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杜威在1920年出版的《哲學的改造》所要告訴我們的基本思想。25年之後，世界發生了更為深刻的變化，於是杜威為1945年出版的《哲學的改造》寫了一篇序言《二十五年之後看哲學的改造》，這篇序言在我國還是第一次與廣大讀者見麵，杜威在這篇序言中向廣大讀者談了四個問題。
第一，序言的指導精神。杜威指出：“本序言的寫作也依據本文的精神。我堅信，相隔二十五年間發生的事件所導致的狀況使哲學改造的需要同本書寫作時相比變得更加緊迫；而且特別是，我相信目前的狀況更加清楚地指出了所需的改造必須集中在哪一點，新的細微的發展必須從哪裏著手。今天，哲學的改造這一標題比哲學中的改造更為合適。因為這段時間中發生的事情已明確了本文的基本假設，並使其發展到頂點，即，哲學的獨特任務、問題和內容產生於共同組織生活的壓力，在這種生活中哲學的特定形式產生了；所以，其特殊問題隨不斷進展的人類生活的變化而變化，有時在人類曆史上構成危機和轉折點。”
這一時期最大的衝擊，莫過於“不安全與戰爭如此普遍，焦慮、悲觀、無常成為流行態度。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在目前生活的各個方麵都投下了沉重的黑影”。杜威主要說明改造的原因，然後又指明了從哪裏進行改造。他說：“現在要進行的改造的一個重要方麵是關於知識理論的，這應該是明顯的。……新的理論將考慮認識（即正當的研究）如何進行，而不是假設必須使它順應獨立形成的關於器官的官能的觀點。用剛才所指意義上的‘理智’替代‘理性’是所要求的變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主要講述哲學分歧是如何產生的？說“哲學產生於人類事務”，這一點不會引起分歧。但進一步，西方許多哲學家很快從這一出發點回到普遍的真理和永恒的存在之上，“它們被用來指明被看做是固定、不可改變，因此是超出時間，也就是永恒的東西”。這就是說，哲學經常是在肯定永恒不變的實在的理論前提下，承認變化，承認哲學與人類事務的聯係。尋找不可改變的終極的東西似乎是哲學家的一種本能。
普遍性有兩種，即科學的普遍性和哲學的普遍性。科學的普遍性不是由上帝或自然所確定的內在的內容普遍性，它是指適用的範圍。在寫作此序言時，杜威接到一份一位著名英國科學家最近所作的致辭。致辭中說：“科學發現經常被不經意地看做是某種可以補充舊知識的偉大體係的新知識的創造。對於全然瑣細的發現，這種說法是對的。但對於科學發展最終依賴的基本發現，如機械規律、化學組合、進化論，這種說法不對。這些發現總是在新知識被創造之前引起對舊知識的毀滅或瓦解。”他在結尾時說：“我們需要一個擾亂部，一個受控製的煩惱來源；一個常規的摧毀者；一個自滿的破壞者。”杜威在引用這位科學家的話之後，又進一步對科學與哲學作了區分。他說：“如果應用領域是特殊、有限的，到達它的通路是相對直接的——盡管有伴隨其出現的情感喧鬧——例如，達爾文的理論，它就是科學事例，如果其應用領域是廣泛的，因此不能直接形成形式和內容服務於特殊研究的直接行為，它就被叫做‘哲學’。”
第三，杜威論證了目前哲學改造的主題和論題，他說：“改造的首要要素因此就是得出關於這個偉大變化如此廣泛、深入、迅速發生的假說。這裏提供的假說是，聚在一起的混亂構成了人類在世界範圍內，在生活的各個方麵被卷入的危機，這種混亂是由於進入了方法、物質和利益生活的日常事物行為，這種生活源於物質探究者在被稱為實驗室的相對孤立、遙遠的專門車間裏所做的工作。它不再幹擾宗教信仰和實踐而是幹擾在短短幾個世紀前現代科學興起之前建立的製度。”這就出現了哲學上的二元論。物理學和生理學還可以被容忍，人們把它們列入低級物質的事物，而避免進入高級的精神“王國”。這種把“物質”與“精神”分割的方法，導致哲學上的二元論。杜威說他不想直接反對這種二元論的觀點。從另一個角度說，科學已經進入了普通的生活方式，而對陳舊製度的習俗的基礎道德尚未進行科學探究和批評。這正是哲學所要做的改造工作。再孤立地看科學已經做不到了，“原子核裂變造成的破壞性使用成了攻擊科學的慣用手段”。它直接涉及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這種狀況對目前哲學的狀態和需要進行改造的影響就是本序言的主題和論題。”科學再不是少數科學家在實驗室裏的孤立的活動，科學在飛速發展，科學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生存方式。海德格爾說：“科學一般地可以被規定為通過諸真命題的相互聯係而建立起來的整體。這個定義既不完全也不中肯。諸種科學都是人的活動，因而都包含有這種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5頁）科學與人的理想、規範和利益休戚相關。科學發展逼迫人們必須對近代哲學進行深入的改造。
第四，序言的最後部分。杜威全麵地論證了哲學的改造的主題的必要性、艱巨性和可能性。杜威指出，近代以來，自然科學取得了重大的發展，但不能忘記和忽視哲學史在其中的功勞。“哲學史所完成的任務是科學家所完成的工作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當科學成果要求係統地表達時，就屬於哲學的功能。但一旦涉及人類的事務中時，就充滿了困難和危險。他說：“在人類事務中，在廣泛而深刻的關係中，發明的觀點被看做是危險的和破壞的，會喚醒害怕和恐懼。這個事實雖重要，但很少受到注意，它被假定屬於作為道德的道德本質和實質。這一事實證明了要進行的改造以及引起改造的每一次努力的極大困難。”
早期科學與公認製度性習俗之間處於一種分裂，隻是一種休戰，遠未一體化。分為兩個領域，兩個“王國”，這種分裂隻能持續一段時間，不能兩全，隨著科學的發展，兩者之間矛盾與對立就會突出出來。“科學作為研究必然是發現，在發現中，舊的知識態度和結論不斷讓步於不同的和新的事物。權威喪失的事實在目前用人的本質的內在邪惡來說明這種失落的舊學說的複活中得到承認，在廣泛流傳的對人們的未來的悲觀主義中展現。”這是道德的一個方麵，如果確立一種理性的、積極的道德。“運用一種鞭策去發展一種道德理論……道德給人以積極的理性方向，而這種實際有效的道德將隨我們的意願利用資源，給人類生活的活動和興趣帶來秩序和安全，不僅是在混亂的地方，而是以過去從未有過的更大規模。”由此，杜威概括說：“簡言之，從任何角度來看，哲學改造的問題原來是發端於發現如何完成在科學以及在工業和政治的人類局麵中仍舊是初步並攪亂的新運動的努力之中。隻有在目的和標準完全同人類相關，可以構成新的道德秩序的情況下，才能達到同自身運動方向和契機相一致的目的。”
序言一個基本思想告訴我們，哲學的改造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如果杜威今天還健在，我相信，他還會寫出第二篇、第三篇乃至更多的文字，來繼續他的哲學的改造的偉大工程。因為，從杜威逝世後，世界發生的變化之大，人類遇到了從未有過的挑戰，能源危機、人口問題、環境問題、疾病威脅、恐怖主義等等都直接關係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人類社會在飛速發展的同時，也遇到了從未有過的挑戰。有人說，生活之樹常青，而理論是灰色的，這句話隻有片麵的真理性。如果理論還是真正的理論，如果哲學還是人類精神的精華，如果哲學還是文明的靈魂，它就應該與生活保持密不可分的聯係，它就應該不斷地進行哲學的改造，那它才能永葆理論的青春和活力，它才能像生活一樣，充滿活力，它也應該是常青的。
鄒鐵軍
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