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中十二年（858）閏二月，日僧圓珍《乞台州公驗狀並公驗》：“圓珍謹以尋檢天台教法，傳東國元由：本是智者大師受法和尚陳國師衡山慧思大師大（太）建九年發願傳法，托生東國王宮，差人至衡嶽取《法華經》，自製章疏，為國講讚。載於本國史記。後因天台智者大師第五代弟子揚州龍興寺律大德鑒真，天寶年中，聞本國取經於衡嶽，遂將天台《止觀》《玄義》等，遠以流行本國。”（見白化文、李鼎霞《行曆抄校注》）所謂鑒真為智的“第五代弟子”，是日本天台宗僧人的理解。圓珍未說明他這種計算法的根據，後來《天台霞標》中排列為：聖德太子―菩提達摩―善無畏―道睿―鑒真，恰恰暴露出所謂鑒真是智“第五代弟子”的虛構。姑且不說慧思入寂時，聖德太子已四歲，稱太子為慧思後身是荒謬不足據的；把毫無傳承關係的五個人捏合在一起，能夠成立嗎？而且與日僧凝然《雲雨鈔》所雲鑒真從弘（恒）景學天台宗，是互相矛盾的。
近年大陸有人提出：智―灌頂―道素―弘（恒）景―鑒真，也是五世。兩種不同的計算法，卻巧合了。
（三）巨讚提出：鑒真授戒，不采用傳統的戒壇形式，在第三重戒壇上麵安立多寶佛塔，“代替了複釜形和寶珠，乃是把南山宗和天台宗密切結合起來的一種比較突出的創造。”（詳見《巨讚集?鑒真大師的律學傳承》）如果這是事實，確是重要的。
鑒真東渡的物質準備
中國與日本，雖然隔著汪洋大海，但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公元以前，兩國就有了文化的聯係。根據文字記載，東漢時，兩國就建立了正式往來。此後，交往日益頻繁。到唐代，達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通過兩國使節和人民的往還，當時比較先進的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對日本的政治製度、生產技術、文學藝術以及社會風習諸方麵，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中日兩國人民悠久的友好史上，雙方都有許多著名的活動家。唐鑒真和尚是中國方麵傑出的一位。他毅然接受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的請求，發願東渡。從天寶元年至十二載（742-753），以忘我的精神，堅強的毅力，衝破海上的風浪，戰勝社會的阻撓，曆盡艱險，不屈不撓，當他66歲的時候，在五次失敗之後，又進行第六次東渡，成功到達日本。
鑒真在日本十載，雖是暮年，壯誌不已，創立了唐招提寺，將佛教、醫藥、建築、雕刻、繪畫、書法各方麵的知識，毫無保留地貢獻給日本人民。在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與文化交流的曆史上，他是值得紀念的一位光輝人物。
這篇小文，談談鑒真六次東渡所做的物質準備。
第一次東渡天寶元年（742），鑒真和他的弟子，在揚州接受榮睿、普照的邀請以後，“於東河造船”，“在既濟寺備辦幹糧”。天寶二年（743），正當準備就緒，等待出發之時，高麗僧如海突然向官府誣告他們勾結“海盜”。官府將冤案查清後，“其所造舟沒官，其雜物還僧”。第一次東渡未能成行，鑒真損失了一隻船。
第二次東渡天寶二年，鑒真“出正爐八十貫錢，買得嶺南道采訪使劉〔巨鱗〕之軍舟一隻，雇得舟人等十八口”。
從揚州出發後，連遭風浪，船被礁石撞破，鑒真一行為人搭救，暫住縣阿育王寺。第二次東渡未達目的地，買軍舟所花費的正爐錢八十貫，雇十八個舟人所花費的錢，以及所攜帶的物品，全部損失了。
第三次東渡天寶三載（744）鑒真一行在縣阿育王寺研究第三次東渡計劃時，為越州僧眾覺察，請求官府阻擋，鑒真未能成行。
第四次東渡天寶三載，鑒真先“遣僧法進及二近事，將輕貨往福州買船，具辦糧用”。鑒真率領其他弟子隨後出發，準備與法進等在福州會合，登舟東渡，以避開江、淮一帶官府的耳目。但揚州僧眾又請求官府阻擋，追蹤而來，又未能成行。
“輕貨”指什麼？建國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都沒有“輕貨”一詞。最近，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新《辭海》，在《輕貨》條下寫道：“亦稱‘輕浮貨’‘輕泡貨’‘泡貨’。運輸部門對體積大而重量輕的貨物的通稱。如空鐵桶、泡沫塑料等。”唐人所說的“輕貨”指什麼？新《辭海》沒有提到，試為解釋如下：
《韓非子》卷十八《六反》：“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陳奇猷雲：“太田方曰：輕貨，貨之可懷者。”王煥鑣雲：“輕貨，言其價值小，與下句中‘百金’相反。”一說“輕貨”體積小，一說“輕貨”價值小。
晁錯《論貴粟疏》：“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亡逃者得輕資也。”《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範蠡“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晁錯、司馬遷將“輕”與寶――“珠玉金銀”聯係起來，與韓非所說的價值小的“輕貨”，意義不同了。
《南齊書》卷三《武帝紀》：“永明四年（486）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準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製’。”卷四《武十七王傳?竟陵文宣王子良》：“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唐會要》卷八十三《租稅上》：開元二十五年（737）三月四日敕，“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通典》卷六《食貨典?賦稅下》：開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諸州租並回造納布”。所謂“折租布”“折租造絹”“回造納布”，就是以絹布代替糧食繳納國家賦稅。絹布比糧食輕，運輸方便一些。況且唐代絹布與貨幣一樣使用。也就是在玄宗時，“輕貨”成為專用詞，如：
《舊唐書》卷一五《王傳》：天寶四載，“加勾戶口色役使……既為戶口色役使，時有敕給百姓一年複。即奏征其腳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唐紀》三十一：天寶四載，“上以戶部郎中王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複除。奏征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複除”。）
《唐會要》卷八十七《轉運鹽鐵總敘》：“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食，遂拜監察禦史，為之使。”（《資治通鑒》卷二一九《唐紀三十五》：至德元載十月，“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
《舊唐書》卷十一《代宗紀》：永泰二年（766）十一月丙辰詔：“在京諸司官員久不請俸，頗聞艱辛。其諸州府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據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糶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庫，以助均給百官。”
玄宗時以腳錢買“輕貨”，肅宗時以江、淮租庸買“輕貨”，代宗時以諸州職田苗子買“輕貨”，與上述“折租布”“折租造絹”“回造納布”一樣，以此論斷，“輕貨”應指絹布。
元結《唐元次山文集》卷十《奏免科率等狀》雲：“當州（道州）奏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其今年輕貨及年支米等，臣請準狀處分”雲雲。元結以“錢”與“物”對舉，在“物”之中又以“輕貨”與“米”對舉，可見“輕貨”既不指錢，又不指米。
北宋仍沿用“輕貨”一詞。看看北宋人對它的用法，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唐代的情況。《長編紀事本末》卷十三《李順之變》：“……孟氏割據，府庫益以充溢。及王師取之，其重貨銅布，即載自三峽而下，儲於江陵，調發舟船，轉運京師。輕貨紋，即自京師至兩川設傳置，發卒負擔，每四十卒所荷為一綱，號為‘日進’。”《宋史》卷一七五《食貨誌上三?漕運》：“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北宋人以“銅布”“漕米”為“重貨”，以“紋”為“輕貨”，完全與唐人一樣。由米―錢―“輕貨”，折變的過程也與唐代相同。可見，從唐到宋，“輕貨”指絲麻織品是無可懷疑的。
還要說明的是，唐代“輕貨”雖指絹布，但不是專指絹布。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唐紀三十二》：天寶八載（749）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征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新唐書》卷二六《外戚傳?楊國忠》：“天寶七載……專判度支……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在這段話中，既有“輕貨”，又有“布帛”，從而看出“輕貨”不是布帛的同義語，它所包括的物品，不僅是布帛。
《舊唐書》卷一五《韋堅傳》：“若廣陵郡船，即於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綠、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膽、翡翠……吳郡即……方文綾……堅跪上諸郡輕貨”。（《新唐書》卷一三四《韋堅傳》同）從這條資料看出，除了絲織品、麻織品之外，各地值高而量輕的特產，也可稱為“輕貨”，即所謂“本郡輕貨”。
最近，一本通俗讀物《鑒真》把“輕貨”解釋為“錢”，顯然是錯了。另一本通俗讀物《鑒真》把“輕貨”解釋為“有關物資”，請問“有關物資”又是什麼呢？還有一本《鑒真和尚東渡記》把“輕貨”解釋為“細軟”，也不確切，因為“輕”是對“重”而言，“細軟”是對“粗硬”而言，含義是不同的。
考出唐朝“輕貨”一詞的含義以後，還要進一步分析鑒真交給法進的“輕貨”是什麼物品。天寶三載鑒真是派法進到福州“買船，具辦糧用”的。從天寶二年鑒真在揚州“出正爐八十貫錢”買一隻船推算，約合一百五十匹至二百匹絹。如“輕貨”專指絹，法進要帶二百匹以上的絹去。而天寶二年鑒真第二次東渡所攜帶的物品中，沒有絹布之類。況且，鑒真一行是“舟破”後上岸的，即使攜帶絹布，也損失了。鑒真在明、越、杭、湖、宣州“開講，授戒”，可以得到報酬，其中可能有絹布。但法進是悄悄地到福州去的，不宜攜帶很多絹布，惹人注意。從這個實際情況判斷，鑒真交給法進的“輕貨”，可能有絹布，但不可能全部是絹布。
據《舊唐書》卷八十八《蘇傳》：“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估計天寶二年鑒真從揚州出發時，隨身攜帶了珍珠之類。珍珠之類可以放在鑒真懷袖之中，所以“舟破”時未遭損失。天寶三載鑒真交給法進的“輕貨”，主要應是從揚州帶來的珍珠之類。法進可以將它放在懷袖之中，不會被人發現他是奉鑒真之命，到福州“買船，具辦糧用”，準備第四次東渡的。這次東渡計劃未能實現，不是法進暴露了目標，也可作為他所帶“輕貨”是藏於懷袖之珍珠的旁證。
第五次東渡天寶七載（748），鑒真一行從揚州出發，“造舟、買香藥，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載所備”。這隻船在大海中漂流了許多天，未達日本，卻流到振州。鑒真等經萬安、崖、雷、羅、辨、象、白、藤、梧、桂、端、廣、韶、虔、吉、江、潤州，於天寶十載（751）回到揚州。長途跋涉，攜帶的物品不可能不遭受損失。
第六次東渡天寶十二載，鑒真一行乘坐日本遣唐使回國的船，成功到達日本。
在這許多物品中，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最為珍貴。中國書法自東漢以來，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魏鍾繇始創真書，但多少還留有隸書的遺跡。東晉王羲之的真書，形體完全能自立，被稱為“書聖”。王獻之繼承父親的書法藝術，稱為“小聖”。父子合稱“二王”。二王真書是南朝書體的正宗。經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書又成為全國書體的正宗。
唐太宗深愛王羲之的書法，多方搜羅王羲之的墨跡。搜羅的方法，一是買，如《全唐文》卷三二韋述《敘書錄》：“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禦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太平廣記》卷二九《書類四?褚遂良》引《譚賓錄》：“太宗嚐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二是騙，如何延之《蘭亭始末記》：“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誌玩書，臨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知〔討〕此書，知在辨才處，乃降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嚐獲見，自禪師喪後，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辨才之處。又敕追辨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三次利誘都未能生效，隻有用騙術了。房玄齡向唐太宗推薦蕭翼到辨才處騙取了《蘭亭序》。經過唐太宗的多方收羅，民間的王羲之墨跡已所剩無幾了。從如下的幾件事可以證明：
（1）《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嚐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今在……’”王羲之的後裔，僅藏王羲之墨跡一卷，可見其稀少。
（2）劉《隋唐嘉話》卷下：“王右軍《告誓文》……其真本雲：‘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月〔日〕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上〕，便留不出。或雲：後卻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煨燼，此書亦見焚雲。”（參閱《太平廣記》卷二九《書四?王羲之》引《國史異纂》）這一件收藏得極為秘密的王羲之墨跡，一旦被發現，就爭奪不休，燒掉才了事，可見其珍貴。
（3）韋述《敘書錄》：“蕭令尋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敕令滑州給驛齎書本赴京。其書有貞觀舊織成題字。奏進書本留內，賜絹一百匹以遣之，竟亦不問得書所由。”這一件王羲之墨跡，從宮廷散入民間，又由民間歸於宮廷。
（4）張懷《書斷》：“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雲‘隻可就看，未嚐借人也’……後不知落於何人。”“公《借船帖》是（京師書儈）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百千方得。”（李綽《尚書故實》同）這一件王羲之墨跡，輾轉於書儈官僚之手，後不知下落。
從這幾個例子看出，到唐玄宗時，王羲之墨跡已是非常難得到的了。鑒真第二次東渡時所攜帶的物品清單中，還沒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在第六次東渡時所攜帶的物品清單中，才出現了“王右軍真跡行書一帖、小王真跡三帖”，鑒真成為“二王”四帖的收藏者，應是第二次東渡以後的事。請問這異常珍貴的四帖是從何而來的呢？
據《晉書》卷八《王羲之傳》及魯一同《王羲之年譜》，東晉穆帝永和七年（351）王羲之“自護軍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傳雲：“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誌。”又雲：“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裏，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王羲之晚年的活動地區，相當於唐代的浙江東道，他的墨跡必然在這一帶流傳較多。
王羲之晚年與僧侶亦頗有往還。如《高僧傳》卷四《義解一?晉剡沃洲山支遁傳》：“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遁既還剡，經由於郡，王故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卷十一《習禪?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傳》：“（赤城）山有孤岩獨立，秀出千雲。猷摶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反。”可以想象，浙東一帶的僧人，能得到王羲之墨跡。（《高僧傳?義解一?晉剡東仰山竺法潛傳》：“康法識……以草隸知名，嚐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過識，識共昕各作右軍草，傍人竊以為貨，莫之能別”。如果這兩個和尚不收藏著王羲之墨跡，朝夕臨摹，不可能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
王羲之在會稽的住宅，後為佛寺。他的後裔有出家做和尚的。《高僧傳》卷十三《興福?宋山陰法華山釋僧翼傳》：“時有釋道敬者，本琅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於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為供養眾僧，乃舍具足，專精十戒雲。”王羲之七世孫智永、惠欣也是和尚。智永禪師又是書家。《蘭亭始末記》說他“於（永欣寺）上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這一段話告訴了我們，浙東佛寺與王羲之後裔，有密切的關係。《蘭亭序》是智永傳給辨才的，《告誓文》真跡是在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發現的。從這些線索推想，在浙東、西一帶佛寺裏，可能還秘藏著王羲之的一點墨跡。
鑒真第二次東渡失敗後，曾在明、越、杭、湖、宣州“巡遊、開講、授戒”。越州道樹寺僧真，天台山國清寺僧法雲等人，又是鑒真的“超群拔萃”弟子。憑著鑒真在佛教徒中的威望，以及他與浙東佛寺住持人的師徒關係，如果這裏還秘藏著一點王羲之墨跡的話，是可能贈送或出讓給他的。
鑒真攜帶到日本去的“王右軍真跡行書一帖、小王真跡三帖”，“皆進內裏”，這給日本書法藝術以深刻的影響。當時，在日本皇室的提倡下，學習王羲之書體，蔚然成風，為日本書道的主流。
總之，鑒真把他為人授戒、講經、治病所得的報酬，用於六次東渡造船、買船以及采辦各種物品，雖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損失，而他毫不吝惜，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從這個角度，也能說明鑒真具有深遠的見識、開闊的胸懷，令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