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科技園建設配套市場
1999年十月金秋，深圳迎來了建市20年來最盛大的節日：深圳首屆高交會。高交會由中國對外經濟合作部、科學技術部、信息產業部、中國科學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
高交會從10月5日開幕，高交會期間，共有2856家中外知名企業和機構、4150項高新技術成果參加了展示和交易。除“三部一院”外，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港澳台地區和農業部，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22所著名高校均派人參加了這次盛會。
還有來自美國、加拿大等26個國家的402家高科技企業、大學、研究所、金融機構和一批國際風險投資機構來到深圳，從而使深圳高交會成為世界的高交會。
這次高交會在10月10日勝利閉幕。高交會期間，參觀人數達到30萬人次，成交金額65億美元，實現了大規模、高水平、國際性的既定目標。首屆高交會被譽為深圳乃至全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一個裏程碑。
高交會的召開，是就深圳高科技園的發展需求而產生的。因為在高科技企業入駐深圳高科技園的同時，企業原材料供應鏈配套和高科技產品成果的出路就成了擺在高科技園發展道路上的首要問題。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生產電子、通訊、電器產品為主的電子企業大量湧入深圳，對電子元器件的需求十分旺盛。
然而，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製下，無論企業生產什麼都要向電子工業部報計劃，作為生產原料的電子元器件，也是由電子工業部按計劃統一分配的，這遠遠不能滿足高科技市場發展的需要。因此，深圳急需專業的電子交易市場。
1988年3月，深圳電子配套市場在深南中路華強北路口開業，這不僅是深圳第一家電子專業市場，同時也是全國第一家電子專業市場，並創造了中國電子專業市場的經營模式。電子配套市場又稱“賽格電子配套市場”。
來自全國的電子公司紛紛落戶，賽格電子配套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市場影響力迅速提升。其輻射力從深圳延伸到珠三角，繼而波及到全國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為此，賽格電子配套市場在1990年、1993年和1995年進行了三次擴容。
1999年，深圳市為賽格電子市場建成了73層的賽格廣場。深圳賽格電子市場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力量。一位在賽格廣場經營元器件經銷商說：
賽格市場電子元器件的價格已經成為中國電子元器件的風向標，直接影響到北京中關村，影響到上海、廣州電子市場的價格。
除了電子元器件，華強北的手機產品價格也是中國手機市場和東南亞等新興市場的價格風向標。
後來深圳之所為被外界稱為手機之都、電子產品之都，都是因為深圳的配套能力和效率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擬的。
隨著深圳電子專業市場經營範圍的不斷擴張，它已經由華強北“溢”出到南山、寶安、龍崗各地。2000年深圳寶安電子城開業，2001年深圳龍崗電子城開業，2003年深圳寶安沙井電子城開業，2005年底位於深圳龍崗平湖的華南城電子交易中心開業。
電子元器件供應問題解決之後，高科技企業的科技產品成果的出路問題日益顯示出來。為了給高新科技產品尋找出路，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應運而生。
1999年10月，國家10個部委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主辦的高交會開幕，同時承擔起深圳高新技術企業走向中國和全球市場的曆史使命。
隨著曆屆高交會的成功舉辦，深圳高交會逐漸成為了中國最大的高新技術進出口交易會。高交會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許多國際知名跨國公司，美、英、德、法、意、俄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歐盟等許多國家政府組團參加深圳的高交會。
除了每年一度的高交會，深圳還有一個永不落幕的“窗口”，華強北電子商圈。
深圳遠望數碼商城市場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永紅說，在2001年時華強北電子商圈還處於原始的狀況。經過幾年發展，電子、通訊和零售已經成為華強北的支柱產業，產值占整個華強北的三分之二左右，而通訊產品產值又占電子和通訊兩大產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
後來華強北手機商圈不僅是中國手機市場的窗口，同時也逐漸成為麵向東南亞、中東、非洲和俄羅斯等地區手機市場的窗口。
2007年10月，深圳市福田區政府和賽迪顧問公司聯合推出“華強北指數”，該指數共有各級各類指數55個，包括華強北電子市場價格綜合指數，電子元器件、手機產品、數碼產品以及ＩＴ產品4個一級產品價格指數等，整個指數體係基本涵蓋了華強北電子產品邊界，反映華強北電子市場交易價格變化趨勢。
深圳市社科院城市營運中心主任高海燕曾認為，“華強北指數”將成為深圳市不可複製的特色城市名片，並將由此帶動華強北市場向高端集聚，產業向高端升級，引領深圳市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高潮。
通過賽格電子市場和高交會等形式，深圳高科技園得到不斷完善和發展，深圳也成為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領軍。
中科院創建中關村一條街
1988年，《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全文刊登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報告》。同年5月，國務院正式批準發布《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中關村徹底摘掉了“騙子一條街”的帽子，成為了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
一大批科技公司開始在這裏成立發展，科研成果如雨後春筍，其中不乏一些令世界矚目的新技術。從此，中關村真正步入了大規模創業期，它開始締造屬於自己的“PC時代”。同時柳傳誌、王文京、郭為這些當年的年輕人，也在這一年開始打造自己的中關村夢。
隨著中關村發展步入正軌,它深刻地改變了北京的產業格局。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從1988年的527家發展到2007年的21025家,總收入從1988年的14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90357億元。
中關村的創業潮始於80年代初。1979年陳春先到了美國。他訪問“波士頓128號公路技術擴散區”，以及加利福尼亞的“矽穀”。於是，他開始理解所謂“技術擴散區”的概念，他也終於明白了“把工廠、學校、研究所密切聯係起來”的體製。科技與產業結合的繁榮景象深深觸動了他，他決心把這個“嶄新的概念”引進到中國。這個概念就是將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
1980年，陳春先回國。他在新成立的“北京等離子體學會”敘述自己在美國看到的一切，並當場宣布自己的計劃，成立“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
1981年結束時，陳春先和他的同伴們依靠自己的智慧，在第一年裏就贏利3萬元。
陳春先是一個在理論物理學方麵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卻傾心盡力地經營起了屬於自己的小公司。這在當時許多科學家的眼裏，是不走正路。
1982年1月，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的一次會議上，陳春先和領導發生第一次正麵衝突。領導說陳春先“不務正業，歪門邪道，腐蝕幹部”，指責陳春先“搞亂人的思想，搞亂科研秩序”。陳春先則反唇相譏：“我看不是搞亂了科研秩序，而是正在建立新的科研秩序。”於是，領導毫不留情地把爭論升級，指控陳春先從未向他報告財務收支，其賬目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於是，陳春先和他的公司謠言紛紛。有的謠言說，這個人正在收買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恣意發放“紅包”。有的謠言說，這個人把國家科研經費竊為私有。還有人聲稱，已經看到一份非法獲取收入者的名單，牽涉至少20個科學家和大學教師。
針對領導提出的要查自己的賬目，陳春先表示拒絕。但爭執後雙方還是決定以折中的方式解決，由“服務部”的直接上級北京市科協來審查它的賬目。
北京市科協派出一位名叫趙綺秋的人來主持此事。趙綺秋在“服務部”成立會議的時候就曾代表科協到場向陳春先他們致賀，她完全站在陳春先一邊。趙綺秋率人煞有介事地檢查一番後，宣布陳春先的賬目“沒有任何問題”。
不用說，領導不接受這個結論。他提出由物理所派人再次核查賬目，遭到陳春先的拒絕。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裏，雙方僵持不下。
領導可以利用職權扣發那些人的獎金和節日補貼，把職稱評選拖延不辦，甚至指示大門警衛對陳春先等人的行蹤嚴加防範，但是限於權力，他卻不能達到取締這一“非法組織”的目的。於是他打算借助科學院的力量來平息這場糾紛。
氣氛驟然緊張，對陳春先等人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冬天，他們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規則上都不是無懈可擊的。領導卻是另外一種心情。陳春先認定這個冬天是屬於他的，因為真理和權力都在自己這邊。
領導的指控不僅讓陳的陣營麵臨瓦解，而且還令趙綺秋陷入危險境地。趙綺秋的丈夫周鴻書是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手下有一大群既聰明又行動麻利的記者。那時的記者除了在媒體上擁有一呼百應的力量外，還有特殊渠道讓他們的報告直達中南海。這時候，有位叫潘善棠的記者去中關村走了一趟。
潘善棠的調查報告寫成後上達中南海內，還萬無一失地將它“增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記者以大部分文字表揚陳春先的行為，說他學習美國矽穀經驗，初見成效，“一個類似國外的‘新技術擴散區’”正在中關村出現。
但報告的關鍵部分卻在最後一段，陳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術擴散試驗，卻受到本部門一些領導的反對，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繼續試驗的積極性。
很快中南海的一連串批示傳達下來，把整個科學院弄得沸沸揚揚。胡耀邦、方毅的批示都一致認為，陳春先的做法是完全對頭的，應予鼓勵。
批示說：
陳春先同誌帶頭開創新局麵，可能走了一條新路子，一方麵較快地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另一方麵多了一條渠道，使科技人員為四化做貢獻，一些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可以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
批示還責成科技領導小組拿出具體的方針政策來。中央領導對這件事情的大力支持，引起了巨大反響。
一切隨之改變，輿論出現“一邊倒”的局麵。記者、作家、學者、官員，聯合在一起，為中關村的未來發展之路指定了方向。
之後的一切都像是美國矽穀學生創業故事的翻版，許多大學教師、研究員都走上了科技創業的道路。