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固定目的不再嚴格控製自然時，觀察力和想象力就被解放了，用於科學和實際目的的實驗控製也受到大大激勵。因為自然過程不再被限製在有數的幾個不動目的和結果，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問題隻在何種元素可以並置並相互作用。立刻，力學不再是孤立的科學，而成為向自然進攻的工具。杠杆、車輪、滑輪和斜麵力學精確地說明，在固定時間內，空間的物體彼此推動時所發生的事情。整個自然變成了推與拉、鈍齒與杠杆、部分或元素運動的場麵，這就是由人們熟知的機器所產生的運動公式直接應用的場麵。
從宇宙間擯除了目的與形式對許多人來說似乎是理想與精神的枯竭。當自然被看成一套機械的相互作用時，它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意義和目的。其光榮沒有了。本質差異的消除剝奪了它的美。否定了自然中向往和渴望理想目標的固有傾向，就將自然和自然科學同詩歌、宗教以及神聖事物的聯係除去了。似乎隻剩下對機械力量粗糙、粗暴、毫無生氣的展示。結果是，對於許多哲學家，其主要問題之一是將純機械世界的存在同對客觀理性和目的的信仰調和起來——將生活從墮落的唯物主義中拯救出來。因此許多人想通過分析知識的過程，或認識論，重新獲得古時在宇宙論基礎上保持的對理想存在優越性的信仰。但是當我們認識到，機械論的看法是由對自然能量實驗性控製的要求所決定，這個調和問題就不再困擾我們了。讓我們回憶一下，固定形式和目的標明變化的固定限度。因此，除了在狹小和不重要的限度內，它們使人類所有產生和調整變化的努力變得無用。它們以一種預先宣告失敗的理論使人類建設性發明變得無效。人類活動隻能順應自然已設定的目的。直到目的從自然中排除，意向才成為有能力重構存在的人類精神的因素。不是為了實現一套固定目標而存在的自然世界相對柔順可塑；用於什麼目的都行。自然可以通過運用機械公式來了解，這是使其服務於人類利益的首要條件。工具和機器是被應用的東西。隻有當自然被看做是機械的，機器的係統發明和建造才同自然活動相關，自然才順從於人類意向，因為它不再是形而上學和神學意向的奴隸。
柏格森指出，人可以被叫做“製造工”（homefaber）。他被視為製造工具的動物。自從人成為人，這種說法一直有效；直到用機械術語解釋自然時，用於攻擊改造自然的工具製造都是散發並偶然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柏格森那樣的人也不會想到，人類生產工具的能力如此重要，如此根本，以至可以用來定義人類。使機械物理科學家在美學方麵性情變得空虛無聊的東西，就是使自然順從人類控製的東西。當質量從屬於數量和數學關係，顏色、音樂和形式便從科學家的研究對象中消失了。但其餘屬性——重量、廣度、可計算的運動速度等等是可以互相轉換，可以從一種能量形式轉為另一種，可以轉變的品質。當化肥取代動物肥料，改良穀物和牲畜可以從劣等草和動物中有目的地培養，機械能量可以轉換為熱能，電可以變為機械能的時候，人就獲得了操縱自然的能力。特別是他獲得了構造新的目標和目的的能力，並能按照一定的係統去實現它們。隻有與質量無關的無限替代和變換才能使自然可以控製。自然的機械化是完成實用進步的理想主義的條件。
於是，把物質當做同心靈對立並威脅心靈的東西，要限製在可承認的最小範圍內，要盡量加以否認，以免侵蝕理想的目的並最終將其逐出現實世界——這種對物質的陳舊恐懼和厭惡在實踐上是荒謬的，在知識上是無能的。單從科學的立場去判斷物質所做的和如何去做，它意味著條件。尊重物質就是尊重成績的條件，起妨礙阻撓作用因此需要改變的條件，起幫助促進作用並可以用來消除障礙實現目標的條件。隻有當人學會真心持久地尊重物質，尊重所有努力的成功以及消極或積極地依賴的條件的時候，他們才會對目標和目的抱有真誠並有收益的尊重。自稱有目的，卻忽視實現目的的手段，是最危險的自欺。當教育和道德也完全明白應全心全意地、不懈地注意人類長期以來鄙視為物質和機械的手段和條件時，它們將走上化學工業和醫藥所走的同一發展道路。當我們把手段看做目的，我們就陷進道德唯物論中。但如果我們隻看目的不看手段，我們會墮入感傷主義。以理想的名義我們依靠運氣、機會和魔術，或勸勉和說教；要不然就依靠無論代價多大，也要實現預定目的的狂熱。
在這個講座中，我粗略地講到了許多事情。但還有一點，我們關於自然的觀念以及了解自然的方法的革命培育了想象和抱負的新傾向。它進一步確定了由經濟和政治變化引發的新態度。它為這一態度提供了一定的知識資料用以構成並證實它。
在第一個講座中曾提到，在希臘生活中，平常的事實和經驗知識遠不如同特殊製度以及道德習慣相聯係的想象的信念。現在這一經驗知識發展了，在應用和價值上打破了其低下有限的範圍。它本身通過引導無限的可能、無窮的進步、自由運動、不考慮界限的同等機會等思想成為激勵想象的工具。它改造了社會製度並發展了新道義。它獲得了理想的價值。它可以被轉化為創造性、建設性的哲學。
但是，這裏說的是可以轉化，而不是已經轉化了。當我們考慮到，古典哲學在思想行為的習俗中是何等根深蒂固，同人類自發的信仰如何相投，新哲學產生的痛苦是不奇怪的。應該奇怪的是，如此具有顛覆性、破壞性的觀點能夠不受更多的迫害、犧牲和動亂而發展了。它很久才在哲學中找到完整協調的形式，這當然不令人驚奇。思想家的主要努力不可避免地指向減輕變化的衝擊，緩解轉折的壓力，調解與調和。當我們回顧17、18世紀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除了那些公然宣稱持懷疑論或革命論的人們，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即使在被視為最先進的人們當中，也可以發現許多傳統題材和方法。人不能輕易拋棄他們舊的思維習慣，而且永遠不會立刻將它們全部拋棄。在發展、傳授和接受新思想時，我們被迫使用舊思想作為理解和交流的工具。新科學的全部含義隻能一點一點、一步一步去掌握。粗略地說，17世紀經曆了天文學和一般宇宙論的應用；18世紀是物理學和化學的應用；19世紀地質學和生物科學得到了應用。
據說，恢複17世紀之前歐洲普遍接受的那種關於世界的觀點十分困難。但我們隻需要回想在達爾文之前的植物學和動物學，以及至今仍在道德和政治事物上起支配作用的那些觀念，就可以發現當時完全掌握民眾頭腦的舊的思想秩序。在固定不變的種類和物種，高低階級的安排，短暫個體對普遍或種類的從屬等定論對生活科學的控製被動搖之前，在社會和道德生活中使用新思想和方法是不可能的。走出這最後一步是否似乎是20世紀的知識任務？走出這一步，科學的發展就可以完成，哲學的改造就可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