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詩人生命意識之演化
生命意識並不是指個人樸素的生命情感與生死觀念，而是指上升到哲學層次的一種生命思想。它源於對生命有限性和生存價值的深刻體認與哲思感悟。一般說來，生命意識既包括淺層的生命本體觀，即囿於個體乃至群體生命本身性質的認知，更包括深層的生命價值觀的判斷與把握，即自覺探求生命的根本，關注人類的命運或生存境遇，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義。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文人命運多蹇，常在憂懼和惶恐下討生活，遭受迫害和屠戮在曆代中也最多。劉大傑就曾特別指出:“中國文人生命的危險和心靈的鬱悶，無有過於魏晉。”劉大傑《魏晉思想·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亂世對生命的壓抑和摧殘，成了文人內在生命情緒勃發和生命意識覺醒的契機，因而漢末魏晉又是生命意識高度自覺與高揚的時代。文學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寫照，這時期的文學自然要表現生命或生存本身。因此，王瑤先生才會說：“我們念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激動人心的便是那詩中充滿了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與情感。”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32頁。當然，這時期各階段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生命情緒與生命意識卻又呈現出不同風貌，消釋生命情緒、慰安心靈的方式也不甚相同，但從中折射出當時不同的社會背景、哲學思潮、審美理想和人生態度。因此，探討魏晉南北朝文人生命意識的演進，是十分有價值的課題，也是魏晉南北朝詩人變遷的重要內容。
第一節建安文人慷慨的生命情懷
漢末的《古詩十九首》充滿的是對生命的悲劇性認識，如“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這樣慨歎生命短暫的詩句比比皆是。而建安文學中人的主題更為突出，人生的感喟成為時代的普遍題材。
和《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相比，建安詩人的生命詠歎已打上鮮明的個性印記。它是一種個體性的詠唱，而非集體性的慨歎。詩人們既詠唱別人的歎生憂逝，更喟歎自己對生命的感性體驗和獨特感悟，並將個人的生命感傷融入族群的生命關懷之中。當時的觀念乃君國臣民實為一體，是一個完整的大生命，大動蕩的年代死去的已不是某個小生命，而是整個大生命，因而建安詩人的生命悲憤心態之深廣，豈個體憂生情緒可比？舉例而言，曹操的《薤露》《蒿裏行》就是對宗廟燔喪、萬民死亡的大挽歌：“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陽郭，微子為哀傷。”（《薤露》）這是哀挽國君；“鎧甲生蛆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蒿裏行》）抒發對百姓的哀挽。其他詩人筆下也不乏大死亡的情景，如王粲的“天降喪亂，靡國不夷”（《贈士孫文始》），“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七哀詩》）。此類作品中最該注意的是女詩人蔡琰以自己的悲慘的生命經曆為核心而創作的反映人類生命大劫難的《悲憤詩》。詩人悲憤生命橫遭摧殘，詩中平民為胡羌軍隊所擄的途中情形，最為驚心。無辜蒼生“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詩的後半寫詩人回到家鄉，親人喪已盡，“白骨不知誰，縱橫無覆蓋”……群體性生命的悲劇性展露無遺。
對人生的留戀，對死亡的焦慮，導致建安詩人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苦苦思索和重新發現:“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孔融《雜詩》其一）“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徐幹《室思》）“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阮瑀《七哀詩》)“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飛吹塵。”(曹植《薤露行》)從皇家貴族到下層的文士，都發現自然的永恒與人生的有限:天地無窮，陰陽相因，而人生無常，生命短促。在生與死的觀照中，詩人憂鬱感傷，充滿灰暗、陰冷的情緒。連年混戰，災荒瘟疫相繼，生民百無聊賴，難以存活。就建安七子來說，“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圖數年間，零落略盡……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複道哉!”(曹丕《與吳質書》)生命的悲劇意識彌漫，幾乎人人都有憂生歎死的悲吟與詩性的哭泣。
更主要的，是建安詩人麵對自然永恒、人生無常的苦悶，采取了與《古詩十九首》作者不同的態度，能從惶惑、迷惘、貪圖物質享受的誤區中醒悟過來，喚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引發出強烈的參與意識和拯世弘道的積極人生態度。建安詩歌正反映上述轉變的軌跡:“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明詩》)
建安中期雖還有動亂，但北方經濟已得到恢複與發展，社會生活相對穩定，鄴下文人集團鬥雞走馬、宴飲遊戲、聽歌賞舞成風，公宴諸作正是他們具體生活與人生態度的反映。如陳琳《遊覽二首》：“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回顧覽庭園。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又如阮瑀《公宴》：“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味風雲集，杯酌若浮雲。”這些都記錄了當時文人注重生命的物質性，貴生適性的人生態度。
建安後期，鄴下諸子奮智，既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更有拯世救物的宏願。他們希望乘時立業，垂名不朽:
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曹操《秋胡行》)
建功不及時，鍾鼎何所銘?……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陳琳《遊覽二首》)
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曹植《與楊修書》)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曹丕《典論·論文》)
曹操的詩表現平亂安邦的抱負，反映出濟世救民的入世的精神已戰勝逸跡放言的出世思想。陳琳、曹植的詩句表現對立德弘道、建功立業的執著追求。曹丕之文句，反映詩人追求立功不成轉而立言的思想變化。建安文學不論是反映宴遊生活，還是表現“三不朽”追求，都構築了宏大的生命境界，是一種生命境界的文學。比起《古詩十九首》的作者來，建安詩人少了一些感傷、迷惘、恐懼的情調，多了一些理智的成分、現實的態度和慷慨的情懷，詩歌風格蒼涼剛健，悲憤沉雄，不落頹唐。
第二節正始名士的生命焦灼與逃遁
正始年間，是司馬氏集團向曹魏集團奪權的時期。司馬氏集團殘酷剪滅異己的行徑使門閥士族往往朝膺軒冕夕遭滅頂，“一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政局變幻莫測，刑網巨細靡遺，仕途極為險惡，生存十分壓抑，生命迅速消亡，詩人的生命情緒特別濃重，憂生之歎格外深而痛切，多有吉凶難料、人生無常的哀傷，惶恐不安、憂慮驚懼的焦灼：
常恐大網羅，憂禍一旦並。(何晏《言誌詩》)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阮籍《詠懷詩》其三十三)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雲其壽?
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
政治黑暗、社會恐怖，生死難卜，憂俱日並，富貴難保，臨深履薄，浮生若寄，性命如蟻，文人們似乎活得特別累，生的無奈和死的哀傷的悲吟特別沉重。
竹林名士企圖以遨遊酣飲來超然物外，掙脫禮教的束縛。但想完全解脫幾乎不可能，他們隻得在出與入、慎與狂之間“徘徊”。因現實的逼迫，或投靠司馬氏集團，或依附曹魏政權，或周旋於當時政治鬥爭的各派之間，或任自然地在江湖過名士的生活。後兩類人以阮籍為典型。他被險惡的政局逼入生存的夾縫，在兩大集團間依違避就，進退維穀，窮途失路，在生與死間“徘徊”，因而生命情緒特別高昂激切，以至有極度的悲觀和深度的焦慮:
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
(《詠懷詩》其十八)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人生若塵露，天道竟悠悠。
(《詠懷詩》其三十一)
感往悼來，懷古傷今。生年有命，時過慮深。
(四言《詠懷詩》其四)
朝陽不再、一死不生、人生短暫、生命飄忽的喟歎與傷悼，充斥阮籍的《詠懷詩》。但正始是大暢玄風、充滿哲思的時代，士人對玄理有強烈的興趣，阮籍對宇宙與人生也有過許多的哲理的思考:
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繽紛。(《詠懷詩》其四十八)
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詠懷詩》其七十一)
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詠懷詩》其八十一)
詩人在感悟日月流逝、人生短暫之後，淡化了對死亡的恐懼，更珍惜殘年餘生。阮籍是在玄思冥想中領悟人生的短暫，生命的微弱；在生與死的思辨中認識到死亡是無可逃遁的。因而，他所積聚的生命情緒得到一定的消釋，對死亡的深度焦慮有所緩解。在消釋生命情緒，緩解人生痛苦方麵，正始名士將目光回轉於自身，更關注自我的生存狀態。他們的行為頗為放浪，常以醉酒來麻痹自己，以佯狂對抗現實的威迫:“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淩退，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或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裴《崇有論》)阮籍更是沉溺於酣醉之中，來韜晦避禍，緩解人生的痛苦。他彷徨無依，已無常規人生道路可走：
登臨山水，經日忘歸。……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晉書·阮籍傳》)
阮籍不顧慮社會習俗禮法的束縛，常以放浪悖俗的行為，緩解內心的痛苦，對抗黑暗現實和恐怖政治的逼迫。他是由“本有濟世誌”走向“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的。阮籍處世態度的轉變，反映了正始名士人生觀的轉變。他們缺乏建安文人誌在天下的抱負，建功立業的願望，關懷民生的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懷，積極拯世救物的人生態度。他們多憂世畏禍，不敢接觸現實，掉入虛無的玄想之中，以追求無為無名自足的生命境界與超現實的人生價值，采取了消極避世的處世方式，放棄現實生命價值的實現，自然也失去終極關懷的熱情。
生命安全遭遇嚴重危機或受到直接威脅時，正始名士不得不懼禍避害，去謀求生存的保障與生命的安全。是殘酷的現實扭曲了正始士人的性格，逼得他們改變生活方式，放浪形骸。隻有這樣去思考，我們對正始士人的生命意識演變的理解才是正確的。
第三節晉代詩人的生命意識
論述晉代詩人的生命意識，我們先要注意的是他們對建安、正始士人生命易逝的死亡焦慮的承繼與變異，其次要注意到玄學和山水審美對兩晉士人生命意識的影響。本節就從這幾方麵入手。
一、兩晉士人的遷逝之悲
範文瀾一針見血地指出，司馬氏集團“封建道德是被拋棄得很幹淨的”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65年，281頁。。晉室統治者“政失其本”，邪正不分，致使士人沒有準的，不諳世務，沒有操守，依阿無心，立身行事全在保身和自適上，瘋狂地追求物欲和情欲上的滿足。
魏末嵇康等大批名士被殺，西晉王侯之間又陰謀與殺奪不斷，陷害與殺戮的陰影在西晉士人心頭拂掃不去，死亡時刻威脅著他們的生存。西晉士人不僅為死亡焦慮，也為人生價值無法實現而恐懼。因而，西晉士人群中間彌散著濃重的遷逝感歎與死亡焦慮。例如，陸機在《文賦》開端便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誌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這些情緒在西晉詩人筆下表現得格外充分：
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石崇《金穀詩序》)
人生之期短，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陸機《歎逝賦》)
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陸機《駕出北門行》）
人壽幾何，逝如朝霜。（陸機《短歌行》）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眾兮歡樂鮮。(潘嶽《哀永逝文》)
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張華《勵誌詩》）
至於西晉文人舉行的有名的“金穀之會”，其基調就是“感生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他們感歎個體性命的不永，人生期短，容易毀滅;對死亡感到惶恐懼怕，以至焦慮不安。詩人們看到的僅是人生的短暫飄忽，而看不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因而墮入“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的境地，完全失去了對人生的終極關懷。他們對人生產生哀傷落寞空虛之感，也就不足為怪。
遷逝之悲在西晉文人這裏得到了鋪張揚厲的發展，但卻失去了應有的感發人心的力量。建安詩人對生命短暫的感歎發自肺腑，觸事而發，慷慨悲壯。阮籍、嵇康等人對現實強烈不滿，有對人生的一種悲劇性體驗。前人的遷逝之悲，都指向人生的終極追問。西晉詩人則缺乏由衷的激情，對生命的體驗沒有前代詩人那樣深刻。他們模擬前人的體驗，有意回避現實中真正的矛盾，表述程序化、概念化。更為可悲的是，他們把具有終極意義的生命問題，指向了現實中的功名，頗為狹隘，帶上了庸俗功利的色彩。
晉代文人的生命意識中充盈著對死的關注。在文學中的表現就是挽歌、哀祭文的盛行。士人不僅為送葬時的挽樞者作，而且自作，成了晉代名士風流之一種時尚。舉例而言，如晉初傅玄作有《挽歌》:
人生鮮能百，哀情數萬端。不幸嬰篤病，凶候形素顏。衣衾為誰施，束帶就闔棺。欲悲淚已竭，欲辭不能言。存亡自遠近，長夜何漫漫。壽堂閑且長，祖載歸不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