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李宗閔等傳讚》明言“二李三楊”，即李宗閔、李玨、楊嗣複、楊虞卿、楊汝士，不包括牛僧孺。所謂“牛李”，是按姓氏平仄排列的，不能誤解為牛僧孺是該黨首腦。用“李黨”來概括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為首的集團，是恰當的；而用“牛黨”來概括李逢吉、李宗閔先後為首的集團，是不確切的。《舊唐書》中文宗所雲“二李朋黨”（李宗閔黨與李德裕黨）比今人所雲“牛李黨爭”（牛僧孺黨與李德裕黨）符合史實。
（三）
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雖屬一個集團，卻是不同類型的封建官僚。李逢吉“天與奸回，賢傷善”（《舊唐書?李逢吉傳》），李宗閔“偷權報怨，任國存亡”（同書《李宗閔傳》），而牛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同書《牛僧孺傳》）。牛僧孺與李逢吉、李宗閔的氣質，大不相同，為什麼能夠集合在一起？答曰：李逢吉、李宗閔要利用牛僧孺對付政敵，牛僧孺要依附李逢吉、李宗閔登上相位，這就是他們能夠集合的主要原因。考察一下牛僧孺的家世和為人，便能理解。
（一）牛僧孺的家世，與李逢吉、李宗閔等人的家世，高低懸殊。
李逢吉《舊唐書》卷七十二《褚亮傳》附《李玄道傳》：“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為山東冠族。房玄齡即玄道之從甥也。”同書《李逢吉傳》：“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
李宗閔等《舊唐書?李宗閔傳》：“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父，宗正卿，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同書同卷《楊嗣複傳》：“仆射於陵子也。”“宗閔、嗣複，承宗室世家之地胄”。
牛僧孺《舊唐書?牛僧孺傳》：“祖紹，父幼簡，官卑。”李玨《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並序）》：“公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牛僧孺奇士》：“少單貧力學。”
敵黨領袖李德裕，“趙郡人。祖棲筠，禦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懿公，元和初宰相”（《舊唐書?李德裕傳》）。他公開表示：“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同書卷十八上《武宗紀》）門第觀念濃厚的李德裕，自然瞧不起出身孤寒的牛僧孺，何況牛還反對過李吉甫呢！在日益劇烈的朋黨之爭中，牛如不靠李逢吉、李宗閔之援引，恐難“起徒步而升台鼎”（同書《牛僧孺傳》）。
（二）李德裕有“奇才”之稱，“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舊唐書?李德裕傳》）。李逢吉、李宗閔集團麵對勁敵，需要加強自己的陣容，而牛僧孺是最理想的合作對象，因為：
（1）牛僧孺有文名，在登進士科之前，就受到韓愈、皇甫、柳宗元、劉禹錫等的賞識。據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升沈後進》：“奇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間，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第留卷而已。無何，退之訪，遇奇章亦及門。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技卜妍醜於崇匠，進退唯命。一囊猶置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什麼？’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複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同謁幾官先輩。’不過翌日，輦轂名士鹹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杜牧《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並序）》：“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王讜《唐語林》卷二《文學》：“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為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草叢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氣色沮，憑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牛僧孺於貞元二十一年（永貞元年）王叔文集團執政時登進士科，顯然是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對這位孤寒之士的提拔。後來柳宗元在《非國語上?城成周》中說：“非曰：彪?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其後牛思黯作《頌〔訟〕忠》，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將牛僧孺與呂溫相提並論，表現出柳對牛的重視。
牛僧孺是元和三年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第一名，是指陳時政之失、批評宰相的代表人，“謝策命中，橫絕一時”（《舊唐書?牛僧孺傳》）。雖受李吉甫的排斥，卻因此名聞天下。白居易在《和答詩十首》序中說：“仆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又在《與元九書》中說：“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不曰李宗閔戒而曰“牛僧孺戒”，可見李非牛可比，牛在當時士大夫中影響大。
（2）牛僧孺有德行，如：“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杜牧《牛誌》作‘以贓數萬敗’，李玨《牛碑》作‘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麵喻之曰：‘直臣事雖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為才多者。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麵賜金紫。”又如：“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幹（杜牧《牛誌》作‘錢千萬’），不受，卻付訖。穆宗按簿甚悅。”（《舊唐書?牛僧孺傳》）而李逢吉、李宗閔無德行可稱。
（3）杜牧《牛誌》雲：“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李玨《牛碑》雲：“公端明簡重，忠厚誠”。在爾詐我虞的封建官場中，李逢吉、李宗閔選擇合作對象，當然是厚道的牛僧孺了。
範文瀾說得好：“事實上首領出身門蔭的朋黨也容納進士，首領出身科場的各個朋黨，互相間也同樣仇視，並不因出身相同有所減輕。”對於各個政治派別的形成，需要具體分析，不能單憑是否科場出身來劃分。例如：貞元二十一年與李宗閔同登進士科的沈傳師，就與李德裕親近；元和三年與李宗閔同登製科的王起，也與李德裕親近。認為李宗閔與牛僧孺同登進士科、製科因而相善的觀點，是不全麵的。政治野心很大的李逢吉、李宗閔之所以都選中牛僧孺為合作對象，乃因牛既有文名、德行，可以加強該黨的號召力，又具有“難其進而勇於退”（李玨《牛碑》）的性格，不會與他們爭名奪利。
牛僧孺不是“奸人”。他與李逢吉、李宗閔的政治品質不同，雖集合在一起，卻是貌合神離的關係。略舉數例，以證成鄙說。
（一）牛僧孺與李逢吉
在牛僧孺與李逢吉同居相位時期，二人邪正不同。據李玨《牛碑》：“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井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嗚而止。”可見李逢吉欲陷害杜元穎而牛僧孺保護之。
《牛碑》又雲：“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敷奏，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這個“同列”，即李逢吉。《舊唐書?牛僧孺傳》亦雲：“寶曆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予郊禮畢放卿。’及穆宗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這個“大臣”，亦指李逢吉。何以知之？從《新唐書》卷六十三《宰相表下》看出，長慶三年十月，杜元穎即外任。長慶四年五月，李程、竇易直始拜相。杜、李、竇三相，與牛僧孺共事時間短，而且均非“邪幸”，亦無“中助”。隻有李逢吉與牛僧孺一直同居相位。據《舊唐書?李逢吉傳》雲：“求結於（王）守澄，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這就是《牛碑》所說的“同列挾中助力赫赫”。《李逢吉傳》又雲“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薑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這就是《牛僧孺傳》所說的“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群小”指“八關十六子”）。《李逢吉傳》又雲：“欺蔽幼君，依憑內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牛僧孺不同意李逢吉陷害杜元穎，恐遭報複，故堅決請求外任，以避免李逢吉和“八關十六子”的“毒害”。
（二）牛僧孺與李宗閔
在牛僧孺與李宗閔同居相位時期，二人忠奸不同。（1）《舊唐書?牛僧孺傳》：“（大和）五年正月，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文宗……駭然，急召宰臣謂之曰：‘範陽之變奈何？’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今（楊）誌誠亦由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扡奚、契丹……’帝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2）杜牧《牛誌》：“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為大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複欲過宰相有他圖乎……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3）李玨《牛碑》：“今李崖州鎮劍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上疑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以上三件政治大事，牛僧孺都對文宗陳述了自己的主張，而李宗閔一言不發。政見有對有錯，作為宰相，知無不言，都應表示出來。宰相對皇帝是坦白？還是私隱？乃是忠或奸的原則問題。在維州問題上，牛僧孺力排眾議，獨抒己見，“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謗論沸然”（《舊唐書?牛僧孺傳》）。而一言不發的李宗閔，卻保全了自己。《舊唐書》批評李宗閔“偷權報怨，任國存亡”，畫出了這個奸相的肖像。
文宗對牛僧孺、李宗閔的政治表現，是親目所見、親耳所聞的，他隻說“二李朋黨”，不把牛僧孺扯進去，而且還稱牛為“正人”（《舊唐書?牛僧孺傳》）、“君子”（杜牧《牛誌》）、“精忠”（李玨《牛碑》），以示區別。這是唐朝最高統治者對當時朋黨之爭的權威性的鑒定。而一千年後，把牛僧孺當做一黨的最高首領，未免厚誣古人了。
§§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