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書的本文在大約二十五年前寫就——即，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本文未做修改。本序言的寫作也依據本文的精神。我堅信，相隔二十五年間發生的事件所導致的狀況使哲學改造的需要同本書寫作時相比變得更加緊迫；而且特別是，我相信目前的狀況更加清楚地指出了所需的改造必須集中在哪一點，新的細致的發展必須從哪裏著手。今天，哲學的改造這一標題比哲學中的改造更為合適。因為這段時間中發生的事情已明確了本文的基本假設，並使其發展到頂點，即，哲學的獨特任務、問題和內容產生於共同組織生活的壓力，在這種生活中哲學的特定形式產生了；所以，其特殊問題隨不斷進展的人類生活的變化而變化，有時在人類曆史上構成危機和轉折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早些時候的樂觀主義無疑是一個衝擊，當時廣泛流行著對持續進步和各國各階級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以及和諧與和平的穩定發展的信心。今天，這種衝擊之大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不安全與戰爭如此普遍，焦慮、悲觀、無常成為流行的態度。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在目前生活的各方麵都投下了沉重的黑影。
在今天的哲學界，並沒有許多人相信哲學有能力適當處理當今的嚴肅問題。缺乏信心體現在對方法改進的關心上以及對過去體係的反複研究上。這兩種興趣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關於第一點，改造的方式不是注重形式而犧牲實質內容，就如同方法隻是用來發展和精練更純粹的形式技巧。關於第二點，改造的方式不是增加對過去的博學才識，因為它對現在使人類煩惱的問題沒有啟迪。從對上述兩個論題的興趣所占的優勢來看，在哲學中越來越明顯的從目前情景中的退縮本身就標誌著現在在人類生活其他方麵打下印記的煩惱和不安的程度，這樣說並不過分。的確，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這種退縮是過去體製缺陷的一個表現，這些缺陷使它們對當前令人煩惱的事物幾乎沒有任何價值：即，找到一種固定肯定的東西的願望，以便提供一種安全的庇護所。當前相關的哲學要對付的問題是產生於不斷加快的變化、覆蓋不斷加大的人類—地理範圍、具有不斷深化的滲透強度的那些問題；這個事實明顯指出了需要的是一種同現在最明顯的改造不同類型的改造。
當一種同在這裏講述的相似的觀點先前如同在隨後的本文中被促進時，它被批評為對過去偉大體係采取了一種自我的一位溫和批評家稱為“敵對的態度”。所以，對過去哲學不利的批評並不指向這些體係，以及關於它們同當時當地的知識和道德問題的聯係，而是關於它們同變化了的人類情境的實質作用，這種說法同所需改造的主題是相關的。使這些偉大體係成為其社會文化背景中被尊敬與崇拜的對象的原因多半就是剝奪了它們在世界中的“現實性”的那些原因，這個世界的主要特征同我們談到過去幾百年中的“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所指出的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在我看來，如果不對改造發生並針對的背景給予大量批評性注意是不能夠提出改造的請求的。這種批評性注意決不是輕視的標誌，而是對哲學發展的興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此時此地所做的正是過去的偉大學說為其產生的文化媒介所做的事情。
剛剛討論的與此相近的另一種批評是，這裏所說哲學的工作與任務的觀點基於對“理智”可以完成的事情的浪漫誇張。如果理智（intelligence）是作為過去一個重要學派的所謂“理性”（reason）或“純智力”（pure intellect）的同義詞使用，這種批評是十分有道理的。但是該詞所命名的事物完全不同於被視為掌握終極真理的最高器官或“官能”。它是對觀察、實驗、反思推理的偉大並不斷發展的方法的一個簡稱，這些方法在短時期內革新了生活的物質條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生理條件，但是還沒有解決在人類獨特而基本方麵本身的應用。即使在研究的物理領域，它也是一個新事物；在人類舞台的各個方麵它還沒有得到發展。要進行的改造不是把“理智”作為現成的東西應用。而是將這種方法（觀察的方法、假說的理論、實驗的檢驗）在對人類和道德問題的研究中繼續下去，通過這種方法，對物質本質的理解達到了目前的高度。
正如在科學研究存在之前發展的認識理論沒有為以目前實際行為的研究為基礎的認識理論提供模式或典型，早期體係反映的是其學說成型階段對自然世界的前科學觀點和工業的前技術狀態以及政治的前民主狀態。在古典歐洲哲學得到係統表達之時，希臘的，特別是雅典的實際生活條件在做和知之間樹立了嚴格的區分，並將其普遍化而成為理論和“實踐”的完全分離。它反映了當時的經濟組織，在那個組織中多數“有用的”工作都是由奴隸來做，使自由人擺脫勞作並因此得到“自由”。很清楚這種狀態也是前民主的。但在政治事物上，在來自工業運作的工具和方法成為進行觀察和實驗——這是科學認識的中心——不可缺少的來源之後很久，哲學家仍保留理論和實踐的分離。
現在需要進行的改造的一個重要方麵是關於知識理論的，這應該是相當明顯的。對理論必須依據的內容要求有一個完全的變化；新的理論將考慮認識（即，正當的研究）如何進行，而不是假設必須使它順應獨立形成的關於器官的官能的觀點。用剛才所指意義上的“理智”替換“理性”是所要求的變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改造並不局限於那一件事。因為所謂知識的“經驗主義”理論盡管反對唯理論學派的立場，但他們的活動還是依據他們認為是知識必要而充分的官能，用認識的理論順應其事先形成的關於“感官知覺”的信念，而不是在科學研究行為中進行的事物中得出其感官知覺的觀點。[1]
我們將注意到，在前麵段落中講到的反麵批評不是為了回應批評的緣故才講的，首先是為了說明迫切需要改造的原因，其次是為了說明哪裏需要改造。同現在提供哲學爭端和問題的材料的那些條件相關的哲學，沒有對其興起和發展的承諾，除了作為改造的工作，認真考慮過去的體係如何並且在哪裏指出目前改造的需要。
二
已經指出，哲學產生於人類事務，並且在意圖上同人類事務相連。在這一觀點中隱含著進一步的觀點，即，盡管對這一事實的承認是目前所需的改造的前提，但它不隻是意味著哲學在將來應該同人類事務進展中的危機和緊張相聯係。人們相信，西方哲學的偉大體係都是如此被激發並占有，這一點雖沒有明講，但是事實。它們總是十分清楚它們在做什麼，這種主張當然是荒謬的。它們就是它們自己，它們在公眾麵前聲稱自己是在對付具有不同名稱的事物——存在、自然或宇宙，一般宇宙、現實、真理。不論用什麼名稱，它們在一件事上是同樣的：它們被用來指明被看做是固定、不可改變，因此是超出時間，也就是說是永恒的東西。同時，作為被認為是普遍或包括一切的東西，這個永恒存在被視為高於和超越空間所有變化。在這件事情上，哲學家以一般化的形式反思那些流行信念，在人們認為事件是在作為其包含一切的外殼的空間和時間中發生的那個時候，這些信念是流行的。引起自然科學革命的人認為空間和時間各自獨立，並獨立於存在的事物以及在其中發生的事件，這是一個熟悉的事實。既然潛在固定性的假設——空間和時間的事情和不可改變的原子就是一個例證——支配了“自然”科學，在更一般化的形式中它是一個基礎，哲學假設自己的結構必須建立在其之上，這無須表示驚奇。在實際其他所有事情上都有分歧的哲學學說在這個假設上卻一致，它們作為哲學的本能關注是要尋找不可改變的和終極的東西，而不考慮時間和空間的東西。最近進入自然科學這種形式以及道德標準和原則的一個發現是自然科學被其自己的發展所迫放棄了固定性的假設，並且被迫認識到，對於它是“普遍的”實際是過程；但是近來科學的這個事實在哲學中，如同直至目前在普遍觀點中一樣，還隻是一個技術問題，而不是一個最具革命性的發現。
道德需要不可更改的、超時間的原則、標準、規範、目的作為對抗道德混亂的惟一肯定的保護這一假設的事實不再能夠向自然科學求得支持，也不再期望通過科學來證明道德（在實踐中和理論上）可以免除時間和地點的考慮——即，免除變化的過程。情感的——或感情的——反應無疑將繼續抵製對這個事實的承認，並且拒絕在道德中運用現在已進入自然科學的那種立場和觀點。但是在任何情況下，科學和傳統道德在按照它們的觀點什麼東西是不可更改的這個問題上是完全不一致的。這樣在科學的自然題材和道德的超（extra）自然，如果不是高於自然（supra-natural）的，題材之間就建立了一個深深的、不可逾越的鴻溝。肯定有許多有思想的人對這一分裂不可避免的後果感到驚愕，以至於他們將歡迎觀點上的變化，這一變化將使自然科學的方法和結論有用於道德理論和實踐。所需的一切就是接受這樣的觀點，即：道德題材從空間和時間上也是適當的。思考一下道德目前爭論的狀態以及民眾對它的尊敬的喪失，所要求的犧牲似乎不應威脅到那些沒有被製度上的興趣所打動的人。至於哲學，其職業是在永恒並且不可更改的基礎上操作，這一職業使其委身於一種功能和一個題材，這種功能和題材——超過任何其他事物——是民眾對其自負逐漸增長的厭惡和不信任的來源；因為它的運作是在現在已被科學駁斥的東西的掩蓋下進行，並且對其有效的支持隻是來自陳舊的製度，而這些陳舊製度的威望、影響和力量的回報依賴於對舊秩序的保留；而其所處時刻正是人類狀態受到如此打擾，如此不安定，以至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迫切需要曆史哲學所進行的那種全麵並且“客觀的”審視的時刻。由於對其所授予的利益，堅持超越空間和時間的信念，並且因此貶損僅僅是“人”的東西就成為它們保持權威不可分割的先決條件，而這種權威在實踐中就表現為自始至終——從上到下——控製人類事物的力量。
但是，有一種東西叫相對——即，有關係的——普遍性。人類生活的實際狀態和事務由於其範圍的廣泛性以及滲透的深度而相當不同。要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人們不需要通過自被動和自動的力量，依靠來自外部和上方的被科學推翻了的控製理論。相反，理論開始包括天文學、物理學、生理學等科學，包括它們多種不同方麵，這時，在進行實驗性觀察以便將事實結合在漸增的時間—空間範圍的體係內的時候，這種教條主義態度就被假說的使用所取代。屬於科學理論的普遍性不是由上帝或自然所確定的內在內容的普遍性，而是適用性的範圍——使事件脫離其表麵的孤立，以便將其納入能夠通過發展的變化證明它們是活動的體係（同所有活的事物的情況相同）中的能力範圍。從科學研究的立場，對於獲得接受的權利，沒有比認為其結論是終結的，因此不可能有除了量的伸展之外的發展這一主張更致命的了。
我在寫作這一序言時收到了一份一位著名英國科學家最近所作的致辭。上麵科學地談到科學，他說：“科學發現經常被不經意地看做是某種可以補充舊知識的偉大體係的新知識的創造。對於全然瑣細的發現，這種說法是對的。但對於科學發展最終依賴的基本發現，如機械規律、化學組合、進化論，這種說法不對。這些發現總是在新知識被創造之前引起對舊知識的毀滅或瓦解。”[2]他繼續指出特殊例證，說明重要的是，要走出習俗的巨臂試圖推動人類活動每一種形式——不包括知識和科學研究——的那些常規：“細菌首先是由一位運河工程師所了解，氧氣由一位惟一神教派牧師分離出來，傳染的理論由一位化學家所建立，遺傳理論由一位僧侶學校教師建立，進化論理論由一位不適合在大學中做植物學或動物學教師的人建立，這決不是偶然。”他結束時說：“我們需要一個擾亂部，一個受控製的煩惱來源；一個常規的摧毀者；一個自滿的破壞者。”習俗的常規傾向於減弱，甚至科學研究也如此；它阻止發現、阻撓積極的科學工作者。因為發現和研究作為職業是同義的。科學是追求，不是擁有不可更改的東西；作為觀點的新理論比增加現有存量的發現更珍貴。講演者說偉大的科學創新者“是首先害怕和懷疑其發現的人”，這一點是同習俗控製的主題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