哲學的作用。當然，鄴下文人中，柔順文明的人格模式表現並不突出，曹植和阮籍、嵇康在思想和文學的最高發展期，完全突破了儒玄結合柔順文明的人格，完成了君子之儒的人格建構，其精神是莊騷的繼承發展，而非易老。魏晉時代，莊騷與易老分途。盡管當時將《莊子》《易經》《老子》並稱“三玄”，但三家之義差別甚大，對人格行為和文學創作的影響也不同。易，本來就屬於儒家的範圍，與魏晉時期的正統觀念和統治意識沒有矛盾，相反成為當時統治意識和政治秩序賴以維持的思想基礎之一。《易經》思想正是柔順文明人格的思想淵源。這種思想引發出來的文學，是一種古典主義的文學，而老子思想則可融入易學之中，不會有大的違礙。莊騷引發出的開放性人格，產生浪漫主義的文學。
西晉文士主要受易老思想的影響。盡管他們追求高華，追求超脫於現實，但寒素文士的身份決定他們不能不考慮現實利害，尤其是在政治那樣多變的時代。他們常常研究謙損柔順等易老人生哲學以及天道變化、陰陽盛衰的範疇，希望由天道的四時推移來觀照人生的盛衰之變，以得到指導人生行為的參考。晉詩晉賦中多天道運行、四時推移、草木盛衰、陰陽變化的內容，就是這個原因。《老子》和《周易》，常以玄遠的方式分析種種利害關係，向人們提供處世任事的參照，能引發起人們研精探微的興趣。西晉詩人常表述這種研精探微的活動，如張華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勵誌詩》），“恬淡養玄虛，沉精研聖猷”（《贈摯仲洽詩》），陸機有“太素卜令宅，希微起奧基”，“物情競紛紜，至理宜自貫。達觀儻不融，居然見真贗”，張載“慮該道機，思窮妙神”(《贈司隸傅鹹》)，陸雲“玄猷淵默。沉機響駭，幽神廣覿”（《贈顧驃騎》）等等。西晉詩人說的“精微”就是天道與人事的“奧理”，可見“玄遠之思”包含有很多對現實利害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