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友”之名，始見於《梁書·武帝本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蕭衍)與沈約、謝脁、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考察竟陵八友的事跡及作品，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們的結合過程：先是，劉宋元徽四年，沈約與範雲相識結交。次是，宋齊易代之際，範雲、任昉俱事於蕭子良，二人關係甚篤，且深為子良所親賞。又次是，齊建元四年，沈約為蕭子良所識，來往甚密。最後，蕭子良在永明二年“入為護軍將軍，兼司徒”，永明“五年，正位司徒”，以相王之尊招延學士，陸倕、王融、謝脁、蕭衍、蕭琛皆預。雖然從竟陵八友這個文學集團的組織者和成員的身份看，它具有官屬性，但這個集團是為文學創作而起的，從事的完全是文學與學術活動，故而是一個純粹的文學集團。
八友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穩定的政治經濟、重文風尚是集團形成的良好社會環境。南齊武帝時期，社會矛盾趨於緩和，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永明“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南史·良政傳序》)政局的安定，經濟的繁榮，為文士們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棲身之所，同時也提供了相對優裕的創作環境，使他們有條件在技巧上切磋爭勝，在理論上探索總結。
劉宋以後，皇族專製逐漸代替了士族專政，但士族仍占有文化上的優勢，庶族出身的帝王為了維護統治，不得不從文化上向士族學習，優渥禮遇他們。《梁書·江淹任昉傳論》說：“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在南朝，文學才能成了衡量人物的重要標準和遷進的基本條件。另外，劉宋加強了文化建設，元嘉十五年立儒、玄、文、史四館，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分設儒、適、文、史、陰陽五部。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將“文學”別立於經史之外而獨樹一幟，文學受到普遍重視。“高門士族對文化的興趣更多地集中於文學，品藻人物的重要標準也從風度、語言轉移到文學才能方麵。”曹道衡、沈玉成《南朝文學二題》，《文學評論》1990年第1期。重文風氣的熏染，使士族子弟為之嘔心瀝血，“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鍾嶸《詩品序》)。戎士武夫亦賦詩吟句：“每有禎祥，及幸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托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裴子野《雕蟲論》)帝王皇子也身體力行，南齊皇族多能習文，高帝、武帝都有詩文存世，蕭子良之輩，研習愈甚，著述更豐。重文風氣為八友形成的溫床。
其次，相近的政治地位，良好的文化素養，強烈的表現欲和進取心為八友的形成奠立了充實的聯誼基礎。八友中有七人在齊初任主簿、行參軍、記室一類的官職，政治態度比較一致，對蕭齊政權是堅決擁護的，對竟陵王蕭子良是忠心擁戴的。王融“生逢永明樂，死日生之年”(《永明樂十首》)所表現出的心態就很有代表性。八友的生活經曆各不相同，但追求事功的進取心又是較一致的。如王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世祖求自試”。“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南齊書·王融傳》)表現出強烈的進取願望。此時世族在政治上已失去優勢，他們要得到遷進，勢必依附於皇室。故早在西邸文會之前，八友中的人多數就已分別奉事於文惠太子蕭長懋、竟陵王蕭子良、晉安王蕭子懋、隨郡王蕭子隆，永明初他們大部分被擔任司徒的蕭子良提拔重用，成了蕭子良的幕僚。共同的遷進心成為他們聚合的一個契機，竟陵王蕭子良的招攬提供了這樣一個機遇。八友俱以“博學多通”、“神敏警惠”早知名於當時。他們對自己的才能頗為自負，渴望得到能夠充分施展的機會及場所，得到更多的賞識和承認。如蕭琛負才求識：“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於遊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座，儉與語，大悅。”(《梁書·蕭琛傳》)八友才華出眾，又不甘寂寞，需要交流，渴求知音，很容易就聚在一起了。廣博的學識，良好的素養使他們“以文會友”具備了堅實的基礎。
最後，較為平等的賓主關係為八友的形成提供了比較牢靠的紐帶。當時，皇室有優渥世族的政治需要，蕭子良以“相王之尊”的地位招納文士，加以優厚的禮遇。任昉在《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中稱蕭子良“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對蕭子良不免過譽，但可看出蕭子良是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和道德修養的。他愛好文學，喜結文士，又親自動手創作，創造了一種較為和諧、民主的氣氛，使文士們的才華特長得以充分的顯露和伸展。沈約在《高鬆賦》中雲:“於時風急壟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竹可詠，鄒、枚之客存焉。”“鄒、枚之客”指西漢梁孝王的賓客鄒陽、枚乘，以喻西邸文士，言外之意是把蕭子良比作梁園主人，以稱美當時的主客相得。齊代諸王，蕭子良算是比較開明的，在齊武帝眾多子孫中最負聲望，他“禮才好士”、“傾意賓客”、“敦義好古”，所以八友在他的西邸聚集。
概括起來，竟陵八友主要有這麼幾個特點：
一是規模大、時間長。竟陵八友時跨齊梁兩代，其活動從齊永明初開始，一直延續到梁代前期，達二十幾年。建安文人“雲集鄴下，‘憐風月，狎池苑’應和酬唱，僅是建安十五年以後幾年裏的事”曹道衡、沈玉成《南朝文學二題》，《文學評論》1990年第1期。。西晉二十四友共同進行文學活動的時間更短。早在齊初，於竟陵王蕭子良西邸周圍時，就有一大批文士陸續參與，如王僧儒、孔體源、範繽、江革、謝脁、張充、王思遠、陸慧曉、柳揮、劉繪、虞義、王亮、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標等。到了梁天監年間，又有劉孝綽、劉苞、劉孺、張率、殷芸、劉顯、到溉、到洽等後進聚集周圍。其人數之多，聲勢之大是前代文人集團所不能比的。
二是結合緊，關係篤。八友友情誠篤，是真正的文學知己。《南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脁）、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梁書·沈約傳》:“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梁書·任昉傳》：“昉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既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南史·範雲傳》：“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梁書·陸倕傳》：“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以贈，因此名以報”。“梁武雅愛才”。《梁書·蕭琛傳》:“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宴，接以舊恩，呼為宗老。”八友的詩文多次寫到他們之間的友誼:“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沈約《酬謝宣城》)；“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任昉《出郡傳舍哭範仆射》)；“望望荊台下，舊夢相思夕”(謝脁《和沈右率諸君餞謝文學》)；“依我徑寸心，從君千裏外”(沈約《餞謝文學離夜》)等等。八友名位有高低，才學各不同，但彼此之間的友誼卻始終如一，過從有的達三十年之久。建安七子的結合則比較鬆散，他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故此曹丕提出力戒“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陋習。西晉二十四友則帶有較重的政治色彩，不像竟陵八友以文會友。
第三是活動多，貢獻大。首先，八友有大量的同題共作，贈答酬和的活動。同題共作是有組織的創作活動，如《南史·王僧儒傳》載“竟陵王子良嚐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為率”。同題共作可分為應教受命之作和相約同詠之作兩種情況。前者如《永明樂十首》，《南齊書·樂誌》雲:“永明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之，人為十曲。”現存王融、謝脁各十首，沈約一首。相約同詠之作，如王融、範雲、沈約、蕭琛同賦《餞謝文學離夜詩》，王融、謝脁、沈約、範雲同賦《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二首》等。建安時期興起同題共作，主要形式是賦，八友不僅用於賦，且大量引入詩，有繼承又有發展。同題共作最能顯示他們的文才，彼此間的爭奇鬥勝，切磋文義，又鍛煉了他們的寫作技巧，也對活躍文壇，推動文學創作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八友的贈答酬和從齊永明初一直延續到梁天監年間，具體例證此不贅述。其次，八友研究聲律並運用於詩歌創作之中，形成有名的永明體，是我國古典格律詩的發端。
再次，八友獎掖文學後進，從齊到梁，堅持如一。一大批後進文士，如王籍、劉孝綽、劉勰、周顒、裴子野等，都是八友獎掖而出的，後來成為蕭統京師文人集團的骨幹。與獎掖後進相隨而行的是組織文學集會，比較著名的有任昉、陸倕組織的“蘭台聚”、“龍門之遊”，有蕭琛與本族弟兄的“文酒賞會”。此外，八友評論、歎賞同人及後進作家如謝脁、何遜等人時，主張詩圓美流轉、平易自然，為六朝詩歌向唐音的轉變鋪平了道路。永明時文壇風氣追求工麗，用事征典成為必不可少的手段，出現了類書的編纂，八友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蕭子良永明五年“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沈約又撰《袖中記》二卷，《袖中略集》一卷，《珠從》一卷；蕭琛撰有《皇攬抄》二十卷。至於編纂叢書，《隋書·經籍誌》雲:“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
綜上所論，八友的文學學術活動之多，貢獻之大，與前代文學集團相比是十分突出的，可謂邁越前古。
雖然八友為比較純粹的文學團體，其最終命運仍不可避免地與政治發生了聯係，而西邸人由於其中部分文人的悲劇下場，不能不對他們入梁以後的文學性格和政治品格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齊永明末年以後政局最為險峻，至明帝盡誅高、武子孫，其暴虐凶殘使文士人人自危，蕭子良在隆昌元年(494)病死，但西邸其他文士卻未能免禍。永明、隆昌之際的政局對他們的打擊是空前的，以致齊、梁士族文人在“並以全身為貴”和“鹹以忘懷自逸”的特征下出現了政治素質和實際才能的全麵退化閻采平《齊梁士族文人人格芻議》，《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推尋其間曆史原因，與西邸文學集團諸成員的命運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如王融曾銳意仕途，本意雖是為紹繼家業，但也體現出門閥製度後期仍有部分士族子弟關注現實、崇尚理想事功的積極一麵。齊武帝病死，王融在危難之際試圖擁立竟陵王，終以此喪身。被沈約譽為“二百年來無此詩”的謝脁，在政治風暴中最突出地體現了備受打擊的文人們張皇失措、避之唯恐不及的心態。謝脁於東昏侯永元元年(499)死於獄中。後來沈約作《懷舊詩》九首，痛悼死於非命的謝脁、王融等舊友。至梁代齊後，範雲、沈約等這批昔日西邸舊友上書勸進，成為新王朝的一批新官僚。西邸文學集團成員的零落是文人失去獨立人格的開始，也是他們徹底喪失那種政治關懷、理想與熱情的開始。
蕭梁一朝，是南朝文學集團的真正繁盛期，家族內文學集團、宗室文學集團、官僚文學集團及隱士文學集團這一時期都有較大發展，並出現了一些新特點。首先，與前代相區別的是，君主、宗王成為文學集團名副其實的領袖。此前不乏君主宗王重才學的事例，但仍以附庸風雅者居多。如臨川王劉義慶愛好文義，而“才辭不多”；孝武帝“好為文章”，但水平不高，以致著名文人鮑照不得不“為文多鄙言累句”，以求容身。隨著文學標尺的建立，士族話語係統在勝利的同時又受到潛在的挑戰，文學集團主盟人物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如蕭衍父子能成為文壇盟主，確因有突出的文學才能，而並不僅藉其政治地位。君主由最初的嫉妒、附庸文雅到文壇領袖的曆程，反映了士族文化優勢的某種喪失。閻采平《士庶關係與齊梁文學集團》，《文學遺產》，1994，(2).
皇室的提倡推動大大促進了文學的繁盛，但士族文人的獨立性也遭受到潛在的侵蝕。如果說竟陵王為西邸賓客夏月“設瓜飲及甘果”，梁晉安王蕭綱在雍州“豐其果饌”令“高齋學士”著書撰文，還是一種風流盛舉，那麼一些文人參與這類幕府文學集團聚會，卻是出於一種赤裸裸的依附需求。像吳均撰《通史》、劉峻為安成王蕭秀撰《類苑》是借諸王提供書籍數據等文化上的資助，更多的還有經濟上的依附。如王僧孺得罪免官後致書友人，追憶昔日“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梁書·王僧孺傳》)，風雅的背後卻是現實的無奈，僅希望以自己的文字才能，重新躋身於幕府文學集團，擺脫“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的現實尷尬，聲氣之卑溢於言外。他的事例無疑最集中地反映了文學集團中一部分文人的依附命運。
齊梁以後文學集團的又一特征，是官僚文人之間唱和往來的增多，影響及於世風。最著名的如任昉主持的“蘭台聚”和“龍門聚”。任昉及比他年輩稍大的謝脁、沈約、範雲等同為齊梁間著名文人，都篤於友誼，熱心獎勵後進，蔚為一時風氣。謝脁曾雪夜訪國子生江革，割氈相贈。任昉在義興任上“兒妾食麥”，卻把友人到溉、到洽接去遊覽山澤。齊梁間文人，則很少有不受沈約獎勵的。他雖為一時辭宗，但對其他優秀的作品與文人，總是給予毫無保留的讚歎。不過，在篤於友誼的浪漫之下，是借此互通聲氣，求名延譽種種現實的考慮。當時齊梁京師有一種風氣似已蔚然形成，亦即獲得官僚名士賞薦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這與魏晉以來的月旦品評類似，但是區別於後者的民間性，主持者的身份卻大都是政府高級官僚。來京師遊學的地方士子也就常把造訪官僚文人作為主要目的，以此為踏上仕途的起步。相傳沈約與鍾嶸之間的宿憾，也因“先是嶸嚐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1779頁。。
考察南朝後期的文學群落，有越來越多的界限被打破。首先是階級、階層之間界限的變動。隨著君主宗王文化修養的提高，居於文學集團主盟者的地位，也就日益強化了國家向社會係統滲透的能力。文人的文化活動和文化能力常常與仕宦俸祿相聯係而與從前高門貴族文人以此雍容取高，作為閑暇消遣的態度大有不同。而梁陳以後沈約、範雲、任昉這一類文人官僚在文人集團中的影響也與南朝前期謝靈運、範曄等一批居於政府對立麵的名士有根本的不同。官僚文人成為文壇領袖，影響及於人才選用，對貴族選官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這也就決定了南朝前、後期文學集團風貌的差異。其次，南朝皇權政治重建的基礎是軍功家族的興起，在全社會崇文風尚的影響之下，軍功家族的門風悄然發生變化，並直接擴大了文人的隊伍。如彭城到氏，本為北府武人出身，至齊、梁學名人任昉所主持的文學集團“蘭台聚”。另外，作為南朝文學集團類型之一的家族文學集團具有較大的封閉性，最初隻局限於王謝等一流文化高門之中。最著名的當數謝混與其族侄們的“烏衣之遊”。王謝子孫間的相互唱酬，外人是很難預入的。《梁書·蕭介傳》記：“介性高簡，惟與族兄璨、從兄筮及洽、從弟淑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不過，蕭介祖思話亦是軍功出身的武人，其族內子弟集會能得比謝氏烏衣之遊正是因為隨著軍功家族的迅速文化而形成的。這類家族文學集團也日益增多，最著名的如彭城劉氏。劉繪出身將門，但《南齊書》本傳則說他“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嚐跨馬”，這是北府兵將家文人化的一例。他的兒子劉孝綽、孝儀、孝威及女兒劉令嫻等都是梁代著名作家。由宋自梁，社會階級、階層的變動也不斷地發生，南朝文學集團內容的變化正是與這種變動密切關聯的。
再次是文學集團中所體現的地域界限的打破。以西邸集團為例，八友中南人有吳興沈約、吳郡陸倕。先後預於西邸集團的如王亮、範抽、王僧孺、宗炳、張充、孔休源、陸慧曉等等，其他如安成王蕭秀雍州文學集團、昭明太子蕭統、簡文帝蕭綱為太子時的兩個東宮文學集團中，南方土著、長江中遊的士族文人都不乏其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切磋文藝，自然有利於友誼的增進與文化的融合。東晉當年北方門閥南遷後，曾在文化上占有絕對優勢地位，南人在語言、服飾諸方麵都極事仿效。但是經百餘年融合之後，南人的麵貌又是如何的呢？最突出的就是沈約成為文壇辭宗一例，吳興武康沈氏的由武入文的轉化最為充分地說明了南方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