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從韓愈《實錄》讚揚“永貞革新”的某些善政，而詆毀主持革新的人（因是小官，一向沒有聲望），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既有進步性，又有保守性。
從《冊府元龜》看王叔文集團正義
（一）
《冊府元龜?邦計部?俸祿三》雲：“唐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製……又詔停內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員官俸錢。”
這條記載，不見於《順宗實錄》、新舊兩《唐書》。我抄寄章士釗，他認為“頗足珍異”，載入《柳文指要》。
《順宗實錄》卷二雲：“（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複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並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複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與〕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並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罷“宮市”是王叔文集團執政時的一項善政，“永貞革新”的一項措施，與宦官鬥爭的一個例證，治史者多樂道之，而“詔停內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員官俸錢”尚無人注意。
一舉而停十九個宦官之俸錢，為中唐絕無僅有之大事，王叔文集團與宦官鬥爭之堅決，於此得一強證。
被停俸之十九個宦官，或與“宮市”等弊政有關。如或不然，此十九人亦必宦官中之罪大惡極、聲名狼藉者。
《順宗實錄》有韋處厚本（三卷）、韓愈本。韓愈本又分詳、略二本（皆五卷）。今本為韓愈本之略本。“詔停內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員官俸錢”這條記載，當是《冊府元龜》采自《順宗實錄》韋本或韓本之詳本。
（二）
《冊府元龜?內臣部五?朋黨》雲：“薛盈珍，憲宗時為中貴人，有權力於元和初。薛謇為代北營田水運使，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朝權及中貴人，以族人附進，盈珍頗延譽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同書《邦計部?交結》同）這條記載，不見於新舊兩《唐書》。《舊唐書?憲宗紀下》僅雲“（元和八年十一月）丁卯，以泗州刺史薛謇為福建觀察使”。我將此條抄寄章士釗，他載入《柳文指要》，雲：“卞孝萱勤探史跡，時具隻眼。”
唐代士大夫依附宦官，本為習見之事，但這條記載，不同於尋常。薛盈珍者，與王叔文集團敵對、逼迫順宗讓位給太子之大?；薛謇者，王叔文集團骨幹劉禹錫之嶽父也。
據劉禹錫《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禦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初公治粟於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人尚書為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麵。”可見薛謇是劉禹錫的未見過麵的嶽父。
從薛謇碑看出，薛謇“貞元中”至“元和十年”的官職是：代北營田水運使―殿內史―淮南軍司馬―泗州刺史―福建觀察使。李翱《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雲：“泗州刺史薛謇為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昕。”（《新唐書?盧坦傳》《資治通鑒?唐紀五十四》元和六年四月庚午條，均載其事）薛謇當時以“良馬”賂朝權及宦官，是他後來被劾不以“異馬”上獻的根由。
薛謇以女婿劉禹錫之累，本不為唐憲宗及宦官之所喜，然“附進”於薛盈珍，竟得其“助”，不但不受元和六年被劾不上獻異馬之影響，元和八年還能升官，擢至福建觀察使。倘劉禹錫因薛謇以附於薛盈珍，則亦未嚐不能複用，然而終憲宗之世，劉未離謫籍，其不附宦官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