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常仲孺、呂洞等以嚐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誼信然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
再比較《舊唐書》與《順宗實錄》《通鑒》之異同：
（1）“張正一”：《順宗實錄》作張正買。據《資治通鑒考異》，從《德宗實錄》，作張正一。可見《舊唐書》亦從《德宗實錄》。
（2）“或告執誼”：《順宗實錄》卷五作“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通鑒》無此句，可見《德宗實錄》無此句。王叔文阻止太子向德宗言“宮市事”，認為：“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順宗實錄》卷一）貞元末年，太子尚且“不宜言外事”，小小的“侍太子棋”王叔文，怎敢在外招搖？又怎麼會有人知道王叔文與韋執誼聯手？王叔文絕無向德宗密訴之可能，與張正買“不善者”“告叔文”又有什麼用？《順宗實錄》加“叔文”名，非是。《通鑒》作“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執誼……”，《考異》未述史源。
（3）《順宗實錄》刪“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非是。所謂朋黨，不是公開宣布的，“過從”“飲食”可視為朋黨的一種跡象，故德宗認為張正一等“朋聚覬望”而逐之。白居易說過：“貞元之末，時政嚴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眾心無，以為不可。”（《白居易集》卷六《論左降獨孤朗等狀》）即為明證。德宗既然偵察到張正一等“相過從飲食數度”，也就相信了韋執誼的密訴。
比較文獻記載的異同之後，可以看出韓愈對韋執誼、王叔文的非常厭惡。他用“告叔文、執誼”二人是為了說明韋、王在貞元末就已聯手亂政；他刪去“德宗令金吾伺之”兩句，是為了突出德宗不做調查而偏信韋執誼，韋執誼隻手遮天。總之，是為了加重韋、王之罪惡。
（二）
《實錄》中雖記載“永貞革新”的善政，卻詆毀施行善政的革新派。《實錄》在記“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棋諸待詔三十二人”之後，緊接寫“初，王叔文以棋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表示這一舉措是出於私心。可是，王叔文的私心，韓愈怎能知道呢？《實錄》在載順宗授王叔文度支鹽鐵副使製之後，緊接寫“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表示《製》中稱讚王叔文“精識瑰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順宗實錄》卷一、二）皆是虛假的。可是，王叔文與其黨的私議，韓愈怎麼知道的呢？這都是曲筆。《實錄》雖不像《憶昨行和張十一》罵二王、韋為“三奸”，也沒有像《永貞行》強加“小人乘時偷國柄”以及“董賢三公誰複惜，侯景九錫行可歎”等罪名，從《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中自詡“忠良奸佞，莫不備書”，可見韓愈撰《實錄》時仍是把王叔文等當做“奸佞”批判的。突出表現在記載王叔文集團奪宦官兵權的重大措施上。《實錄》一則雲：“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順宗實錄》卷四）再則雲：“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製四海之命。”（同書卷五）顛倒是非，與《水貞行》“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為”（上引韓愈詩文據《韓愈全集校注》）腔調一樣。這是違心之論，是最大的曲筆，後世學者對韓愈多有批評。
《實錄》中既有直筆，又有曲筆，反映出韓愈政治思想的複雜性。對《實錄》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一筆抹煞，應區別其精華與糟粕。據《舊唐書?路隨傳》雲：“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宦官所謂的“不實”，正是韓愈的直筆。宦官所要刪削的，正是《實錄》中的精華。
韓愈有大名，後世史書皆據《實錄》。如《舊唐書?王叔文傳論》：“執誼、叔文，乘時多僻，而欲斡運六合，斟酌萬幾；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之甚也！”《新唐書?王叔文傳論》：“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權柄”，“《春秋》書為盜無以異”。皆明顯承襲《實錄》而來。可見《實錄》中糟粕之處的不良影響，不能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