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李輔光墓誌銘中“旌寵殊勳”
崔元略《唐故興元元從、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知省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特進、左武衛大將軍李公墓誌銘（並序）》雲：“公諱輔光，字君肅，其先京兆涇陽人也……又屬太原軍帥李自良薨於鎮，監軍使王定遠為亂兵所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守，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製，軍府晏如。十五年間，去由始至。遂特恩遙授內給事，又有金章紫綬之賜。元和初，皇帝踐祚，旌寵殊勳，複遷內常侍兼供奉官。”
此誌中“旌寵殊勳”四字，非尋常諛墓之詞，實永貞內禪之重要史料。韓愈《順宗實錄》卷四雲：“（貞元二十一年六月）癸醜，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箋。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皋同。”時韋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均為荊南節度使，嚴綬為河東節度使，三鎮相距遙遠，緣何不約而同？肯定幕後有操縱者。
據《舊唐書?德宗紀下》，貞元十一年五月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後，繼任者為李說、鄭儋、嚴綬。崔元略所雲“前後三易節製”指此。同書《裴傳》雲：“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嚴綬請皇太子監國疑亦拱手聽命於李輔光，但無顯文露書，揭發其事，李輔光墓誌“旌寵殊勳”四字，等於不打自招。
李淳（純）已立為皇太子，是唐順宗的合法繼承人，如果確因順宗患病，權由李純監國，別無政治目的，乃是名正言順之事，何須嚴綬遠道上表？如果嚴綬上表，是出於己意，怎能把功勞歸之於李輔光？既然崔元略以“殊勳”頌揚李輔光，表明幕前是嚴綬上表，幕後是李輔光操縱。否則李輔光無“殊勳”可言。
崔元略自詡投靠李輔光，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說：“（李輔光）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嚐賓於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托為誌，勒之貞石，且無愧詞。”他聲明李輔光墓誌是錄實，那麼誌中所雲李輔光操縱嚴綬上表請皇太子監國的“殊勳”，是無可懷疑的了。
章士釗將拙文載入《柳文指要》，並雲：“如此覓證，在邏輯謂之鋼叉論法，百不失一。孝萱既從聯鎖中獲得良證，而吾於子厚所雲外連強暴之一大疑團，立為銷蝕無餘，誠不得謂非一大快事。”
釋西門珍墓誌銘中“密近翼戴之績”
西門元佐《大唐故朝議郎、行宮闈令、充威遠軍監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西門大夫墓誌銘（並序）》雲：“公諱珍，京兆雲陽人也……至德之初，釋褐從仕……順宗嗣位，爰選耆德，以輔儲皇，轉為少陽院五品。永貞元年，屬今上龍飛，公以密近翼戴之績，賜紫金魚袋，充會仙院使。元和元年，改充十王宅使……”
此誌中“密近翼戴之績”六字，亦非尋常諛墓之詞，與李輔光墓誌銘中“旌寵殊勳”四字，均為永貞內禪之重要史料。
據《順宗實錄》卷四：“外有韋皋、裴均、嚴綬等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啟上……”西門珍於至德初已從仕，經曆肅、代、德三朝，至順宗時，足稱“耆”。他不僅與劉光奇等俱為“先朝任使舊人”，又居皇太子身邊，在永貞內禪事件中，是重要的角色。《順宗實錄》中沒有提到西門珍，不意味著西門珍對永貞內禪未起作用。所謂“屢以啟上”者，實際是劉光奇等逼迫順宗讓位給太子，這隻是順宗的一方麵。還有太子的一方麵。“密近翼戴”者，說白了，就是西門珍在太子與劉光奇等之間，溝通消息，一致行動。劉光奇等與西門珍合演了這出戲，二者缺一不可。
西門元佐是西門珍之從侄。他能了解西門珍的秘事，又自詡“（西門珍子）以元佐性無飾偽，文好直詞，爰命紀能，庶旌實錄”。與崔元略撰李輔光墓誌銘的態度相同。西門元佐頌揚西門珍對憲宗的“密近翼戴之績”，也是“實錄”，無可懷疑的。
章士釗將拙文載入《柳文指要》，並雲：“在永貞逆案中增加西門珍一”，“亦自可喜”。
《順宗實錄》詆毀王叔文集團
（一）
唐貞元十九年九月，韋執誼向德宗密訴張正一朋黨。現存的《順宗實錄》《舊唐書》《資治通鑒》等記載略異，先錄《舊唐書?韋執誼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