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編第一章詩人群體的變遷
論述魏晉南北朝詩人之變遷承繼，是一個大題目，筆者自難麵麵俱到，因而擬從內外兩方麵來探討，即論外部的群體變遷，又論內在的人格和生命意識的繼承與變化，進而從這三個角度去窺測魏晉南北朝詩歌創作及藝術性的流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集團不斷湧現，為文學史上一道靚麗風景。這裏用詩人群體名之而不言詩歌流派，乃是因為詩人群體指同一曆史時期有共同生活、共同趣味的詩人群，他們沒有真正意義的文學領袖以及可以指導這一群落創作的理論，也就是並沒有演化為一個後世意義上的詩歌流派。
談詩人群體，要從文人群體說起。春秋時，諸子百家學說各有師承，孔、孟、墨、莊幾家弟子均有明載，是具有學派特征的文人群體。戰國時有稷下學宮，文人繁盛。不過，這些文人群體以學術為論題，沒有明顯的文學傾向。西漢分別出現過以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漢武帝劉徹、漢宣帝劉詢等帝王為中心的文人群體，以辭賦創作為要義，文人或是政治智囊或是文學侍從。循漢武帝舊例，有東漢靈帝鴻都門學之興，曹操鄴下文士集團之舉等等。詩歌為文人垂青之時，詩人群體也自然而生。建安詩人群體的形成即仰賴曹操的網羅，這種情況後來常常發生，像西晉賈謐聚集的二十四友，南朝齊蕭子良聚集的竟陵八友，唐太宗手下聚集的以上官儀為代表的詩人群體皆是。
詩人群體形成，跟生活環境有關聯。先如地域的影響，唐代邊塞詩人高適、岑參受西域邊塞風情影響；次如職業環境的影響，如中唐的台閣體詩人群。當然也有一種獨特的家族記憶的詩人群，如魏之三曹，西晉到南朝齊的謝氏詩人群。詩人群體的形成，與詩人的審美趣味相投也不可分。詩人的創作個性固然存在，但同一時期終究有相對一致的審美追求，三曹七子的詩歌悲涼慷慨，竟陵八友詩歌有聲韻之美。前代詩歌對詩人自覺的熏陶，或使詩人亦步亦趨缺乏創新之力，或使詩人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而詩人的性情好尚使他們附和或背離時俗，形成自己的風格和詩歌的文化特征。詩人的審美趣味有時也形成於生活趣味相投，竹林七賢的形成，即是性情相投加上生活趣味相投。
魏晉南北朝的詩人群體往往是鬆散的。這一時期，文人多受製於政治，政治催生的文人集團，卻沒有顯示出親密無間、向心協力的粘合力。從建安的三曹七子到南朝的竟陵八友，都是如此。文人因思想性情、生活方式、才學風格等方麵的差異相輕相鬥，曹操殺孔融、嵇康與山濤絕交，都是此類。魏晉南北朝的文人好風度，常師心使氣，這些都是詩人群體鬆散的原因。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明代陸時雍又說：“人情好尚，世有轉移”陸時雍《詩鏡總論》，《曆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第1416頁。，詩風之變源於社會生活和詩人情誌，實為常理。詩人世代交替，詩風自然各異。
第一節三曹七子詩群的出現
三曹之說，始見於南朝梁代。或稱“二祖、陳王”，如沈約說：“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鹹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華書局，1974年，第1778頁。或稱“曹公父子”，如南朝梁鍾嶸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鍾嶸《詩品序》，《曆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第2頁。七子之說，始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孔融在公元208年為曹操所殺，這篇文章所言的情況當在此之前。
史籍中沒有完整出現“三曹七子”，較全麵提到他們的是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於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沒有提到孔融，三曹六子外，同時的幾個文人如楊修等也提到了。
三曹七子中，曹操舉足輕重。他心懷四海，逐鹿天下，唯才是舉，敢於背離世俗道德觀念，征召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水之濱的隱士以及盜嫂受金不遇於時的人。《三國誌》曹操本傳說他“文武並施，禦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陳壽《三國誌·魏書·武帝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54頁。。曹操以文為心聲，又以詩娛情，成為建安文壇盟主。曹操對兒子曹丕很用心思。曹丕在《典論·自敘》中說：“餘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餘學射。”曹操在建安十三年（208）為丞相之後，強召司馬懿為文學掾，“使與太子遊處”房玄齡等《晉書·宣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第2頁。。曹操對曹植亦然。曹植少年時，曹操率諸子登銅雀台作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陳壽《三國誌·魏書·陳思王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557頁。。曹氏兄弟在生活與政治上依傍曹操，文學上則各有成就，二人對文學的認識也很不一樣，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而曹植卻小視文學，曾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與楊德祖書》）
曹操首先和七子有密切的聯係。當時，諸侯割據，戰亂紛紜，詩人之間缺乏交往，但公元204年，陳琳、阮瑀歸曹操，均為司空軍謀祭酒；徐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公元208年，是七子相會的關鍵一年，這年或稍前，應瑒、劉楨歸附曹操，均為丞相掾屬；九月王粲歸附曹操，也為丞相掾。可惜，該年八月孔融就給曹操殺了。曹植曾欣然說：“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與楊德祖書》）曹操以“違反天道、敗亂倫理”的罪名殺孔融，對其他六子則多有籠絡，史書有明確記載。
七子之間的交往之樂，從他們的宴會詩中可以看到。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表述了他們的“南皮之遊”的快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劉楨也在《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中敘說：“眾賓會廣坐，明燈熹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一起飲酒，一起賦詩，詩歌也是他們交往的媒介。劉楨《贈徐幹》詩二首，其一說：“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徐幹《答劉楨》：“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流露出的濃鬱愁思，蘊含著彼此的深情厚誼。
曹操深厚的文學修養，使其對網羅文人具有自覺性。文人對他既是政治歸附，也是文學侍從，如袁紹兵敗後，陳琳歸降曹操。而吳質之於曹丕，楊修之於曹植，主要做了政治謀臣。曹丕、曹植承繼了乃父網羅人才之法。建安十六年，曹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曹植為平原侯。《三國誌·王粲傳》記載當時二人“天下向慕、賓客如雲”的情況：“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曹操開建安風氣之先，但他不是自覺以詩歌為建安諸子的前導，把他們引入某一詩歌創作軌道，而是仿漢武以賦家為文學侍從的舊例，使詩人為自己的侍從。建安諸子扮演文學侍從時多作賦。如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荊州，曹丕作《述征賦》，阮瑀作《紀征賦》，王粲也作了《浮淮賦》。作的詩相對少，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張魯獲勝，王粲作五言《從軍行》五首讚譽其事。當時詩人集於鄴下，詩壇領袖表麵上是曹操，實際上已經是曹丕了。曹丕從政治與情感兩麵將建安諸子驅進狹隘的生活圈子，往往約請諸子依物而作。他隨父出獵，作《校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瑒、劉楨各寫一篇賦，於是有陳琳的《武賦》、王粲的《羽獵賦》、應瑒的《西狩賦》、劉楨的《大閱賦》。他得一副瑪瑙勒，喜極而賦，同時令陳琳、王粲作賦。他做《寡婦賦》悼阮瑀，作《槐賦》，都令王粲並作。他在北園及東閣講堂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這些與乃父的行為相似，但曹操宣揚武功，他則有些以文為戲的味道。曹丕更關心諸子的為文風格，在《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中以氣論文，評說了建安諸子的詩文創作風格，審視了詩人性情對文學的影響。
建安七子向往參與政治而不是做一個詩人，常以特殊的曆史事件、生活場景入詩，以詩歌觀照社會。當他們在亂離之後，依附曹氏父子，除了隨曹操征伐就是與曹丕曹植飲酒賦詩，寫了大量宴遊詩歌，在詩歌的藝術性得到強化的同時，創作精神卻異變了。
建安二十三年（218）大瘟疫，王粲、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同年而亡。建安詩歌隨詩人凋零而逐漸消亡，其後僅有曹植還維係建安詩風之餘響。
第二節竹林七賢的承繼與變異
魏晉易代，竹林七賢步三曹七子之跡，出於險惡的政治旋渦之中。他們或心向曹氏與西晉統治者同床異夢，或者與西晉王朝同軌運行，與時俯仰。
“竹林七賢”的說法最早見於《三國誌·王粲傳》附《嵇康傳》，裴鬆之注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嚐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鹹、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魏氏春秋》的作者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所著《魏氏春秋》《晉陽秋》，世稱良史。竹林七賢最後一個王戎去世，孫盛剛降生，他親身感受到七賢的巨大影響:“於時風譽，扇於海內，至於今詠之。”(《世說新語·任誕》，劉孝標注引《晉陽秋》)與孫盛同時的名士袁宏、戴逵、孫綽，也著有《竹林七賢名士傳》《至人高士傳讚》等書，也說明竹林七賢之名在當世就有了。
與裴鬆之同時的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任誕》中也有類似記載:“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這段文字增加了描寫，其材料來源極有可能取自《魏氏春秋》。
“竹林”之名的由來有兩說。其一是實有其地。《世說新語》說“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並非妄言。王戎在阮籍、嵇康死後，一次路經從前常一起喝酒的黃公酒壚，對同車人說：“前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其二認為竹林為假托。陳寅恪認為“七賢所遊之竹林，則為假托佛教名詞”。因而，竹林在後世“清通、脫俗，成為士大夫卓爾不群的象征”施惟達《中古風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7頁。。
七賢以嵇康為中心，對魏晉之際社會政治黑暗，對司馬與曹魏兩大政治集團的權力之爭，厭倦極深卻無可奈何。嵇康是曹操孫子曹休的女婿，官至中散大夫，極易招惹司馬集團對他的猜忌，“直性狹中”(《與山巨源絕交書》)的性格，使他對司馬集團采取了堅決不合作的態度。正是由於他對司馬氏集團鮮明的不妥協精神，使他成了竹林七賢的領袖，也成了所有對司馬氏集團不滿的士子的領袖。
阮籍與嵇康齊名，但政治態度不如嵇康旗幟鮮明，他“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阮籍傳》）；既不做曹魏朝廷的官，也不做司馬氏的官。他婉拒魏太尉蔣濟的征辟，推辭不成，就吏不久又托病力辭。一年之後，曹爽為司馬懿所誅，“眾人鹹服其遠識”。阮籍以明哲保身為原則，盡量不對兩大政治集團表現傾向。為拉攏阮籍，安撫士人，司馬昭處處表現對阮籍的寬大態度。但阮籍始終不落入司馬昭的陷阱，雖無法推辭司馬昭的任命去做東平相，卻“旬日而返”，最後又主動討了一個有酒喝、無事做的步兵校尉的小官做，以免司馬昭的進一步糾纏。阮籍常以清白眼待人，表達分明的愛憎，得罪禮法之士甚多，所幸因與司馬昭私交甚厚，才未被陷害。阮籍在司馬氏高壓統治下保身的方法，一是發言玄遠，不臧否人物；一是以醉酒、糊塗來掩蓋清醒。鍾會想加害阮籍，“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而獲免”(《晉書·阮籍傳》)。為逃脫司馬昭為司馬炎的求婚，阮籍沉醉六十天，使司馬昭的使者無可得言而告退。當然，戲法不能久耍，當司馬炎上演禪讓的喜劇，要阮籍作勸進表時，阮籍不得不從“沉醉”中突然“醒來”，“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晉書·阮籍傳》)。因為他知道，如果不“醒來”寫勸進表，腦袋就保不住。阮籍是完全清醒的。在這種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下，阮籍練就“青白眼”的特殊本領表達愛憎。由於事實上與司馬氏的不合作態度，使他贏得了嵇康的友誼與尊敬，成了竹林七賢的又一麵旗幟。
阮籍、嵇康心心相印，《晉書·嵇康傳》說，嵇、阮神交，其他五人“豫其流”。如山濤與二人一見，即“契若金蘭”。嵇康所居的山陽為竹林七賢遊集之地，除七賢外，參與竹林之遊的人還包括呂安、阮侃、郭遐周、郭遐叔等。他們都是嵇康的好友，同嵇康的關係比列入七賢的人還要密切。經常與嵇康往來的是向秀和呂安。
向秀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無不畢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複修常業。(《向秀別傳》，轉引自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附錄·事跡》)
“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裏命駕，康友而善之。”(《晉書·嵇康傳》)
其他與嵇、阮關係較深，來往較為密切的當推山濤。《晉書·山濤傳》說:“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裏談到，“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嚐謂之知言”，可與互為印證。山濤家境貧寒時即對妻子說：“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晉書·山濤傳》)可知他參與竹林之交本來就心誌不堅。嵇康對山濤不冷不熱，從《與山巨源絕交書》就看得出來。山濤與司馬懿的夫人張氏有中表之親，同司馬集團的關係較為密切，大概是嵇康對他冷淡的原因。嵇康臨刑對子嵇紹說:“巨源在，汝不孤矣。”(《晉書·山濤傳》)可見他與山濤還是相知的。
劉伶無與嵇、阮相交的具體事例。阮鹹為阮籍之侄，“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晉書·阮鹹傳》）。鹹之所為，以行為放達、蔑視禮法有名於世，如挑犢鼻與北阮比貧、追求姑家之胡婢、與豬共飲之類，並帶動其“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他們有些放達的行為連阮籍都“弗之許”了，以致阮籍的兒子阮渾欲慕父通達不飾小節,都遭到阮籍的反對:“仲容(阮鹹字)以豫吾此流，汝不得複爾。”
阮籍與王戎父王渾為友，見到王戎十分賞識，便攜其為竹林之遊。王戎與嵇康等未見有交往。竹林之遊以嵇康的存在而存在，嵇康因呂安的事情牽連下獄俱亡。與嵇、呂關係密切的向秀為不致遭害，不得不去洛陽見司馬昭，做悔過的表示。司馬昭揶揄他:“聞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向秀忍氣吞聲答:“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內心的種種悲苦，使他在入洛返家的途中繞道山陽，去曾遊之地，表達對老友嵇康的懷念，並把悲苦和懷念寫進了著名的《思舊賦》。
竹林七賢不是一個文學群體，而是一個與時風同步的談玄論道的名士群體。袁宏作《名士傳》，以夏侯玄、何晏、王弼為正始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為竹林名士，裴楷、樂廣、王衍等為中朝名士。（《世說新語·文學》注)即說明時人視七賢為“名士”，而不是聲譽顯揚的文學之士。山濤、阮鹹、王戎根本不弄文學，沒有作品傳下來，向秀、劉伶也隻有極少數的作品傳世。《晉書》阮籍、嵇康、山濤、向秀諸人傳記，都寫著“好莊老”。劉伶的評語是“放情肆誌，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也是“好莊老”的意思。阮鹹、王戎因阮籍而入竹林之遊，是因為他們或任達不拘禮法(阮鹹)，或“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王戎)，符合名士論人的標準，而入七賢之列。王戎的“善發談端”即清談，尤得阮籍欣賞。他曾對王戎的父親王渾說:“衝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所以，雖然“戎少籍一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適戎，良久然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