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的清談以討論莊老思想為主，與魏晉之際玄學家所討論的問題範疇是一致的。嵇、阮都曾撰專文來探討感興趣的問題，闡述思想觀點。他們的清談不隻是停留在片言隻語的理解辯論上，或融合在前人著作的注疏，而給人以比較係統完整的印象。這是嵇、阮不同於同時代玄學家的地方，深厚的文學修養和文學才華，使他們的清談玄言獲得了華彩的外衣，具有豐富的表現力。
大致說來，阮籍比較注重探討老莊的一般性問題。他所注的《通易論》《達莊論》《通老論》都是闡發對道家一般理論的理解。嵇康則注重對個別問題的深入研究。“向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嵇)康、(呂)安，康、安鹹曰:‘書毋須複注，徒棄人作樂事耳。’”（《世說新語·文學》)公開表示對向秀注《莊子》即對《莊子》的一般研究的反對態度。這大概也是嵇、阮諸人在學術領域沒有思想交鋒，沒有互相詰難的原因之一。
嵇康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養生。養生問題是莊子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嵇康在現實生活中服食丹藥、求長壽而碰到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理論問題。他不但自己關心這一問題，而且與朋友相互問難，進行思想交鋒，探討養生的正確理論與方法。他先後同向秀、阮籍進行了這方麵的論爭，這就是我們今天還看到的《養生論》(嵇康)和《難〈養生論〉》(向秀)、《答〈難養生論〉》(嵇康)，《宅無吉凶攝生論》(阮籍)、《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嵇康)、《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阮籍)、《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嵇康)等兩個係列關於養生問題的文章。這種問難，也就是辯論，無疑推動了對養生這一人們普遍關心問題的認識。嵇康還與張邀(叔遼)開展過關於自然好學的問難。音樂也是竹林清談一個重要內容。阮籍有一篇《樂論》，是一篇關於音樂的一般性的論述。嵇康有一篇《聲無哀樂論》，質疑問難，鋒芒畢露，充滿了戰鬥性，矛頭直指儒家的音樂觀。
竹林之遊在清談、辯論之外，生活豐富多彩，亦引起了時人的羨慕。可惜好景不長，不久就被司馬昭的鐵掌擊個粉碎。竹林之遊即清談，不包含文學活動，但並不排斥竹林諸人進行文學創作活動。事實上，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被人們提及的時候，總是被當做文學家來看待的。嵇、阮內心的憂傷和苦悶，需要排解發泄，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文學把思想情欲外化，傳達給周圍的朋友和敵人。嵇康不願接受山濤的舉薦，認為這是對他人格的侮辱，激憤之下，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死了，向秀失去了精神支柱，思想崩潰，雖向司馬昭表示投降，但內心的激憤無法平息，於是寫下了《思舊賦》，又害怕司馬昭加害於他，“剛開頭便煞了尾”(魯迅語)。阮籍的思想感情斂藏得很深，“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他也是借助文學來表達內心的苦悶，陸陸續續寫了詠懷詩八十二首。從這些詩看，阮籍並不是一個遺忘世事、終日酣飲的放誕任達之士，而是一個異常清醒、憂國憂民的愛國詩人，隻有在詩中我們才能窺見一個“真我”的阮籍。真，是竹林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在當時文壇獨樹一幟，如劉勰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誌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文心雕龍·明詩》)在“真”的前提下，嵇阮兩人詩文風格不同，即如鍾嶸《詩品》所說，“托諭清遠”，“過為峻切”（嵇康)，“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阮籍)之意。峻切，是旗幟鮮明，言辭激烈。遙深，是詩意含蓄，寄托深遠，很符合兩人的性格特征。
第三節二十四友的因襲
西晉司馬氏統治集團腐朽荒淫，社會風氣敗壞。外戚權臣賈謐預政時，把當時的文士幾乎收羅盡了，既充當統治集團的政治領袖，也企圖做文學上的後台。這一批無恥文人也盡力效勞，過著一種依附的生活，形成有名的“二十四友”：“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嶽，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征，京兆杜斌、摯虞，琅琊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瓖，汝南和鬱、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晉書·賈充傳附賈謐傳》)二十四友之籍貫幾乎包括了黃河下遊所有地方，賈謐是他們的核心，正是由於賈謐“開閣延賓”，才有二十四友“海仙輻湊”。
二十四友之首為誰有分歧。《晉書·賈謐傳》列石崇為首，《潘嶽傳》則雲：“謐二十四友，嶽為其首”，《劉琨傳》又言“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顯然是以石崇為首，潘嶽根本未提，卻提了歐陽、二陸。《嵇紹傳》又說：“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嶽、杜斌等皆附壇焉。”清人趙翼指出：“二十四友姓名已具《賈謐傳》，而石崇、潘嶽、劉琨諸傳又及之，無怪乎從冗之譏矣。況《賈謐傳》二十四人以石崇為首，亦自相矛盾。”(《廿二史劄記》卷二一《晉書考》一)。一般文學史專著多取潘嶽為首之說，如遊國恩等編的《中國文學史》即是。但詳考史實，我以為還是應以石崇為首，論據有三：第一，西晉實行“六等之封”的分封製，注重門第，形成了一個名豪高士、富室強族的階層，他們一般出身於門第顯赫的曆代書香、累進仕宦的士族大家或門閥士族。石崇父石苞，官至大司馬、司徒，石崇“少敏惠，勇而有謀”(《晉書·石崇傳》)，年二十餘即為修武令，曆任城陽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南中郎將、荊州刺史、太仆、征虜將軍等官職。父子二人均受到晉武帝的器重委任。潘嶽其祖其父的官位職權比石苞石崇差遠了。潘嶽雖“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棲遲十年”(《晉書·潘嶽傳》)，僅做了一般文職官吏，想向上爬而又仕宦不達。他的先輩也官位不顯，祖父不過是個太守，父親不過是個內史而已。第二，西晉社會風氣不正，爭豪鬥富，財富區分成了當時評定士人品級的標準。潘嶽隻能說過著自食其力的小康生活，正如他的《閑居賦》中所說:“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石崇則是“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執繡，餌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晉書·石崇傳》)。“八王之亂”中，他被趙王司馬倫處死，抄家時竟發現他家賬簿上登記的田宅、珍寶無數，水碓三十多處，奴仆八百多人。第三，二十四友宴集賦詩的地點，即石崇的別館“金穀園”，世稱“金穀二十四友”。可見二十四友之首應是石崇。
從身份地位看，二十四友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出身累世仕宦的士族大家或門閥士族。石崇之外有：歐陽建，字堅石，石崇外甥，世為冀方右族。時人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陸機、陸雲兄弟，出身三世為將之家，為三國吳丞相陸遜之孫。劉輿、劉琨兄弟，為尚書郭奕之外甥；祖劉邁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劉蕃位至光祿大夫，晉惠帝時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和鬱，其祖洽為三國魏尚書令，其父道魏吏部尚書，兄橋惠帝時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第二類是屬皇親國戚的士族。如，郭彰，賈後從舅，官曆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賈後專朝時，郭彰參預權勢，與謐借勢為非作歹，世人並稱“賈郭”。諸葛詮，官散騎常侍，為晉武帝諸葛夫人(名婉)之兄。左思，為晉武帝左貴嬪(名芬)之兄。出身卑微的左思在門閥製度壓抑下，始終懷才不遇，僅做秘書郎而已。第三類為文豪名士之流。如，潘嶽，少以才穎著稱，鄉邑號為奇童，詩文善敘情思，尤善於寫哀誄之文，曆任著作郎、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侍等官職。摯虞，才學通博，著述不倦，《文章誌》《文章流別集》《三輔決錄》等辭恰理當，為世所重。牽秀，博學善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時即得美名，又任氣好為將帥。第四類是一般中下層士族，做一些或大或小的官僚，依附於司馬氏集團。如，鄒捷、劉訥、繆征、杜斌、杜育、崔基、劉瓖、周恢、陳眕、許猛等十人。
二十四友的形成是當時特殊社會環境中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首先，門閥政治是二十四友形成的社會政治環境。西晉是代表門閥地主利益的腐朽王朝，最高統治者的荒淫奢靡曆來為史家所不齒。政權的凝聚力削弱，中央權力衰落和下移，代之而起的是門閥大姓權威的日益膨脹及其結黨營私與把持朝綱現象的凸現。二十四友存在之時，正值外戚楊、賈爭權在先，“八王之亂”繼後的亂世之秋，士人紛紛投向豪戚、權貴、悍將的懷抱。賈謐“權過人主”，是暫時可以起到保護傘作用的，二十四友對他的依附自然是情理中的事。其次，結社交遊的社會風尚是二十四友形成的文化氛圍。西晉品評人物多側重“簡傲”、“汰侈”、“任俠”等外在形式的追求，輕內在修養的提高。左思作《三都賦》，“時人未之重”，恐“以人廢言”，乃造訪名貴顯達，時皇甫謐等多加讚頌，自此後“盛重於吳”。張華讚其賦乃“班(固)張(衡)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有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由此可見，名貴之輩的稱譽對處世士人沉浮之重要。士人群體“品藻乖濫”，“名不準實”，士人多相結集一起，形成獨立於他人的集團，互相鼓吹標榜，以引起世人稱譽。賈謐集門閥、權貴、貴戚於一身，也要對外樹形象，抬高聲望，故雖驕奢貪欲卻又“喜延士大夫”。陸機、潘嶽等人雖有弘麗妍贍、英俊飄逸的風采，有天賦秀朗、辭藻華美的才學，但終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文化風尚浸染，選擇結社稱譽的生存方式。此外，二十四友的形成，也是在西晉權貴爭鬥的特殊環境下傳統士人性格中趨炎附勢的軟弱麵的再現。
二十四友是顯現西晉士人處世心態、生存方式的一個縮影，從其活動可窺見西晉士人的精神風貌。首先是，二十四友反映出了西晉士人薄操無節、趨炎附勢的行徑。《晉書》載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潘嶽“性輕躁，趨勢利”，與石崇每候賈謐出門，望塵跪拜，連他母親都多次譏誚他：“‘爾當知足，而幹沒不已乎？’而嶽終不能改”。(《晉書·潘嶽傳》)其次是反映了西晉士人好名相尚、交遊結社的精神風貌。同時也反映了西晉士人逃避社會現實，崇尚玄虛清談的本質，
西晉始終又存在著宗室、外戚或士族高門之間的政治鬥爭。在此種形勢下，過著寄於勢威權臣的依附生活的二十四友，不可能逃避於鬥爭之外，其命運當然也就隨依附的權貴的勢力而起伏，不少人甚至落得了喪失性命的悲劇結局。其中，以潘嶽、陸機、牽秀、石崇、歐陽建的結局最為悲慘。潘嶽性情輕躁，趨鶩世利，結果當趙王司馬倫擅權時，潘嶽被中書令孫秀所誣，與石崇、歐陽建一起被殺，夷三族。陸機也好遊權門，以進趨獲譏。太康末年到洛陽與賈謐親善，後又為吳王司馬晏殿中郎。趙王司馬倫輔政時，又去做相國參軍，倫將篡位，機為中書郎。倫被誅後，齊王司馬同懷疑陸機參與陰謀，於是拘收陸機等付廷尉，陸機靠成都王穎、吳王晏救護，得減死罪，徙邊，遇赦而止。因感恩入成都王幕，參大將軍軍事，太安初隨成都王舉兵伐長沙王，任前將軍前鋒都督，為怨家王粹、牽秀、盧誌，宦人孟玖、孟超所恨，誣他謀反，被司馬穎殺於軍中，二子蔚、夏及弟雲同時被害。牽秀更是卑劣，隨司馬穎討伐長沙王時被命為冠軍將軍，嫌官卑而耽視都督，一直忌妒陸機，竟為宦人孟玖做偽證，誣告陸機將反並殺害孟超，做了幫凶。總之，這一幫人品德卑汙，熱衷仕進，是士族中反動腐朽的代表人物。二十四友中，唯有門第寒微、地位低下的左思、摯虞略有節操。左思在賈謐被誅後，退居宜春裏，專意典籍，後齊王同召為記室督，辭疾不就。當河間王順部將張方橫行洛陽時，他舉家移居冀州，數年後病逝。摯虞專誌國家大事，一生過著清貧的生活，終以餒卒。
二十四友中石崇、潘嶽、歐陽建、陸機、陸雲、摯虞、左思、劉琨等八人，向來被稱為文學家。石崇今存詩八首，文二篇，樂府《王昭君辭》對遠嫁匈奴的昭君深表同情，是詠歎昭君事跡的最早的一首詩。《思歸引序》和《金穀詩序》描寫寄情聲色，遨遊山水的閑情逸趣。歐陽建的散文，較著名的是《言盡意論》，受到兩晉清談家的重視，五言詩《臨終》對西晉末年的政治形勢作了揭露。陸雲“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常常批評陸機繁麗矯飾的文風，他的詩賦如《為顧彥先贈婦》二首及《愁霖賦》等，文辭清新明淨，結構謹嚴細密，與陸機的巧思繁富大不相同。摯虞對文論有所貢獻，可惜《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別誌論》二卷均已佚亡，隻有《誌論》的片斷殘篇分別收在《藝文類聚》《太平禦覽》《全晉文》中，對於所論各體文章的性質、起源和變革等均有探討。在文學上真正具有重大影響的應當說隻有潘嶽、陸機、左思、劉琨。潘嶽、陸機是西晉形式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沈約《謝靈運傳論》雲:“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南齊書·文學傳論》說：“潘陸齊名，機嶽之文永異。”鍾嶸《詩品》將他們列為上品，有“陸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讚語。潘嶽的作品今存詩十八首，辭斌八篇，哀誄之文二十餘篇。大都精於敘寫哀情，以感情真摯動人出名。陸機的詩百餘首、文百篇、賦三十七篇，其文輕盈綺麗，注重形式，追求雍容華貴之美。《君子行》《赴洛道中作》等詩篇，《辯亡論》《吊魏武帝文》等散文都是代表作。劉琨的詩文僅存四首及少數“書、表”。《扶風歌》和《重贈盧湛》是其代表作，充滿平亂治國的愛國思想，格調清剛雅壯、悲涼雄渾。陸遊《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讚賞劉琨:“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左思是太康時代文學成就最高的作家，今存僅有賦兩篇，詩十四首，《詠史》詩和《三都賦》是他的代表作。《三都賦》經十年構思寫成，體製宏大，事類廣博，反映了三國時的社會現實。此賦風行一時，皇甫謐為之作序，張載、劉逵為之作注，豪富人家競相傳抄，以致洛陽紙貴。“左思風力”具有豪邁高亢的情調和挺拔矯健的筆調。清人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說他：“太衝一代偉人，胸次浩落，灑然流詠。似孟德而加以流麗，仿子建而獨能簡貴。創成一體，垂式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誌。”
第四節竟陵八友
司馬氏代魏後所確立的名士政治對才情、才度的極致推崇，曾在西晉一朝掀起了狂熱的文化崇拜。名士被天然地寄予了治國理事的厚望，而名士之“才”的內涵也突破了儒家傳統強調政治性的單一標準，衍生出多種含義，並突出地體現為對文學之“才”的肯定與推崇。劉宋元嘉十五年(438)於京師設立四學館，其中文學館的設立標誌了文學的自覺與獨立。至南朝，文學之“才”最終分化出來，並得到一致肯定與推崇。正當西晉以來的名士政治文化至南朝日益衰落之際，曾作為其有機組成部分的“文學”至南朝卻蔚為大觀，甚至成為文人的一種精神理想。我們可以南朝文人活動風向標的文學集團作為觀察點來考察這一整體之“衰”與部分之“興”的特殊現象。
和魏晉的文學集團相比，南朝文學集團持續時間長，數量多，也顯得更為純粹。按其支持及參與者大致可分為四種：一、家族內文學集團，僅局限於王、謝等一流文化高門，因其子弟多有才秀超拔者，有條件進行家族內文學聚會。二、以宗室諸王為盟主的王室文學集團，其中文人或多為府中掾屬。三、以一些政府高級官僚為首領的文人集團。四、一些隱士在民間唱和往來所形成的民間文學集團。這些文學集團大致有兩大特點：一、集團成員們聚集在一起，互通聲氣，互為吸引，切磋文義，倡和爭勝。同時又在領導人物(一般是皇子)的主持下編纂各種有關文學的書籍，從事各種文學活動。二、這些文學集團影響著文風的轉變，有比較一致的主張，對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都有實質性的貢獻。
劉宋並沒有形成規模可觀、成就卓著如齊梁朝的文學集團。臨川王劉義慶“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谘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年，1477頁。。義慶招士，著意於文。可惜除了編成一部《世說新語》外，在當時的主要文學形式——詩歌上，除鮑照例外，義慶及其門人可謂毫無造詣。
西邸文學集團是南朝比較重要的文學集團，規模較大，持續時間也較長。《南齊書·竟陵王蕭子良傳》雲:“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1974年，1009頁。西邸文學集團的文學性動機似比較純粹自覺，並組織了豐富多彩的文學活動，甚至於組織抄錄與撰作各類著作，進行文學創作。頻繁的交往與交流，使文人們加深了友誼，出現了竟陵八友這樣的集團內的集團。竟陵八友為齊代文學的中心，對促進齊代乃至梁代文學的繁榮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